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遭遇比起来，很多自诩“热爱自由之人”的经历微不足道。米塞斯流离失所，目睹国家杯纳粹占领，自己的书被焚毁，论文被窃，最后被赶出待了六年的避难所。
1940年，米塞斯移居美国。在旅途中，他开始撰写这本回忆录。此书不仅深入记述了米塞斯前三分之二的人生经 历，也成为热爱自由之人在专制暴政时期的道德和精神指引。他用奥地利官员经济顾问的视角描述了自己的时代。他反对国家主义和通货膨胀，试图阻拦欧洲的干预政策。他论及教学和研讨会、腐败的政客和中央银行家，直至遍布学术界和公共领域的集权霸道。在奥地利即将追随德国陷入通胀深渊之际，他力挽狂澜，拯救国家于水火。
愤怒是此书的灵感之源。米塞斯是执着于真理的伟大思想家，他从未放弃在观念领域战斗。对他来说，敌人就是坏的思想；而令他遗憾的，并非过于好斗，而是过于妥协。

《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是米塞斯逝世后由他的夫人编辑的一本书，收录了米塞斯的多篇重要论文，其权威性和学术价值得到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公认。
本书概括地反应了米塞斯最重要的思想观念，是了解米塞斯思想的最好门径，系首次译为中文。
本书被www.intellectualconservative.com网站列为最重要的25本保守主义哲学与观念著作之一。

弗里德里希 ∙ 冯 • 哈耶克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自由主义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之一。他是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坚定捍卫者，同时又是知识、自由的毕生追求者。在传奇的一生中，他得以见证两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巨变，经济大萧条后全球市场的复苏，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制度交替运行，以及人们对于市场经济从质疑到服膺的曲折过程。从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到哲学、心理学，哈耶克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使他的思想轨迹穿梭于各个领域，他的足迹也在维也纳、伦敦、纽约、芝加哥、弗莱堡等地永驻。包括丘吉尔、撒切尔、里根在内的多位领导人都是他思想的拥趸。他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出版后，不仅获得全球追捧，同时深刻地影响了历史进程。
在本书中，作者艾伯斯坦清晰地梳理了哈耶克的生平和思想发展轨迹，为我们真实地还原了生活中、工作中的哈耶克。这不仅是一本关于哈耶克生平的传记，而且每一位想要了解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发展沿革及未来趋势的人都该读一读。

林毓生教授多年來一直在思考著一個問題：「為什麼在中
國實現多元化的自由主義是那麼艱難？」本書便是由探討
此一問題為中心的各篇文章結集而成。書中，論析了自由
主義所肯定的幾項重要理念與價值以及它們之間相互的關
係，也討論了五四激烈反傳統主義的歷史成因與涵義以及
與其有關的道德保守主義的歷史困境。作者採取的觀點是
：邁出五四以光大五四，因此除了肯定五四運動所楬櫫的
自由、理性、法治，與民主的目標外，也對五四思想的許
多實質內容與思想方式做了嚴格的批評。另外，書中重新
界定了中國人文傳統的優美質素的現代意義以及人文重建
的種種。作者明確地指出：自由、理性、法治，與民主不
能經由打倒傳統而獲得，只能在傳統經由創造的轉化而逐
漸建立起一個新的、有生機的傳統的時候才能逐漸獲得；
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當前最重大的課題。

《现代中国思想史论（套装上下卷）》共分四辑，收录了20余篇论文，第一辑为五四专辑，从经济伦理、自由与保守、启蒙与救亡、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等多个角度解析了五四这个复杂而矛盾的大时代，探讨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变化的根本原因；第二、三两辑重点讨论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风起云涌的各种观念与论战；第四辑则梳理了五四以来激荡中国的各种思潮。

本书分为14讲，收录了《第三部门的成长》、《对人权的多元文化认同》、《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从杰弗逊思想谈起》、《什么是经济民主》等文章。

