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讲的是社会底层是一块极度专制又极度自由的宽阔地,人的欲望本能在这里极度压抑度释放。性、权力、嗜血、食、施虐、受虐......所有底层的原始本能,生态状态都以本真、原生态的方式记录在这里。

在当下的大众阅读光谱中，是否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社会学热”？这也许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至少其可能引发的探究欲没有早前的“美学热”、“文化热”、“国学热”等等来得强烈，但有种现象却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在社会问题受到高度关注之下，积极就社会问题在大众媒体发言的社会学家受到了追捧，而此中的代表人物当非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莫属。孙氏接连推出的《断裂》、《失衡》、《博弈》称得上是“社会问题三部曲”，其中诸如“断裂”、“博弈”等概念已经成为大众媒体上的高频词汇。
在这股“社会学热”中，社会分层和流动又是“热中之热”，这从不时见诸媒体的所谓“中产标准”的划分和讨论就能看出一二。实际上，社会分层和流动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坊间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著作已有多种，甚至有作家也加入到了这个问题的表达中来，当然影响最大的似应首推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和《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这自然要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名头所赐，但其理论视野的开放、调查方法的谨严也有助于人们接受其描述和结论。
不过，社会分层的标准并未“定于一尊”，而标准不同，方法不同，结论也就不同，在陆学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后，继续书写“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并不是“可耻的”，反而是必要的，何况这个书写者又是杨继绳！
毫不夸张地说，杨继绳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中的标杆式人物。这不是因为他是新华社高级记者，而是因为他是《炎黄春秋》主编；这不是因为他写了数以千计的新闻作品，而是因为他写了《邓小平时代》(1998年)和另外一部更为重要的著作。至于刚刚由甘肃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这部《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其实已然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因其早于2000年就在香港出版了(有人说这是建国以来国内第一本以此为题的学术著作，比陆书还早两年)，只是多数内地读者一直无缘得见。
按权力、财富和声望分层
杨继绳是记者，也是学者，这一双重身份必然为他的学术著作带来有别于学院派的性格。一如他在本书的前言中所说：“我并不想把这本书写成一本社会学方面的学术著作。我所期待的读者也不仅是对社会学有兴趣的人。我希望写得更自由一些，读者读起来更轻松一些，当然也不是通俗小册子。我的着眼点不是论证某一社会学的假设，我想用现实材料来分析中国社会阶层。我没有力量像社会学机构那样为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的社会学调查，但我可以综合利用各方面学者和机构的调研成果，尽可能集中各方面调研成果的精华。”有鉴于此，我们期待此书的就不是其学术价值(这点留待专家去评鉴)，而是其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怎样的社会图景，这幅图景是否切合甚至强化了我们的日常感受和认知，刷新这幅图景使之更为合理的可能出路又在何方。仍如作者所说：“这本书是从分析社会阶层这一个一个的社会横断面，深入分析中国国情，分析各个阶层面临的问题和阶层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寻求社会和谐的办法。”质而言之，作者撰写此书旨在呈现和求解社会问题，学术创新非其所求。
当然，社会阶层的划分必须在某种理论的观照下才能做出，因此本书还是首先介绍了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和标准，并在经过一番甄别取舍之后给出了作者的标准，即现代西方学者普遍坚持的区分社会阶层的三大标志：权力、财富和声望。这一分层标准其实与陆版《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所秉持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无甚区别，只是由于在这一“三分法”中，“每一种因素的占有情况如何量化，每一种因素的量化数据再以什么样的权数组合成不同阶层的量化指标”，实在是“很困难的任务”，不同的量化和组合就得出了不同的指标，因此社会阶层的划分结果也就有所不同。根据权力、财富和声望的标准，杨继绳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农民、工人、流动民工、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当代新买办和社会有害群体八个阶层。而按照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标准，陆学艺们则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十个阶层。两者相比，似乎只能说杨的划分更“自由”些(比如杨把“当代新买办”定为一个阶层居然只是为了矫正一些出版物对这个群体的离谱描述)，而陆的划分更“规范”些。有意思的是，杨继绳对陆学艺们的分层没有作太多评价，而只是近乎自由心证地“觉得还是用权力、财富、声望来作为分层的标准比较好”。
实现社会公正需要机会均等
杨继绳在一一分析了八大社会阶层后，归结出中国当前阶层结构的几个特点，即80％以上的工农大众处于社会中下层(64.8％)和社会下层 (17.9％)，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中间阶层比重太小，上等阶层中的不少人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阶层之间在财富、权力、声望方面有错位现象 (如官员的权力地位高而财富地位低，企业主的财富地位高而声望地位低，这就可能导致官员和企业主在权力和财富上互通有无)。平心而论，这几点结论我们早已非常熟悉，而作者此前对八大社会阶层的考察也多半给人“至今已觉不新鲜”之感，但我们显然不能以此来忽视本书的价值，因其价值主要不在这里，而在对问题根源的揭示和解决之道的提示本身。
杨继绳认为，社会分层的存在意味着社会不平等，而绝对的社会平等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区分哪些不平等是合理的，哪些不平等是不合理的。人们不能得到完全平等，但人们不能容忍以不公正的方法制造新的不平等。当前的社会不公实质是对改革代价的承担和对改革收益的分享不对称。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朋友，获益最小的是工人和农民，但对改革成本和风险的支付方面后者却远大于前者。社会结构先于制度定型后，某些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扼守新生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或阻挠改革继续深入，或使改革朝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企图使制度始终保持对他们有利的状态，这就造成了制度性社会不公。破除制度性不公的不二法门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义则是推进社会结构的开放，使得新出现的社会角色有自己的合法位置和利益保障，有向上流动的均等机会。其实这也就是孙立平所说的培育一种相对平衡的多元的社会结构，使得利益各方能够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平等博弈。
再度平心而论，这个道理也可以说是“卑之无甚高论”，实际上比这更“激进”的主张我们不是没有听过。但今日中国的一大尴尬就是“理论超前”，以至理论兀自后浪推前浪，现实却鲜有丝毫改变。处在这样一种局面之下，重复真理需要毅力，更需要勇气。因为即便是如此浅显的真理也并非随处可见的。
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
作者有勇气，文字就有生气。读杨继绳这本《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感受最强烈的不是认知冲击，而是作者的真诚、勇气和贴地而行的态度。作为一名记者，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杨继绳在“忧愤深广的阶层——知识分子”这一章中着意点出“人文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舆论知识分子的尴尬”。他认为，作为知识分子，不仅不要趋炎附势，还要主动使自己边缘化，即独立于主流之外，保持客观、冷静、超然的态度。作为思想者的人文知识分子，应当是非功利的，必须为自己的思想付出代价，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并非矫情的高调，也应是他的夫子自道。
对于舆论知识分子的尴尬，杨继绳将其归结为新闻腐败，其本质是不说真话、不讲真理，失去了新闻媒体客观公正的基本属性，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舆论界要走出“一仆二主”的困境，就要改变“舆论一致”年代留下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处在利益主体多元的时代，各种利益主体的声音只有通过多元的舆论才能得以表达。这确乎只是一种设想，但能见到这样的文字本身就已很不容易了。

