本书是伍德教授的代表作，也是使他为国际学界所知晓的一部著作。本书虽然题名为《黑格尔的伦理思想》，实则是对于《法哲学原理》一书的系统的解读，与之前对于黑格尔伦理思想的研究不同，伍德教授并不认为，黑格尔的伦理思想的基础存在于逻辑学中，而存在于法哲学中，因为正是在后者那里，深刻地解释了黑格尔自由观的社会性的层面，本书最终落脚于《法哲学原理》中的伦理生活部分，不仅对于黑格尔的伦理生活的各个要素详加考证，而且对于黑格尔的伦理生活观念同现代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讨论。

本书是当代重要思想家、政治哲学家和翻译家布鲁姆的文集。布鲁姆是著名思想大师施特劳斯的第一代传人，又在法国师从雷蒙·阿隆、亚历山大·柯耶夫等，师出有门；他学习过一种苏格拉底式的哲学生活，一生通过解释伟大的诗与哲学著作以认识自我。在布鲁姆的心目中，最伟大的巨人不是俨然无所不知的智者，而是认识到自己之无知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施特劳斯说："柏拉图式的洞穴图景描述了人类的根本处境。人是其所处时代及场所中权威意见的囚徒，一切人由此开始，大多数人也在此结束。教育就是从这种束缚中获得解放，就是上升到某种立场，从那里能够看到洞穴。"布鲁姆使我们知道，真正的巨人，并没有因为后现代的解构，而失去思想的力量和生命的光辉。人们对巨人的恐惧--无论是躲避还是否认，却反而从反面显示了巨人的不朽。可以说，这本文集中所收录的文章也都关心了同样的问题，即在现代社会我们如何面对先哲们的高贵精神遗产--那些伟大的书。如何用先哲独特的眼光和深邃的智慧，而不仅仅是现代人的臆想来判断那些伟大思想的价值；不仅由现代反观古代，而且也更要透过古代反思现代的问题，那些记录在伟大作品中的、超越特定文化、经济、政治限制的永恒问题，应该是阅读伟大作品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一个貌似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消除恶行德行之别、甚至也很难确定美好与邪恶标准的世界，伟大作品所代表的价值尺度以及对自然正当的关切，正像这个世界有高个子与小矮子一样不容否认和回避。在冷静思考中，作者呼唤人们在面对现实的同时，与伟大思想家一道思考而不是成为时代精神的奴隶和牺牲品。对布鲁姆来说，"敬畏是从一个伟大的心灵所写下的伟大作品中学到教益的必备条件（唐豪瑟语）"这句话，也是我们的丛书"经典与解释"的宗旨所在。

本书是布鲁姆为他英译的《王制》（又译《理想国》、《国家篇》）所写的解释性文字。布鲁姆长期浸润在政治哲学中，对于《王制》更是钻研经年，每一个见解、每一处论断都是他深思熟虑、反复孕育的产物，故如河蚌炼珍珠，满篇皆珠玑。他的语言通俗易懂，流利畅达，说理透彻，富于情感，使得本书远远超出了一般理论家和学术人的局限，不仅会让已经具有一定知识基础和思想能力的人读后感到过瘾，对于一般大学生和社会读者也散发出迷人的魅力。这是思想原本就该具有的气质和风貌。
本书致力探究的“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一终极问题与每个人都有关系，必能激发每个读者的头脑和心灵，进而引起读者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因此，本书既是学者深入研究《王制》之必备，又是学生初步探索《王制》之指引，还是更多喜爱经典作品、热衷通识教育的人们借以进行自我提升的好材料。