这是美国著名汉学家J.B.格里德士研究胡适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命运够的一部力作,也是一部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为背景,通过对胡适历史实践的分析进行研究的论著。
本书为美国著名汉学家J.B.格里德士研究胡适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命运够的一部力作。作者以五四运动前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为背景，俯瞰1917-937年20年间文艺复兴运动的总体态势；通过对当时中国知识阶层杰出代表人物胡适的理论及思想活动的分析，论证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进行现代建设的必要性和艰巨性。本书通过胡适的人格悲剧揭示出这样一个真谛：中国的启蒙和精英群体，如果不能从人格及情感上同封建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那么，他们的一切现代化的努力和奋斗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国民经济学原理》是奥地利学派创始人卡尔·门格尔的有关经济的著作。是经济科学史上“边际主义革命”的中流砥柱之一。这部奠定奥地利学派基础的代表作，继承了德国经济学的传统，重视心理分析，把经济学一向注意的欲望分析转到对满足欲望的分析上，批判价值理论中的客观主义理论。

非常高兴我关于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想能与中国读者见面。我真诚地希望，这本著作与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和l999年出版的我的著作——《短缺经济学》一起，将有助于中国读者更清楚地了解东欧各国转型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们现在的状况。同时，我也希望这本集子能引起人们更深入广泛地讨论转型这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这本集子中的文献都是在1989年和l999年间公开发表的。该书前几篇文章关注的是探求一条新道路过程中的初始阶段。一座新的大厦能够在旧的、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吗?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倡导者曾希望发现一条“第三条道路”，来建设一个既区别于资本主义也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并有所改善的新社会。这几篇文章讨论了这种尝试的结果和前景。
其余的几篇文章涉及后社会主义的发展。其中前几篇给出了实证描述和对该过程的预言，而最后两篇——对匈牙利福利制度改革的评价——实证和规范方法相结合，则是建立在我个人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上的。

西班牙从独裁平稳过渡到民主，这一过程被称为20世纪的政治奇迹。缔造这一奇迹的最关键人物是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自出生起，胡安·卡洛斯便背负着王室和国家的重任，父亲唐·胡安希望他献身于君主制，独裁者佛朗哥则力图将他培养成独裁统治的接班人。胡安·卡洛斯立志投身西班牙的民主事业，做人民的国王。他在佛朗哥的阴影下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暗中积蓄力量，为将来的民主改革做准备。他继位后，努力平衡各方政治力量，安抚左派，使共产党合法化，并组织大选；同时竭力减少恐怖主义组织袭击的不良后果。他挺身而出粉碎了1981年未遂军事政变，挽救了西班牙的民主事业。
《民主国王：胡安·卡洛斯传》是由世界著名西班牙历史研究学者撰写的权威传记。作者生动描绘了处在政治阴谋和权力斗争漩涡中的卡洛斯在推动民主的过程中，做出的巨大的牺牲，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本书也得到了国王本人的认可。

第一章 论奴隶制与自然的自由
第二章 论父权和王权
第三章 论亚当由于为神所创造而享有主权
第四章 论亚当由于神的赐予而享有主权（《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第五章 论亚当由于夏娃对他的从属而享有主权
第六章 论亚当由于父亲的身份而享有主权
第七章 论父权与财产权作为统治权的共同根源
第八章 论亚当的最高君主统治权的转移
第九章 论从亚当承袭下来的君主制
第十章 论亚当的君权的继承者
第十一章 谁是这个继承人？

本书的时期是从1945年到2011年，聚焦于主导二战后全球秩序的三个主要力量：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世界剩下的主要帝国即美国。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帝国彼此相互作用，交织在一起并转型。曼的核心观点是，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因为有社会权力四个来源的全球化，每一种来源都有不同的发展节奏。主题包括美帝国衰落的兴起与开始，苏联共产主义的转型，新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迅速转型，在这段时期出现的三种大危机——核武器、大衰败与气候变化。