著名作家梁晓声10年力作
一部后毛泽东时代最深刻的社会分析
只有懂了这个社会，你才能无往不胜
当官的看了知道怎么当官，经商的看了知道怎么发财读懂30年来的中国，300年来的中国社会，3000年来的中国人
在中国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要了解这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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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资产者和买办者们，已经阶层化了。对于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格外再加以分析的必要。因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主要是依赖于父辈权力的大小而聚敛的，其过程往往简单得令人咂舌，几乎完全没有什么商业意义可言。“中国特色”在这一点上具有极大的讽刺性。
《当代资产者阶层》
将上海人与广 州人、福建人相比，后者们即使已然是成功的“买办”了，可不知为什么，总使人感到他仍只不过是“打工仔”。而上海人，哪怕他明明只不过是境外商家的“打工仔”，却总企图以他后天不知从哪儿模仿来的所谓“儒商气质”——向你表明他是一位大“买办”。
《当代“买办”者阶层》
中国的中产者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几乎就从未形成过什么不可忽视的阶层，更几乎无任何社会影响力。而在中国当代社会中，这阶层由于是新生的，则还根本没有什么阶层的意识传统可言。好比一个三岁儿童，饿了哭、饱了笑、尿了闹，被一只温柔的手抚摸感到舒服，拍几下就会乖乖地睡着过去。它的阶层意识的本能，充其量作出如此平庸的反应罢了。
《当代中产者阶层》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做了官，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官，他往往希望世人首先视他为官员。如果竟不被那么看待，他心里就不免的有几分不痛快起来。如果他是他所从事的知识领域内的官，他将很在乎他在世人眼里，是否区别于他的同行，是否被认为比他的同行高一等。
《当代知识分子》
中国“农民工”，明摆着目前是享受“改革成果”最少最少的族群。并且其总体上，完全可能成为将来之中国另一为数庞大的贪穷族群。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既然大多数的他们并不在乎和计较叫他们“农民工”，社会无妨还那么暂且叫着。
《中国农民工》
邓小平生前也曾说过——中国要出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很可能出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担心的，是发生前苏联那样的事情。然而，中国共产党也可能在非常巩固地掌握着政权的情况之下，政权被某些官员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两面化了。一面做给自己的党和全社会看；而另一面隐蔽地、贪婪地、不断地左右结网，上下结网……
《中国当代“黑社会”》

