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examines China’s development from an empire into a modern state through the lens of Sino-Korean political relations during the Qing period. Incorporating Korea into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mpire,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Manchu regime used its relations with Chosŏn Korea to establish, legitimize, and consolidate its identity as the civilized center of the world, as a cosmopolitan empire, and as a modern sovereign state.
For the Manchu regime and for the Chosŏn Dynasty, the relationship was one of mutual dependence, central to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political legitimacy. Yuanchong Wang illuminates how this relationship served as the very model for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Ultimately, this precipitated contests, conflicts, and compromises among empires and states in East Asia, Inner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 in particula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hen international law reached the Chinese world. By adopting a long-term and cross-border perspective on high politics at the empire’s core and periphery, Wang revis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is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st imperial dynasty of China. His work reveals new insights on the clashes betwee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system and its Western counterpart,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in the Chinese world,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overeign states in East Asia. Most significantly,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breaks free of the established, national history-oriented paradigm, establishing a new paradigm through which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Korean impact on the Qing Dynasty.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中下)(精装)全书分上中下三册。1987年，为纪念「七七」全面抗战爆发五十周年，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研究室和《民国档案》杂志编辑部合作编辑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专题档案资料。其主要内容有：（一）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方针与计画部署；（二）战略防御阶段的主要战役的战况；（三）战略相持阶段的主要战役的战况。但因当时时间紧迫，只辑录了正面战场中中国陆军抗战的有关史料，对中国海军和空军参加抗战的作战史料，未予收录。有鉴于此，在纪念抗战全面胜利六十周年之际，补充了中国军队海军抗战史料，其主要内容有：海军抗战部分，包括封锁江阴要塞、粤海军抗战纪实、长江布雷作战、中国海军抗战纪实等及空军抗战部分，包括空军抗战概要，中苏、中美空军联合抗日经过，空军常德、中原、长沙、衡阳、桂柳、湘西等会战经过等。

在畲族的历史记忆中，广东潮州凤凰山作为祖居地的传说广泛流传着。得益于学界近年来对畲族文书的大量搜集，本书得以在广泛收集和整理畲族家族文书的基础上，对畲族的祖居地与迁徙进行研究，厘清畲族由闽、粤、赣交界地区最终迁往福建东部沿海地区聚居的历史进程。

本书侧重于制度变迁与乡村社会结构性变迁的相关性研究。既着眼于历史变迁的纵向展开，力求从整体上把握20世纪前期制度性变迁所引致的乡村社会演变的基本轨迹和发展脉络，又着力于区域角度的横向展开，以揭示不同社会、文化要素在乡村变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时在相对比较的意义上力求透过社会、经济、文化的地域差异揭示隐含其后的共趋性和普遍性特征，并通过区域演进的不平衡性呈现整体历史进程的同质性意义。

龙泉司法档案不仅完整记录了近代法律制度的基层实践，也记录了法律与社会经济生活、民众观念之间的互动机制和变迁过程，包括人们怎样用法律的语言来陈述自己的生活和遭遇，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和创制意义。在异姓承嗣、祭田纠纷和族谱编纂等问题上，地方宗族主动应对继承法律改变带来的挑战。在抱告制度废除、男女平等原则确立和诉讼规则改变的背景下，女性仍然受制于宗法伦理，同时又积极地利用这套规则和话语；她们更多地现身于包括法庭在内的公共空间中，但同时又受困于制度中更为隐蔽化的性别不公。诉讼中的契约使用显示，法律制度、国家财政、地籍整理运动和地方原有的社会矛盾、权力结构共同作用，对地方上“凭契管业”的传统发生影响。在民国时期的基层社会中，“礼”、“俗”仍然与“法”一起是建构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但是，随着法律的改变，“礼”和“俗”也被重新分类和定义了。民国时期的民众和基层法律官员的决策、行动和表达，是在这样一个规范被重新分类和定义的过程和环境中进行的，同时他们也都参与塑造了这个过程。

本书是一本从社会史和概念史角度研究“中国近代”之轮廓的著作。第一编涉及清朝统治之下满汉关系的变化。从社会史角度关注“中国近代”的复杂性，并非要将中国近代打入另册，而是为了更准确地在全球视野下把捉中国如何应对来自西方的冲击。第二编从东西关系讨论西方近代知识的传入与再生产之问题。第三编选择宗教/基督教题材，讨论内在于中国近代的自他关系。第四编讨论了上述不同面相与论者持有的方法之间的关系。