编辑推荐
译者暨笺注和义疏者吴雅凌博士的译文朴实生动，笺注详尽丰富，义疏独到深刻。
整部《劳作与时日》犹如一出精彩的戏。在城邦剧场上，不只佩耳塞斯在听，所有人都在听。王公贵族们在听，不同意见的人们在听，聪明的人们在听，一知半解的人们在听。诗人的声音看似只有一个，却要应对来自四方的诸种表情和动作，随时变换修辞，做出扑朔迷离的变形，犹如庄子言辞里的北冥的鱼，逍遥于故事、神话、寓言、箴训和隐喻之间，在宙斯王的光照下攀升下行。
丹麦哲人基尔克果喜用假名出版哲学书，且不厌其烦地强调，书中观点不是他本人的完整观点。基于言说的限度，每个假名作者一次只能勉力揭示真实的一种面具。按基尔克果的说法，这并非他本人的创举，而是一种古老的手法。我们有理由相信，赫西俄德是最早践行这种古老方法的写作者之一。

此译本由年轻的柏拉图学者完成，作为译著，译文忠实于古希腊原文且文笔优美；作为研究，文前题解、文中注释详尽而深入。目前国内虽然已有一种柏拉图书信的译本在先，但未加笺注，帮助有限。因此，这个译本可以称得上柏拉图书信研究领域的填空之作。
译本在追求“信”与“达”的基础上，兼顾文本的文学价值。语言从容不迫，不紧不慢，稳步前行，既保留了古希腊原文雍容宁静的风度气质，读起来也晓畅明白，毫不缠夹。几可媲美另一部柏拉图译作，即吴飞老师的《苏格拉底的申辩》。
柏拉图的作品，除了对话录之外，还有十三封书简。这些书简是柏拉图实际写就，还是虚拟性的、类似于小说的文学创作，迄今仍是不解之谜。这些书简展现了柏拉图一生的行迹，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柏拉图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以及柏拉图对哲学的理解。
本译本基于希腊文文本译出，同时吸纳多个英译本、法译本的注释，意在提供汉语学界第一部可靠翔实、可供研究者使用的译本。
译者为每封书简撰写“题解”，说明书简写作的时间、语境、收信人身份，概述书简的主要内容和主题，并指出西方学界相关的研究和争议。注释部分极其详尽，广纳各家之说，涉及文本问题、背景考证、义理阐释等等，旨在帮助读者全面、深入地了解文本。篇末另附有人名和地名索引，可供读者进一步查考。

本书作者通过对莎士比亚主要的八个历史剧整体系列的综合阐释，通过分析莎士比亚对待这些历史主题所保持的精思熟虑以及他大多数历史剧的精致架构，让人们更加相信莎士比亚是受过教育的，在广阔的智慧和思考的力量上是可以媲美但丁和弥尔顿的诗人；他提升了编年史剧的水平，将编年史剧变成一种独立的真正的戏剧类型，而不只是悲剧的附属品。并且从一开始到最后、在他所有的历史剧中始终对秩序原则有着稳固的意识，并因为这种意识而与同时代那些更具哲学思维的作家们更为接近。
莎士比亚历史剧以史诗的方式表现了他头脑中的中世纪以及他那个时代的生活图景，其中心主题则是被置于庄严而高度道德化语境中的英格兰或国家主题。
在西方文教传统谱系中，不断有学人将莎士比亚与柏拉图并举。莎士比亚戏剧以历史舞台为背景，深涉人世政治问题的底蕴，尤其是王者问题，一再激发后人掂量人性和人世的幽微，为后世探究何谓优良政制、审慎思考政制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不仅如此，与柏拉图的戏剧作品一样，作为政治哲人的莎士比亚没有学说，他的政治哲学思考无不隐含在笔下的戏剧人物和戏剧谋篇之中。

《浮山文集》是明代思想家方以智的文集，是“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之“方以智集”的一种。
方以智家学渊源，博采众长，主张中西合璧，儒、释、道三教归一。一生著述400余万言，多有散佚，存世作品数十种，内容广博，文、史、哲、地、医药、物理，无所不包。
《浮山文集》是方以智一生文章的总集。全书包括《前编》十卷，《后编》两卷，《别集》两卷，共计十四卷。其中，《前编》收录其出家前的作品，《后编》收录其出家后的文章。《别集》以书画题跋为主，也包含少量的铭文。