2008年5月12日，四川大地震發生，廖亦武開始逐日撰寫《大地震記事》，在《民主中國》連載，數家中文網站轉載，影響廣泛。他先後去都江堰、聚源鎮、紫坪鋪、映秀、安縣、北川等地震重災區實地採訪，這是一個地震中的底層社會，老天爺讓他必須給後人留下記錄。對他在地震期間的行蹤和文字，美國《巴黎評論》、《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芝加哥評論》，法國《世界報》、《解放報》，英國BBC，日本《朝日新聞》、《產經新聞》等均做了報導和翻譯轉載。
這是一部將四川地震災期中的衆生相活生生保留下來的圖文實錄，很欽佩卡普辛斯基的廖亦武雖不具備那位波蘭官派記者的歷史意識和全球視野，但卻以他敢吃腐肉的胃口和翻遍垃圾堆的毅力。他的日記和攝影為我們保留了從映秀鎮到北川那奧蘭城（見卡繆《鼠疫》）一般封閉的絕望和死亡，那馬奎斯《愛在瘟疫蔓延時》一樣裸露的恐懼和焦慮，在央視節目廣而告之的溫總理流眼淚和胡書記發慰問之類救災花絮的鏡頭外，廖亦武這部書的確為我們搶救出了被官方自始至終以造假、虛飾和種種救災表演作掩蓋而活埋掉的大地瘡痍和人間潰瘍。
廖亦武的大地震紀實把我們的閲讀引向多次潛入災區搶拍實況的歷險記，以及一路上如何蒙混闖關的緊張行程。三年大飢荒和唐山大地震被禁絕了這樣的搶救，因而無數的真實都被官方像埋掉屍首一樣永遠地隱瞞滅跡了。三千萬或二十四萬的死亡數字畢竟只是數字，缺少了現場和實情的記錄，自然就削弱了對中共罪行的見證。但在去年的四川地震救災過程中，中共當局的封鎖與掩蓋已明顯地捉襟見肘了。四面八方的人員都進入了災區，都展開了各自搶救實況的工作，有很多很多有心人，都做了類似廖亦武和他的同伴所做的事情。你讀了廖亦武這部新書，即可窺一斑而知全豹，以你個人的知曉完成了對真實的搶救。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全书共分八章，内容包括：引论；中国社会分层——1949年以前；中国的社会分层与干部制度——1949－1959；中国的社会分层与干部制度——1959－1979；中国社会分层的三个主要体制；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析等。《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内容全面，论述透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Wu suo Zhangguo (Media control in China) / Qinglian He.

