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博占·加富罗维奇·加富罗夫（Bobodzhan Gafurovich Gafurov，1908—1977年）是苏联著名的政治家和东方学学者。1908年12月18日，加富罗夫生于沙俄撒马尔罕州胡占德县伊斯皮萨尔村。1926—1928年就读于铁路学校，期间加入共青团。1928—1929年在撒马尔罕学习了高等法律课程。毕业后任塔吉克加盟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助理。由于他的新闻工作能力和写作才华突出，1930年4月担任《塔吉克斯坦克孜尔报》的编辑。1931—1935年就读于莫斯科共产主义新闻学院。毕业后回到报社任副主编。1936年10月起任塔吉克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新闻处处长。1937年11月起任塔吉克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新闻出版部部长。1941—1944年任塔吉克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负责宣传），1944—1946年任第二书记，1946—1956年任第一书记、苏共中央委员。1956—1977年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期间于1968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至于何种原因让加富罗夫从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相当于中国的省委书记）跌至研究所所长（司局级），说法有很多种，其中较广泛的说法是由于1956年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发表抨击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苏共党内出现的干部大调整。
加富罗夫在去世前一直担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被誉为谨慎的管理者和充满活力的组织者。他任所长这段时间，也被东方学研究所的学者公认为是研究所最好的阶段，不仅研究人员队伍规模扩大，成果也非常显著。1974年，加富罗夫抱病赴麦加朝觐，完成了他的一个夙愿。回来后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于1977年病逝。
在从事党和国家管理工作的同时，加富罗夫始终不忘科学研究，1947年以塔吉克语出版《塔吉克人的历史》一书。

1970年，科学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开启了中国之行，此次考察历时三年，随后他将此次经历记录在这部书里，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旅行经过，并公布了探险所获得的材料。这部书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被译为欧洲多国文字，并且多次印刷出版。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这次中国之行主要往返于两大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间，他的行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北京西行穿越内蒙古高原到达阿拉善沙漠，然后原路返回北京，此次行程约三千七百公里。第二阶段，自北京重新回到阿拉善后，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与一支唐古特人商队结伴来到西宁，随后抵达梦寐以求的青海湖，再经柴达木盆地向南登上藏北高原。这是欧洲人首次深入黄河和长江上游。
对于自己的首次中国之行，普尔热瓦尔斯基确定的任务是：“首先是对自然地理的考察，以及对哺乳动物和鸟类的动物学研究；民族学的考察则尽可能地进行。”其实他的四次中国之行，都遵循了这样一个统一“体例”，而正是因为考察的“科学性”才使他扬名于世。普尔热瓦尔斯基的首次中国之行大致上重复了古伯察走过的道路，但显而易见的是，他的行程更富有科学成果，而这是建立在认真的勘测和记录的基础之上的。这次中国之行，普尔热瓦尔斯基收集鸟类二百多种，标本一千余件；各种哺乳动物四十余种，标本一百三十件；昆虫标本三千多件；植物五百多种，标本四千件。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书对我们来说，不仅有趣，而且有益。这是我们通过别人来认识自己的一面镜子。在当前中国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时，我们需要把握时代的律动，需要积累更多的“在地”知识，需要更多的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与交流，需要更加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

本书属国家“八五”规划课题（“中亚史研究”）。作者从掌握基本外文史料出发，揭示了萨曼王朝兴起、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过程，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各个层面，再现了9—10世纪中亚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探讨了绿洲型封建社会发展的特点及规律。本书富有创见地探讨了萨曼王朝的历史分期、政治制度及统治体系特点；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度的发展、税收制度、货币制度、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贸易的发展等方面，再现了萨曼王朝统治时期中亚的社会经济生活图景；作者还探究了萨曼王朝与哈里发政权、布叶朝、喀喇汗朝、伽色尼朝的关系，萨曼王朝与中国的交往；探讨了萨曼王朝时期灿烂的伊斯兰—波斯文化，阿拉伯—伊斯兰舆地学与历史学的成就；深入探讨了中亚伊斯兰化进程、突厥化进程诸问题，并对萨曼王朝兴衰史实、突厥人在萨曼王朝中的地位和作用详加考辨。本书填补了国内9-10世纪中亚史专题研究的空白。