《柏拉图的<会饮>》为英语世界细致通解柏拉图《会饮》的第一部作品，首次采用戏剧形式来对待柏拉图的对话，探讨被柏拉图具象化了的人类性欲的哲学含义。《柏拉图的<会饮>》初版于20世纪60年代分析哲学和古典语文学诡异结合之际，当时大起争议，而今不但为各派学者接受，其关于男同性恋性行为的理论含义的分析，亦被视为人之存在的柏拉图戏剧现象学的关键所在。作者罗森锐气逼人，分析细腻，笔力雄健，虽有争雄施特劳斯之心，亦尽得乃师真传。

目录
“古希腊悲剧注疏”出版说明(刘小枫) / 1
中译本说明 /1
英文版前言 /1
致谢 /7
第一章导言 /9
第二章古代悲剧——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 / 28
第三章现代科学的起源——笛卡尔的《谈谈方法》第一至三部分 / 57
第四章现代科学的终结——笛卡尔的《谈谈方法》第四至六部分 / 101
第五章自治的限度——柏拉图的《美诺》 / 149
第六章结语 / 223
参考书目 / 230
索引 / 236
古希腊悲剧注疏”出版说明（刘小枫）
古希腊悲剧源于每年一度的酒神祭（四月初举行，通常持续五天），表达大地的回春感（自然由生到死、再由死复生的巡回），祭仪内容主要是通过扮演动物表达心醉神迷、灵魂出窍的情态——这时要唱狂热的酒神祭拜歌。公元前六百年时，据说富有诗才的科林多乐师阿瑞翁（Arion）使得这种民俗性的祭拜歌具有了确定的格律形式，称为酒神祭歌（＝Dithyrambos），由有合唱和领唱的歌队演唱。古希腊的悲剧，生发于在这种庄严肃穆的祭歌之间插入的有情节的表演，剧情仍然围绕祭神来展开。
我国古代没有“悲剧”“喜剧”的分类，只有剧种的分类。如今我们已经习惯把古希腊的tragedy译作“悲剧”，但罗念生先生早就指出，这个译法其实并不恰当，因为tragedy并非表达“伤心、哀恸、怜悯”的表演。Tragedy来自希腊文，词尾edy＝［祭歌］即伴随音乐和舞蹈的敬拜式祭唱：Tragedy的前半部分Trag的原义是“雄兽”，与 edy 合拼就是“雄兽祭歌”，意思是给狄俄尼索斯神献祭雄兽时唱的祭歌，形式庄严肃穆。因此，Tragedy的恰切译法当是“肃剧”——汉语的“肃”意为“恭敬、庄重、揖拜”，还有“清除、引进”的意思，与古希腊Tragedy的政治含义颇为吻合。
Comedy的希腊语意为狂欢游行时纵情而又谐谑的祭歌，同样与酒神狄俄尼索斯崇拜有关。这种狂欢游唱形式后来发展成有情节的隐语式欢谑，译作“喜”剧，就失去了这一关键含义，不妨译作“谐剧”——“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谐剧”的隐语形式上轻松、打趣，实则“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因此“古之嘲隐，振危释惫”。
约定俗成的译法即便不甚恰切，也不宜轻举妄动，但回头一想，西方文明进入中国才一百多年，从历史角度来看，刚开始而已，来日方长，译名或术语该改的话何不趁早改？
无论戏剧的严肃形式（肃剧）抑或轻快形式（谐剧），均与宗教性祭祀相关。从祭仪到戏剧的演化，关键一步是发明了有情节的轮唱：起先是歌队的领唱与合唱队的应答式轮流演唱，合唱队往往随歌起舞——尽管应答式轮流演唱已经可以展现情节，但剧情展示仍然大受限制，于是出现了专门的演员，与合唱歌队的歌和舞分开，各施其职：歌舞与演戏分开，合唱歌队演唱的英雄传说才有了具体的人物再现。起初演员只有一个，为了展开戏剧情节，演员得靠戴不同的面具来变换角色。诗人埃斯库洛斯索性把演员增加到两个，到了索福克勒斯时代，演员才加到三个：演戏的成份明显增多来了，但合唱歌队的歌和舞仍然起结构性的支撑作用。
肃剧源于酒神祭拜民俗——最早发明有情节的轮唱的艺人忒斯匹斯（，Thespis）出生在阿提卡的Ikaria村社，当地就风行狄俄尼索斯崇拜和祭拜表演。僭主庇西斯特拉图（Peisistratus，约前600—528）当政（公元前560年）后，把狄俄尼索斯祭拜表演从山区引入雅典城邦，搞起了酒神戏剧节，此时雅典在这位僭主治下正加快步伐走向民主政制。
雅典城邦的统治者创办戏剧节，对于雅典城邦来说是一件大事——有抱负的统治者必须陶铸自己人民的性情，为此就需要有自己的德育“教材”。从前，整个泛希腊的政治教育都是说唱荷马叙事诗和各种习传神话，现在，城民诗人为了荣誉和奖赏而相互竞赛作诗，戏剧节为得奖作品提供演出机会，城邦就有了取代荷马教本的德育教材。不仅如此，开办戏剧节也是城邦走向民主政制的重要一步：剧场与法庭、公民大会、议事会一样，是一个体现民主政治的制度性机制——雅典城邦的肃剧和谐剧是雅典人自编、自演、自看、自评。雅典城邦人口不多，上万人的剧场几乎能装下多数成年公民，观众都是熟人，写戏的、演戏的和评戏的人相互也是熟人；演员与合唱歌队这两个基本的表演要素形成的互动关系，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民主政治形成之初和之后出现的新的人际关系——通过戏剧，城邦人民反观自己的所为、审查自己的政治意见、雕琢自己的城邦美德，从而，戏剧在城邦中起着重要的公民教育作用——戏剧诗人成了人民的政治教育者，其政治责任首先在于，把城民同自己的古典传统维系在一起。