余杰：山坳上的中国教育——评《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
余杰
1949年以来的半个世纪，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失误，获取了太多的教训。有的失误是能够弥补的，有的失误却正在并将长期地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前进的巨大障碍。有人指出，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问题，教育方向所造成的恶果短期是看不出来的。越是一时看不出来，积累下来的问题就会越多，隐藏着的恶果也就必然越大。为什么一方面是教育本身已经危机重重，另一方面却是人人都采取鸵鸟政策、避而不谈呢？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近十年以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放弃了“社会良心”的角色、放弃了现实批判的使命，心安理得地以某一方面的“专家”自居。即使是许多身居高校的教授，也对当下教育的状况漠不关心。他们不仅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基本功能，而且连一个普通“公民”的职责也没有尽到。当我在1999年的春天、20世纪最后一个春天读到朋友冉云飞的力作《沉疴》的时候，仿佛是听到了斧子砸开冰面时凛冽的声音。这种声音我已经久违了。
《沉疴》一书，有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展示中国当前教育的现状，从小学教育到中学教育，从大学教育到师范教育、成人教育，从宏观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方针到微观的师资力量、教材编写、课程设置等，几乎“一网打尽”，但又重点突出、有条不紊。材料的丰富与立论的准确相得益彰。例如，作者在分析考试制度时，从“杀人的分数”入手，一直深入到中国人国民性中鲁迅先生所说的考试的“遗传症”上面，水到渠成地揭示出中国教育的病根在于“整人压制人、把人当奴才使唤”，可谓剥皮见骨、鞭辟入里。第二条线索是纵向梳理中国的教育发展史，将病根追踪到中国漫长的专制时代，正如朱总理所说，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伸，那么，当下教育的危机和弊端，也跟传统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三条线索是横向对比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作者时时以西方教育的传统和现实为镜子来比照中国教育的传统和现实。这面很管用的镜子果然照出了中国教育的种种问题。例如，在分析中西教育的文化哲学背景时，作者指出，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始终是人本主义教育占主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教育则是以教化为要求，把人当作驯化工具。显然，如果没有对西方教育思想的深刻领悟，是很难建立起这一参照系来的。全书三条线索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精彩之处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
真正的教育，是解放人的教育，是把人引导向更加自由的境界的教育。早在20年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就提出，教育者“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要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陶行知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是现代的国家，如果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那么它的教育，便不能不顺应着时代和世界的教育趋势，而伴随着竞进”。70多年以后，我们再读到陶行知的这几句话，简直要羞愧而死了。冉云飞在《玩乐的权利与身心健康》一节中痛切地描述了中国少年儿童被剥夺起码的玩乐权利的悲惨境遇。联合国《儿童权利保护公约》郑重告示：玩耍是儿童的权力。然而，我国公布签署该公约6年之后，并没有几个家长和老师把它当作一回事。中小学生的正当玩乐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一个中学生把爱情流行歌曲《最爱你的人是我》作了如下的改编：“书包最重的人是我，作业最多的人是我，起得最早的、睡得最晚的，是我是我还是我……”让人忍俊不禁，却又觉得无比辛酸。本来，孩子应当在游戏中长大，通过游戏获得知识和身体上的训练，并且能够从中学会生活，形成健全的人格，也就是陶行知所说的具有“健康体魄、农人身手、科学头脑、艺术兴味、改造社会精神”的现代人。但是，枯燥的教材、繁复的内容、陈旧的教学法、巨大的升学压力，让学生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也缺乏基本的责任感和义务感，最多成为掌握了某种技能的工具。作者总结说：“不把人当作一个活物来看，不把人当作千差万别的个体来对待，已经成为中国教育一个必须长期清算的顽疾。”读到这里，稍微有点良知的人，哪能不痛心疾首！所幸，领导层已开始重视这些问题，最近对中小学生的“减负”，反映一些举措正在出台。
《沉疴》其实讲述的是一些“常识”。然而，这些常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受到了遮蔽和掩盖。申明这些常识，意义比发明一种新的教育方法甚至还要重要。教育的问题并不是太复杂，一说大家都明白。但是，大家谁都不去捅破这层纸。冉云飞自己说，他写作这本书是站在一个“公民”的立场上，这种表态让我很感动。他不是居高临下地以“专家学者”的姿态发言，而是意识到了作为现代公民的责任与义务。他在书中多次强调，“应从小给学生进行尊重个性，尊重个人，尊重创造，发展潜力，尊重其权利，知晓其责任的公民教育。”他尖锐地指出，当下的所谓“德育”教育，充斥着假、大、空、死的知识，高不可攀的榜样、不着边际的好人好事，已经与当今大力推进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思想资源严重冲突。只有重视“公民”教育，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一代国民来。而公民教育应当贯彻这样的一个原则：尊重个人的发展与自由，尊重个人的人身权利等方面的权利不受侵犯。
《沉疴》是一本由一个有良知、有热血更有理性的普通的中国公民所写的书。它值得每一个有良知、有热血也有理性的普通的中国公民阅读。
摘自2000年第4期《博览群书》