本书主要研究、探讨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南缘和中亚地区吐火罗人的历史活动，即上述地区的吐火罗民族发展史。通过考察历史上吐火罗人迁徙活动的情况，说明他们向东发展的过程中曾分布于塔里木盆地南北部。东徙河西走廊的吐火罗人的活动范围曾到达了中国北部地区。此后这支吐火罗人除少数进入祁连山中之外，大部分又经过天山北麓西迁伊犁河、楚河流域，最后越过阿姆河，进占巴克特里亚。在此期间，各地吐火罗人之间相继失去联系，并进而分道扬镳，独立发展，逐渐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尼雅至楼兰一线，北缘的焉耆、龟兹地区，河西走廊西部山谷地带及中亚巴克特里亚等地形成几个活动中心。

在八千米死亡地帶，你願意冒多大的風險救人？
這是一場失敗的救援，卻是最動人的探險
本書根據K2攀登史上最大的山難事件採訪寫作而成。K2峰正式名稱為喬戈里峰，位於新疆與巴基斯坦喀什米爾交界處，海拔8,611公尺，為世界第二高峰。雖然高度次於聖母峰，但山勢陡峭，雪崩頻繁，攀登難度和危險程度遠高於聖母峰，故又被稱為殺人峰。
2008年8月1日，來自各國的登山隊伍從最高營地出發，朝峰頂前進。不料在短短一日內，三次雪崩共帶走11位登山者與雪巴人的生命，而相關人員在過程中展現的勇氣，讓這場災難成為可歌可泣的山難救援史詩。作者大量訪談當時的生還者、雪巴人和相關人士，不僅詳實還原這起震驚世人的山難，並罕見地以雪巴人的角度記錄這場事件。
源於青藏高原的雪巴人，憑著優異的高海拔適應力及登山技能，在喜馬拉雅和喀喇崑崙高山地區為各國的登山探險隊提供嚮導和後勤服務。1953年紐西蘭人艾德蒙‧希拉瑞（EdmundHillary）便是和雪巴人丹增˙諾蓋一起完成聖母峰首登。時至商業登山活動蓬勃發展的今日，雪巴人已經成為產業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為登山隊背負裝備和補給、整建營地，並架設通往山頂的固定繩。他們是開路的嚮導，也負責照顧體力不支的客戶，當意外發生，則變身為第一線的救難人員。我們甚至可以說，在現代的高海拔商業登山活動中，若是沒有雪巴人，登山隊不可能成功登頂。然而他們的故事甚少出現在媒體上，處於弱勢的生活現實亦被忽視。《K2峰：天堂之門與雪巴人的故事》除了記錄山難本身，更深入報導雪巴人的文化和生活，以及他們為何進入高風險的登山產業。2014年4月18日，聖母峰也傳來震驚世人的雪崩災難，造成16名高山協作員喪命，其中有13名是雪巴人，另外3名則來自尼泊爾其他民族，堪稱聖母峰百年登山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本書正可作為在攀登史上最嚴重雪巴山難之後的省思。
得獎紀錄
•美國國家戶外圖書（National Outdoor Book Award）得獎書籍
•班夫山岳圖書（Banff Mountain Book）得獎書籍
•NCTE喬治．奧威爾（NCTE George Orwell）得獎書籍
•《戶外》雜誌（Outside）編輯群譽為「最完美的事」（Perfect Thing）
•美國登山協會讀書會選書
•美國記者與作家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Journalists and Authors）優秀圖書獎
名人推薦
首位完攀世界七頂峰華人女性江秀真、米亞桑山岳影展策展人林政翰 導讀

《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统计学、视觉与空间分析等方法，借鉴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概念，对公元前第2千纪后期至第1千纪前期包括东北地区在内的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考古材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进而描绘了北方地带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轨迹，为我们重新审视和理解北方地带的社会发展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毕达克为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的学生（意大利），《拉达克王国史（950-1842）》作为罗马东方丛书于1977年由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出版。《拉达克王国史（950-1842）》主要涉及拉达克地区的政治史，相应地涉及政治制度和宗教情况，旨在提供有关拉达克王国从肇始到垮台（公元950—1842年）历史的一个不间断的记载。拉达克地处克什米尔地区，属于中国的领土，但边界争端长期没有解决。近代以来，主要有西方探险家如图齐、斯坦因等人进入该地区进行文物历史调查。有关于这一地区的历史资料只有《拉达克王统记》等少量且并不厚重的著作。而此地对于西藏特别是后藏阿里地区古格王朝的影响至关重大。因此关于拉达克的研究势必会像南海史地研究一样成为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我社曾出版了意大利学者图齐的名作《梵天佛地》（原名《印度－西藏》），在藏学界影响很大。《拉达克王国史（950-1842）》是对图齐对于拉达克与后藏佛教交互影响考察的重要补充和系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