1897年至1903年，日本僧侣河口慧海花了将近6年时光，进入西藏这块被严密封锁的大地。在归国后的游记中，河口慧海除了描写旅途的艰险，以及各种法会、僧侣的生活百态、种类等级等宗教内容外，还涵盖了当年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外交状况及社会风俗，甚或给予人类无上教训的历史、地理上的新探险、动植物分布等新奇见闻。在近代史和比较文化研究上，留下了大量又独特的素材，足令读者耳目一新，也深获民族学家、欧洲探险家和西藏学者的肯定。他的文字曾以《西藏旅行记》为题在报刊上连载，英译本《西藏三年》（Three Years in Tibet）也于1909年在印度出版后，获得民众热烈回响，风靡一时。

本書以德富蘇峰之著作為文本，並以蘇峰之生平與當時日本國內外時代背景為輔，對於德富蘇峰之中國認識進行勾勒；除了分析蘇峰之中國認識外，並重新詮釋蘇峰之政治思想，體現其政治思想與政治行動之一致性，同時也重新解釋日本之國家發展過程。

本书主要为读书笔记, 张舜徽先生将其整理为讲学湖南者三册，讲学兰州者一册，并且各为题其名次于每册扉叶以便保存，留下了他学习探索的宝贵记录。里面还包括教学、研究、学术交往的记载, 留下了丰富的学术史料。日记中还包括家庭生活、社会状况、经济发展与物价消长方面的内容, 对社会史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Popular opera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were a major part of daily entertainment, and were also important for transmitting knowledg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valu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wever, Chinese operas went through significant changes. During the first four decades of the 1900s, led by Xin Wutai (New Stage) of Shanghai and Yisushe of Xi’an, theaters all over China experimented with both stage and scripts to present bold new plays centering on social reform. Operas became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This trend toward “politicization” was to become the most dominant theme of Chinese opera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70s, when ideology-laden political plays reflected a radical revolutionary agenda.
Drawing upon a rich array of primary sources, this book focuses on the reformed operas staged in Shanghai and Xi’an. By presenting extensive information on both traditional/imperial China and revolutionary/Communist China, it reveal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modern” operatic experiences and the changing features of Chinese operas throughout the past five centuries. Although the different genres of opera were watched by audience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e foundations for opera’s omnipresence completely changed over time.

当代中国，对于社会福利问题的关心前所未有地高涨，本书在善会、善堂史研究方面，仅仅是根据各种《征信录》、《申报》和文集随笔等史料描述了善会和善堂的轮廓。随着新的档案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将来也许有必要做大幅度的修订。