雅典民主政制才是古希腊肃剧和谐剧的真正摇篮——所有古代文明都有自己的宗教祭仪，但并非所有古代文明都有城邦性质的民主政制。古希腊戏剧（肃剧和谐剧）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与古希腊城邦出现的民主政制相辅相成。因而，追问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肃剧，与追问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演讲术，同样没有意义。古希腊肃剧的内容，明显反映了雅典城邦民主制的形成、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展现了民主政制中的雅典人的自我认识、新的生活方式及其伦理观念。从而，古希腊肃剧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特别时刻所发生的一个特别的事件。研究古希腊肃剧，不应该把它用作一种普遍的戏剧形式去衡量其他古代文明，我们倒是应该充分关注这一戏剧形式本身的特殊性及其所反映的民主政治问题，尤其民主政制形成初期与传统的优良政制的尖锐矛盾。
古代戏剧的基本要素说到底是言辞（如今所谓“话剧”），戏剧基于行动，但行动在戏台上更多靠言辞而非表演来呈现，即便表达悲哀的呻吟和痛苦的叫喊，靠的也是言辞表达功力，而非如今装腔作势的演技——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如何学习和研究古希腊戏剧？
自结构主义人类学兴起以来，古希腊肃剧研究出现了重大转向：学界关注的不再是传世的三十多部剧作本身，而是戏剧反映的所谓当时的文化生态和社会习俗。即便研读剧作，也是为了去寻求社会政治结构的佐证。亚里士多德在《论诗术》中说，肃剧作品即便没有演出，也值得一读，现代的人类学古典学者却说，要“看戏”而非“读戏”，自负地说，亚里士多德根本不懂肃剧。
问题关键在于，后世应当不断从肃剧作品中学习什么——学习古希腊的诗人在民主政治的时代如何立言……“无有屈原，岂见《离骚》”；没有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岂见伟大的传世肃剧！——“陶铸性情，功在上哲”，现代的人类学古典学者让我们不再关注诗人，而是去关注社会习俗，无异于废除了让我们陶铸性情的机会。相反，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教诲，即便如今我们没有机会看到肃剧演出，也可以通过细读作品，“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
幸赖罗念生、周作人、缪灵珠、杨宪益等前辈辛勤笔耕，至上世纪末，古希腊悲剧的汉译大体已备，晚近则有张竹明、王焕生先生的全译本问世（译林版2007）。“古希腊悲剧注疏”乃注疏体汉译古希腊悲剧全编，广采西方学界近百年来的相关成果，务求在辨识版本、吸纳注疏、诗行编排等方面有所精进，亦收义疏性专著或文集，为我国的古典文教事业的蓬勃展开和推进古希腊悲剧研究提供踏实稳靠的文本。（刘小枫）
中译本说明（郭振华、曹聪）
将现代科学的起源追溯至古希腊悲剧，这一做法并不稀奇。在《科学与现代世界》第一章“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本书第三章同名）中，怀特海（A. N. Whitehead）就已经谈道：希腊人对自然的看法（至少是他们留传到后世的宇宙观）本质上是戏剧性的。……他们认为宇宙的结构方式就像一出戏剧中的情节那样，完全是为了体现出一般观念都归结到的一个目的。……希腊戏剧作品通过各种形式在许多方面对中古思想发生了直接影响。今天所存在的科学思想的始祖是古雅典的伟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等人。他们认为命运是残酷无情的，驱使着悲剧性事件不可逃避地发生。这正是科学所持的观点。希腊悲剧中的命运，成了现代思想中的自然秩序。……这种无情的必然性充满了科学的思想。物理的定律就等于人生命运的律令。参《科学与近代世界》，怀特海著，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页8－11。