本书是一个90后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和反思,以自己的感受去抨击中国教育体制中不完善的教育方式.

達賴喇嘛出走50週年．2009年紀念版
你只需讀一本書，就能全盤瞭解西藏所有問題
「西藏就像一個失去了行動能力的人體，躺在世界屋脊的雪山之巔，從不同方向飛來的鷹鷲，紛紛按照自己的需要撕扯她，從她身上啄食自己需要的部分 ──或是搶奪主權，或是爭取民意，或是表現意識形態，或是討好國際社會，還有那些貪心不足的商人、盜獵野生動物的槍手、尋求刺激的旅遊者、厭倦了現代文明的西方人......也都湧進西藏各取所需。綜觀歷史，西藏從未被外力擺佈到如此程度，如此無奈、身不由己。我給這本書取名《天葬》，就是取自這樣一種意像── 西藏在被撕裂，西藏正在死亡。」
十幾年來，我走遍了西藏的所有地區（包括青、川、甘、滇四省的藏區）。我曾在那些地方騎馬、步行、用自製的筏子沿河漂流，還有數次開車漫遊西藏。我在許多藏民的牛糞爐旁喝過酥油茶，在不同的寺廟求過宿，會見過各個級別的政府官員，採訪過當年的農奴和貴族，也和西藏的駐軍打過不少交道。我之所以敢寫這本書，就在於我有親身的經驗，成為讓我建立信心的基礎。
我不會說這本書能找到關於西藏的什麼真理，更不會說它可以對解決西藏問題提供「藥方」。按照這本書所遵循的脈絡和邏輯，西藏問題幾乎是無解的，而且那無解有一種宿命式的必然──不難想知：如果人類社會無法解決自身的總體問題，又如何能治好局部發作的一處病灶呢？
也許我只能展開一幅西藏的畫卷，讓你隨我一起在西藏令人神往亦令人心碎的歷史與現實中遨遊。那?的天湛藍，雪峰耀眼，寺廟金頂輝煌，那?有青稞、犛牛、酥油茶和糌粑，幾百萬人民與神靈鬼怪共度了千年寧靜，現在正被碾軋進那片高原的歷史巨輪所震盪。
朋友，讓我們一起為西藏未來的命運而祈禱。
今天的西藏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矛盾：中共統治給西藏社會造成災難性的毀壞，也為西藏帶來在現代意義上的長足發展；藏人既有保留傳統的願望，也有實現現代化的渴望，而傳統和現代化卻往往相互排斥；一邊是西藏城市日新月異的變化，另一邊農村和牧區卻保持著千百年如一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藏人對漢人的依賴和對漢人的憎恨存在著一個難以思議的正比關係；北京對西藏的政策既強硬又軟弱；漢人在西藏掌握無上的權力，而他們的權力在本質上又往往無效；一方面大量漢人自發地湧入西藏，另一方面西藏的漢人人心思走，「無人進藏」成為中共治藏的難題；中共對西藏的統治最寬鬆之時，反招致藏人更多的不滿和國際社會的更多指責......
這同時，西藏還存在著產生於不同立場和評價標準的矛盾：西藏究竟歷史上就屬於中國，還是直到本世紀中才被中共所佔領？未來的西藏應該獨立還是歸屬於中國？中國的國家利益和西藏的民族意願，哪一個應該是更高標準？首先應當使西藏普通百姓有更好的物質生活，還是首先需要爭取西藏的民族解放和政治自由，為此不惜流血犧牲？宗教對西藏社會的作用與價值應該怎樣判斷，是需要繼續置其於社會核心的地位，亦或應該促其淡出西藏的世俗生活？不管對於中國或是西藏，主權是否值得奉為至高無上，為此而雙方你死我活地鬥爭無休？......
所謂的西藏問題就不再是僅僅屬於北京和達蘭薩拉的爭執與是非。實際上，西藏問題是當今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問題的集中反映，是一個合併了各種矛盾的典型「病灶」。如果你希望只讀一本書就能對全球關注的西藏問題有全貌認識和清晰理解，本書是就是最佳選擇