《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一书，可以说是近二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天地会、中国秘密结社以及民间文化史研究的一部杰出著作。该书采用了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兴起的另一种秘密社会史研究路径，即文化人类学，本书主要从文化人类学而非政治的角度来解读天地会的仪式、符号和话语，重在阐释这些元素如何建构起天地会作为一种共同体的内部认同。简单来说，田海笔下的天地会，文化建构才是核心。田海精通中文，这大大有利于他仔细爬梳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史料。他细致梳理了民间宗教和迷信文化中的末世/救世论，并概括为“神魔救世范式”，即末世灾劫+神魔救世+法术器物。天地会的种种仪式和神话传说，终跳不出这个框架。这些仪式和神话的意义是为原本缺乏如共同家族、邻里、职业而结成的天地会创造了一种原本并不存在的认同，这种认同既要说明天地会作为一种组织存在的合理性，又要与其成员的知识背景相适应。田海除了给广大读者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天地会之外，他还赋予给天地会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这当是此书一大贡献。
☆编辑推荐
地振高冈，一派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合河水万年流！
这句出现在金庸笔下著名的天地会的暗语，给爱好武侠小说的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天地会、三合会为内容的影视剧作品更是层出。“天地会”这一组织，并非艺术创作中的虚构，而是真实存在的，是中国存在时间最长的帮派组织，也是中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秘密结社组织，亦黑亦白。荷兰著名汉学家田海的这本书，详细阐述了中国历史上一势力颇大的秘密结社——天地会（三合会）的创建过程、入会仪式、会规、行话等，作者对该秘密结社进行了深度剖析，为读者展示了一部不同的、真实的三合会历史。该书不同于读者在艺术作品中认识的天地会，更加神秘的真实的天地会，读者会在这本书中找到全部答案。
☆专家推荐
这部厚重、详尽、独一无二的学术杰作堪称一绝，其范围之广、细节之细，令人印象深刻，对汉学领域的学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美〕苏海涵（Michael Saso），《中国国际评论》（2004）
田海的这本书是一部令人叹为观止的学术著作，他以对中国民间宗教文化的深刻理解为基础，为中国秘密社会研究开辟了新方向。如果这个复杂的话题很难说完，那么未来任何有关秘密社团、宗派宗教或民众运动的工作不能忽视这部书。
——〔加〕王大为（David Ownby），《哈佛大学亚洲研究杂志》（2000）
田海这本书的主要贡献是把中国秘密会社描述成宗教组织，相当令人信服。……这本书最大的弱点可能在于试图把林爽文起义后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其他一些海外华人社区建立的秘密会社归为一个单一的宗教运动，即人们所熟知的三合会。……田海对秘密会社名称的讨论也很有意思，特别是因为他所研究的每一个团体是用天地会或三合会这些实名这一点很不清楚。实际上，继林爽文起义之后，政府对秘密会社打压的力度很大，很少有集团敢公开自称他们是天地会的。
——〔美〕康豹(Paul R. Katz)，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精彩试读
精彩试读：
三合会血盟的基本程式由起誓和诅咒两部分组成，它们要在充当见证者和应验者的天地神灵面前举行。起誓诅咒的同时要饮一杯掺和了禽血和/ 或人血的酒。誓约可以（但不一定要）写成文书，起誓完毕即烧毁。钻过一道刀剑架起的门关是仪式的一部分。
早期的证据来自于1786—1787 年林爽文起义之后的审讯资料，这些资料证实了起义参与者起过“誓”，但明确提到采用了“歃血”这一古老做法的仅见于1786年底在台湾发现的盟书。稍后才发现了一则关于歃血为盟的完整描述，它出自三合会师父陈信的一名徒弟。这名师父早在1787年就开始在台湾活动，但在林爽文叛乱被镇压后一直隐匿起来。在此期间，他教会了谢志如何举行盟誓仪式，并给了谢志一份盟书。
1790 年，谢志及其门徒在户外设立了一座祭桌，并向神灵供奉一只童子鸡。他们钻过了一道刀架门，随后谢志拿出陈信给他的那份旧盟书，所有人都跪伏在祭桌前，谢志对天宣读了如下口头誓约：“一人有难，大家帮助，如若负盟，刀下亡身。”接着谢志在桌前焚化了那份盟书，每人都饮下掺和着子鸡血的酒，仪式随即结束。后来谢志及其大徒弟被审讯时，他们只记得那份盟书的部分内容：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人有难，大家帮助。若是不救及走漏消息，全家灭亡，刀下亡身……总要同心协力，若是负盟，刀下亡身。
师父们总是向徒弟许诺好运以换取他们的效忠。他们还教给徒弟传统的三合会暗号—左手伸三指朝天。“同心”一词让我们想起前一章中提到的一些血盟仪式中的“同心酒”。陈信的盟誓与当时保留下来的另一份盟书之间有些差别，这表明陈信在台湾时与卷入林爽文起义的网络并不相干。
血代表着生命的力量，因而在起誓之前饮血，便使誓约具有最强大的可能效力。一起饮酒则在参与者之间营造了一种纽带，这种纽带相当贴切地表现在三合会内部的一种说法上，即把酒说成“家和兴”。大多数三合会会众的供词都具体提到了血和酒的使用，只有很少一些案例提到不用血和酒就起誓，而提到只传授会内知识但不需发誓的案例则更少。考虑到三合会团体普遍采用歃血为盟这一事实，上述这些偶尔的例外肯定是由个别师父的怪癖所致，甚至有可能是由于我们手头资料的疏漏造成的。我们只在江西—闽北地区三合会最初几十年的历史上发现了不采用血盟就传授三合会最起码知识的事例。但是，即使在这些地区，也不可能不经起誓即传授更详细的会内知识。
如同清代一般的起誓一样，三合会盟誓时只用（通常是白色的）童子鸡的血，从来不用其他动物的血。童子鸡很便宜就能买到，而且它也被普遍看作是一种生命的象征。砍去子鸡的头，然后将鸡血滴入酒中。有时，每位参加者都要割破自己的一根手指（具体而言一般为左手手指），将血滴入酒中，然后饮他们自己的鲜血。另外一些情况下，童子鸡的血与誓盟者左手手指的血一起混在酒中。不管是子鸡血、人的手指血，还是两种血混用，它们都是滴入酒中饮下的。
前述供状中提到的将手指血与子鸡血一起滴入酒中饮下盟誓的例子不多。但颇为重要的是，这些案例中除两例以外，都提到了实质性的三合会知识的传授。最早的一份供词出现于1806 年，随后是1807 年（传授了少量的会内知识）、1815 年、1819 年、1821 年（传授了少量的会内知识）、1831年、1833 年和1835年的一些案子。此外，19 世纪40年代以后，会簿中描述的程序也包含有将手指血与子鸡血一起掺入酒中的内容。仪式的扩展与会内知识传授的增加之间存在着联系，这表明，人血与鸡血混合在一起，是为了强化盟约的力量及对参加者的后续效力。