楷体强调为引者所加。与笛卡尔相似，怀特海紧紧盯住科学的“移风易俗”作用，还在该书篇末鼓动现代思想家争做“世界的主宰”。同上，页199。戴维斯教授虽然同样将现代科学的起源追溯至古希腊悲剧，但是，他举的例子是索福克勒斯笔下自杀的埃阿斯——可见他并没有怀特海那么乐观。而且，本书讨论完笛卡尔的《谈谈方法》之后，接着便讨论柏拉图的《美诺》，而《美诺》的主题恰恰是美德——这很可能是在提醒我们注意科学与美德、道德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新科学（以及新科学基础上的新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也都能看到，人的力量得到了巨大增长。与前人相比，现代人是巨人。但是，我们同样注意到，智慧和美德没有取得相应的增长。我们不知道，作为巨人的现代人究竟比前人好还是比前人坏。除此之外，现代科学的这种发展在如下观点中到达顶峰：人不能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区分善恶——即著名的“价值判断”。关于如何正确使用现代科学的巨大力量，没有什么负责任的话可讲。现代人是瞎了眼的巨人。施特劳斯，《进步还是回归》（Progress or Return），文见《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施特劳斯思想绪论》（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ought of Leo Strauss，中译本见华夏出版社，即出），Thomas L. Pangle编，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rss，1989，页239。前面是古典悲剧，后面是古典政治哲学，中间夹着现代科学——戴维斯教授从“细致考察诸节骨眼入手”，施特劳斯，《如何着手研究中古哲学》，文见《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前揭，页218。以通古今之变，正本清源地审视现代科学提出的各种主张。本书节骨眼是“自治”（autonomy）——埃阿斯因不能自治而自杀，笛卡尔意欲通过新科学达到自治，柏拉图通过《美诺》说明自治的限度。auto即autos、self［自己］，nomy即nomos［礼法、习俗、法律］、nomizō［立法、统治、治理］；合在一起，就是“自治”。Autonomy还可以译为 “自主”、“自律”、“自作主张”、“自己立法”、“［不假外求地］自己作自己的主人”……为统一译名起见，本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将autonomy译为“自治”。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本书作者。在《走向古典诗学之路：与伯纳德特聚谈》中，我们已经听到过戴维斯教授的声音。他是伯纳德特的高足之一，现为萨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哲学教授，同时在福达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政治学系教授研究生课程。迄今为止，戴维斯教授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六本：
《古代悲剧和现代科学的起源》（Ancient Tragedy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8），主要处理三个文本：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笛卡尔《谈谈方法》，柏拉图《美诺》，还在导言中谈到柏拉图《会饮》的一些妙处；
《哲学之政：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义疏》（The Politics of Philosophy: A Commentary on Aristotles Politics，Lanham，MD: Rowman & Littlefield，1996，中译本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哲学之诗：亚里士多德〈论诗术〉》（The Poetry of Philosophy: on Aristotles Poetics， South Bend, Ind.：St. Augustines Press，1999），通过文本细读，疏解《论诗术》；