自由和平等，是道德理想、是政治实践，而非自有永有之物。人类历史，充满奴役压迫，充满对自由和尊严的践踏。自由主义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自由人平等相待的社会。作者称此为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在自由主义传统，罗尔斯的《正义论》对这个理想作了最系统最深入的论证。本书的目的，是解读和评价罗尔斯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自由主义的道德和政治内涵。通过此书，可以对《正义论》的论证结构有更好的了解，同时对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背后的道德基础有清楚的认识。作者回应了对自由主义的主要批评，并提出对这一政治理念的思考。

“历经一百多年而尚在进行之中的中国社会巨变依然保持其前景不明朗的特点，这自然无法满足人们对良序而稳定社会的要求，而政治哲学的正义目标的预期后果却正在于这样一种社会”，这为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可以说，正义的问题是政治哲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围绕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和回答，政治哲学史呈现为异彩纷呈的图景。然而，自功利主义出现以来，各派理论不管沿着何种路径展开其自身的逻辑，都不可能绕过对功利主义的回应、批判。 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后，当代政治哲学的版图重组，不仅历史上既已形成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等各派理论的坐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伴随着人们围绕《正义论》一书所展开的理论论辩，公民资格理论、社群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权主义等理论派别异军突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功利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格局。 《当代政治哲学》一书正是对这种理论场景的呈现。作者在书中详细地考察了活跃在当代政治哲学舞台上的各派理论，批判性地分析了它们对于平等、自由以及建立在两者之基础上的正义社会的各不相同的论证和诠释，不仅阐明了各派理论产生的复杂背景、它们在相互论辩的过程中不断地超越原点向前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澄清了各种扑朔迷离的正义理念背后的不同利益指归。阅读本书不仅能让读者领略我们生活的时代最有头脑的理论家在社会建制问题上所勾勒的异彩纷呈的图画，从而获得精神的历练，而且为人们认识和理解时代的种种复杂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向导．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寫於中國當代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1973-1974）。在那陰霾瀰天、萬馬齊暗、一切學術活動均被窒息的年月，作者顧準與乃弟卻於通信中進行著嚴肅的學術探討。本書在哲學、歷史、經濟、政治等極為廣泛的領域提出了許多發人深思、啟迪良知的問題和論點。許多問題一經提出，就再也無法擺脫掉，讓我們思考，促使我們去反省並檢驗由於習慣惰性一直紮根在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在作者冷峻的解剖刀後面，可以感到炙人的滿腔熱情，而這一切記錄著他”一步一步從地獄中淌過來”的足跡。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这是一份内容丰富的跨学科研究。在本书中，卡恩认为：现代政治秩序的基础并不是社会契约，而是牺牲。自由主义向来依赖的社会契约理论，无法解释为何在全面核毁灭的威胁之下现代政治生活却达到了顶峰。如果我们想理解这种现代状态，就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任何政治社群，即使是自由主义的，也都是通过信仰、爱与认同而凝聚起来的。
在本书中，作者运用哲学、文化理论、宪法学、宗教与文学研究以及政治心理学的资源，推进了政治理论的研究。在这些领域中，本书都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自查尔斯·泰勒的《自我的根源》之后，对于现代性自我观念的深层结构，就未曾出现过如此富有雄心的全盘省察。
卡恩指出：只有从自由主义式的理性与利益的范畴，转向犹太—基督教式的爱的概念，我们才能够理解现代性的自我。爱是客观意义世界的基石，政治社群就是这种意义世界的表现形式之一。从这些洞见出发，卡恩重新解读了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并对美国自由主义谱系作出了梳理，还通过对浪漫与色情的探讨，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意志理论，从而将政治理论重新奠基于牺牲的可能性之上。
20世纪的政治既包含着法治的进步，也目睹了国家的大规模屠杀，只有借助牺牲的视角进行考察，我们才能理解20世纪政治的特征。另外，本书涉及当今世界上**重要的政治冲突。它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会选择以战争去回应“9·11”事件，以及为什么绝大多数欧洲人至今不愿像美国人那样追求一种充满暴力的牺牲政治。卡恩向我们揭示出：美国仍然维持着活跃的现代政治，而欧洲则正在步入一种放弃了牺牲理念的后现代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