In this path-breaking book, Tong Lam examines the emergence of the “culture of fact” in modern China, showing how elites and intellectuals sought to transform the dynastic empire into a nation-state, thereby ensuring its survival. Lam argues that an epistemological break away from traditional modes of understanding the observable world began around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racing the Neo-Confucian school of evidentiary research and the modern departure from it, Lam shows how, through the rise of the social survey, “the fact” became a basic conceptual medium and source of truth. In focusing on China’s social survey movement, A Passion for Facts analyzes how information generated by a range of research practices—census,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ethnography—was mobilized by competing political factions to imagine, manage, and remake the nation.

本书系著名汉学家裴宜理教授在密歇根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198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着眼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淮北地区的农民反抗运动，以这一地区既孤立又有联系的三大事件——捻军、红枪会和共产主义革命为研究对象。全书共分七章，作者运用环境学、生态学等方法，阐释淮北的地理环境；从社会结构、社会心态及人类学等视角入手，对淮北农民的生存策略展开分析；并对捻党、红枪会进行了细致探讨。作者试图理解农民革命，即农民为什么造反与如何造反这个问题。作者创见性地揭示了地方环境在引发和形成农村动乱的重要性，并进而得出结论，中国农村叛乱的历史事实极大地鼓舞了共产主义革命者发动农民的决心。这些观点的提出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地主与农民、革命与叛乱等关系提供了具有开创新意义的视角。

How does China project its image in the world? Why and how has the world come to form certain impressions of the Chinese and their way of life? These are issues that preoccupy Chinese citizens in the globalizing 21st century as they travel overseas, riding on the capacity of the country’s newly acquired economic power. In Visualizing China, the authors join forces to launch a broader inquiry aimed at a synergis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larger story of visuality in modern China. The essays cluster around several nodal points including photographs, advertising, posters and movies, spanning … read morefrom the 1840s to the 1960s, and devote special attention to modern Chinese practices in the visualization of things Chinese.

本书重点探讨了“爱情”作为一个词汇、一种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言说历史。作者主要通过晚明至当代的一些重要文学作品，勾勒了爱情在中国文学叙述中的历史。作者还把爱情放在情感这一更大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提炼出儒家的、启蒙的、革命的三种感觉结构，用以深度描述中国人情感的复杂结构 和互动演变，呈现了近现代中国人如何利用爱情以及情感的话语构建身份、道德、性别、权力、群体乃至国族与世界。本书以其新颖的主题、卓越的分析获得了2009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列文森奖。

本书为《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第5卷，主题为法国的崛起，主要论述了欧洲各国的经济问题、科学、哲学、政治思想的变迁、艺术流派的变化、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关系，重点论述了法国的外交政策、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法国的艺术思想和文学成就；国别史中有论述了荷兰共和国、王政复辟之后的英国，总体论述了欧洲和北美、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这一时期欧洲和亚洲的状况、三十年战争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和意大利的主要发展、欧洲的两个古老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北欧和俄国在这一时间段的主要发展脉络。

陈曾寿是中国近代诗坛的一位重要作家，其诗“沉哀入骨，而出以深微澹远”，“深醇悱恻，辄移人情”，有较多艺术价值。《苍虬阁诗集》为陈曾寿之诗词合集，是研究其思想与文学创作的第一手资料，也是近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材料。此次推出平装本改正了精装第一版的一些标点和编校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