《哲学述怀：卢梭〈孤独漫步者的遐思〉》（The Autobiography of Philosophy: Rousseaus The Reveries of the Solitary Walker，Published：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1999，中译本将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约80页，分四章，分别处理四个文本：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尼采《论道德的谱系》、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一章、柏拉图《吕西斯》；第二部分约160页，以超过原书的篇幅细读卢梭《孤独漫步者的遐思》；
《亚里士多德〈论诗术〉译注》（Aristotle on Poetics，St. Augustines Press，2002），伯纳德特、戴维斯合译。此书导言由戴维斯撰写，已有陈明珠译文：“《诗学》微”，刊于《经典与解释》第十四辑，《〈诗学〉解诂》，刘小枫、陈少明主编，2006；
《求知欲：深思自由教育》（Wonderlust: Ruminations on Liberal Education，South Bend, Ind.：St. Augustines Press，2006），这本书是戴维斯教授的演讲、论文集，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自由教育，第二部分具体阅读一些古典大书，第三部分则谈及作者的老师们，如施特劳斯、肯宁顿、伯纳德特。
戴维斯教授告诉我们，他的下一本书大概会题为《希腊人的灵魂》（The Soul of the　Greeks），大约分为五章，分别涉及荷马、希罗多德、欧里庇德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文本。
此外，戴维斯还和萝娜•伯格一起编订伯纳德特文集，使我们这些后学有机会更多地受惠于这位好老师。现有：《情节论证：希腊诗哲散论》（The Argument of the Action: Essays on Greek Poetry and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阿基里斯和赫克托尔：荷马的英雄》（Achilles and Hector: The Homeric Hero，South Bend, Ind.：St. Augustines Press，2005，附有戴维斯教授的导言）。戴维斯教授欣然告诉我们，下一部伯纳德特文集将题为《柏拉图式阅读：希腊罗马诗哲散论》（Platonic Readings: Essays in Greek and Roman Poetry and Philosophy），里面将收入不少未刊遗稿。
本书第三、四章由曹聪译出，其余部分由郭振华译出。翻译第二章时，我们对发表在《经典与解释》第十九期上的孔许友译文有所参考，特此致谢。另外，我们还要感谢中国科学院科技哲学专业的郝苑同学在文献上的部分支持。最后，翻译本书期间，戴维斯教授数次细致回信，在翻译和研究方面都给予我们不少宝贵建议，甚至寄来一些遍寻无着的珍贵资料，在此我们要向他深表感谢。（郭振华、曹聪2008年6月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西方思想史界在20世纪开始重视灵知主义的研究，认为灵知主义是西方思想变迁背后的重要潜流，甚至现代性就是其变种。
灵知派经典或称为《拿戈·玛第文集》(Nag Hammadi Library)是指一批在1945至1946年问在尼罗河上游一个名为拿戈·玛第的城镇所发掘出来的古抄本，其中包括灵知主义的抄本和其他抄本，这些著作的年份约为公元4世纪。它们为研究古代晚期的灵知主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并为研究当时几种主要宗教，包括基督教、犹太教和灵知主义之间的竞争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长期以来，西方史界都在争论一个问题：灵知主义究竟应被理解为基督教内部的发展，抑或一场更广泛的、独立于基督教的、甚至早于基督教的运动?《拿戈·玛第文集》的发现，这场争论似乎自动化解。把灵知主义理解为一种不局限于基督教思想的现象似乎更为准确。在整个后古典时期，基督教、犹太教、新柏拉图主义、赫尔墨斯主义等宗教和哲学中都出现过灵知主义。它是一种综合性的、混合主义的新宗教或者思想潮流，多种不同的宗教传统都可以成为它的基础。

我国现在流行的学术分科滥觞于晚清，其时开始的从“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的转变是为中国传统学术门类向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门类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在晚清发生的剧烈变动与当时经世学风的兴起、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密切相关，传统学术的衰落及转型与西学的引入存在着一种关联互动关系。西学的引入既冲击了传统学术，也冲击了旧式书院教育体制，使中国传统学术和书院制度开始向现代转型。
这种转型大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大致成形，到“五四”时期基本确立，到20世纪30年代最终完成。

作为西美尔文集的一种，本书由以货币哲学和性别哲学为主题精选出来的、最能体现西美尔独特的社会学（或文化哲学）风貌的10篇论文以及两篇分别代表了国内外西美尔研究水准的研究性论文组成。此种编排，可谓文集类书籍中的经典。西美尔文风的生动优雅，加上选编者独到的学术眼光及精深的学术修养，共同造就了本书的精品地位。
从内容上说，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的“宏大”社会学，西美尔的社会学带有更多的经验、感觉特征，他注重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生命感觉，这使他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有独到的深刻，值得我们借鉴。

诗与哲学的关系长久以来都落脚在“争”字之上。《哲学的奥德赛——<王制>引论》以荷马来解读柏拉图，晚近也不乏以柏拉图来解读荷马的尝试，俨然有一种弥合“诗与哲学”之争的风气。然而，诗与哲学之争真的可以消除吗？这一争论的本质是什么？读完《哲学的奥德赛》我们或许会明白，所谓以荷马解读柏拉图，并不算是为诗人辩护，毋宁说只是揭示了一种诗歌形式的对哲学的辩护。
本书沿着《王制》的行文线索做了非常细致的解读，与《奥德赛》意象的对应也深有启发，是一本阅读柏拉图《王制》的很好的指引。

盛世之下的中国急需知晓世界事务，世界事务的要害不在于繁琐的国际事务，而在于理解世界本身。这不仅包括认识现代世界形成的历史，也包括认识西方理解世界历史的历史。现代世界并非一朝而成，西方对世界历史的理解也经历了较长岁月的演变，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的核心观念是：“普遍历史”“世界史”“历史主义”。这些概念及其之间的关联，远非三言两语所能穷尽。我们的史学理论界已经翻译积累了一些基本文献和研究文献，但还远远不够。本书针对我国学界认识上的一些薄弱环节，选译一些具有代表性但尚无中译的重要原典作家（博丹、波舒哀、杜尔哥、赫尔德、席勒、兰克），同时注重相关研究文献。这些不同时代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展现出现代世界生成的内在机理，从而将有助于回答我们所面临的如下迫切的理论问题：当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之际，我们应如何从中国文明自身的立场和角度理解世界历史？

《幽暗的诱惑:品达、晦涩与古典传统》内容简介：品达（Pindar，约公元前518年－前438年）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抒情诗人，共有17卷诗歌行世。只有四卷凯歌流传至今，对西方文学和思想传统影响深远。模仿凯歌（epinicia）的颂诗（ode）成为西方文学精神的一个类型。对品达的翻译和模仿则更成为思想史上的关注点之一。“品达注疏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品达诗歌全集.2.诗歌绎读。3.品达研究。

弗兰克是政治思想史家，以研究西方启蒙运动以后的政治思想著称，先后任教于瑞士日内瓦大学哲学系和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系。上世纪70年代末，他在图宾根大学作了题为Der kommende Gott(正在到来之神)的演讲一副题为“关于新神话学的系列讲座”，剖析启蒙运动以后各国思想界出现的新神话观念的政治含义及其与古希腊宗教的关系，指出以“理性精神”来标示现代精神是片面的，“神话精神”同样是现代精神的标志。这次演讲堪称20世纪后半期为数不多的著名学术讲座之一，本书即为其全部十一讲之结集。
基督教与古希腊一罗马古典传统的关系是西方思想史上的枢纽性问题。本丛编旨在积累两类文献：一，历代基督教神学要著(教父时期、中古时期、近代时期和现代时期)，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论著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或多或少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二，西方学界的基督教思想传统的现代研究成果。编译者期望这套丛编能够有助于我国学界的基督教思想史研究进入西方大传统的纵深，搞清基督教与“异教”之间复杂的思想关系。

《快乐的科学》在尼采的一生中处于中心的位置，它也是尼采采用哲学的叙述方式最成功的尝试。身为哲学家的尼采与科学对立，又以哲学家的身份抗拒艺术，同时也抗拒哲学家的语言。尼采处在艺术和科学的彼岸，为这个主题倾注了持续不断的热情，这部作品正是这种热情的成果。本书提供了一种新的人类精神中关于科学和艺术问题的解决办法，尼采并不是要压抑和抑制科学和艺术，而是将二者置于一个美化的领域使之共存。

《狄俄尼索斯颂歌》是尼采精神崩溃的前几天,亲手编定的最后一部文稿， 令尼采忧虑的是某种“世纪之交”的症状再次来临，继宗教改革和“思想界的平民主义”之后，“现代性”旗号下前呼后拥的文化“世界主义”大有把知识界弄成“五光十色印象”大卖场的危险。现代人对“真理”的理解离希腊人奠定的基础已经太远了。
尼采认为诗不可没有韵，但主张用韵自由，并批评普拉滕和荷尔德林的诗韵律过于齐整，缺少飘逸之气。尼采诗艺娴熟，至少《狄俄尼索斯颂歌》在现代性与传统之间不让人觉得复古，而大胆以概念入诗，雅词俗词一起登堂入室，令人想到希腊抒情诗第一人阿基罗库斯不拘一格的诗风。

悲剧使观众振奋，以此提升观众的品味，因而尽可能长久地阻止趣味的蜕变。喜剧则相反，它诱惑观众 堕落，加速趣味的蜕变。
中流作家们欢嘘一本小书的神态，宛若要把一巨著公诸于世一样，这种人应该让文学警察强迫他们在其作品上盖上这样的题词：这是除了他本从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大象。
一切会看腻的东西，是否一开始就有毛病抑或是平庸的？
对于美的或伟大的事物感到惊异，是不高雅的；仿佛它们应当是另外一副样子似的。
神话有一个伟大的优点，凡是意识永远抓不住的，在神话中都可以通过感官和精神看到，并且被留下来，就像灵魂留在包围着它的肉体中一样。而灵魂正是通过肉体闪进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耳朵说话。

《论僭政》是施特劳期开拓其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的第一部力作，不仅对于他本人的学术生涯，对于二十世纪——甚至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学术史来说，都具划时代意义。但正如沃格林所说，施特劳斯的这部著作很难懂，表了隐晦——的确，我们需要像施特劳斯读色诺芬的《希耶罗》那样来读这部书。《论僭政》从英文译成法文难，科耶夫的评论从法文译成英文难，两者译成中文更难，何况还有那些经常讨论艰深的形而上学问题而语言却极为不规范的私人通信——我们能约请到翻译过大部头政治哲学名著的何地先生执译，实乃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