「當監獄之門在我身後鋃鐺上鎖，
進入新疆的另一道門卻悄然打開。
那道門內的新疆不再是文件、書本和資訊中的符號，
而是真實的血肉、情感乃至體溫。
我與新疆的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
從此有了脈絡相通、呼吸與共的感覺。」

新疆，它佔去了六分之一的中國領土。換個說法，它的面積相當於三個法國，六個半英國；甚至新疆的一個縣——若羌，面積也接近六個臺灣，十個科威特。新疆，一旦進入某種場合，就從一個地名變成包含很多難題和對抗的歷史。何謂「新疆」？顧名思義，「新的疆土」。但是對維吾爾人而言，那片土地是他們的家園，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只有對佔領者才是「新的疆土」。維吾爾人不願意聽到這個地名，那是帝國擴張的宣示，是殖民者的炫耀，同時是當地民族屈辱與不幸的見證。

近年來，「新疆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超過「西藏問題」，成為北京當局最頭疼的民族問題。所謂「新疆問題」，核心所在就是「東土耳其斯坦」的獨立運動。九一一之後，中共當局以反恐名義全力鎮壓該獨立運動，導致整個維吾爾自治區更為緊張的對立局勢。

一九九九年，這本書寫作的起點。那時王力雄剛出版《天葬──西藏的命運》。再寫一本新疆問題的《天葬》是他最初的想法。不過當局以「竊取國家機密文件」的指控，讓他鋃鐺入獄。不過這個牢獄之災也成了他理解新疆的一個轉捩點。在今日中國，能讓維吾爾人接納漢人的地方，大概只有關押政治犯的監獄。那次入獄給他的最大收穫就是結識了同是政治犯的維吾爾人穆合塔爾。這本書正是因為有了他，才有了現在的角度——不再居高臨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維吾爾人中間。

這本書的內容是在不同時間所寫，但都和穆合塔爾有關。第一部分是王力雄離開監獄後的追憶，記錄了他被捕經歷，包括與穆合塔爾的相識。

第二部分是作者出獄後四次重返新疆的經歷，係根據當時的旅行日記編寫。四次他都和穆合塔爾見了面。新疆對他的吸引，穆合塔爾已經是主要因素。那四次遊歷幾乎覆蓋了整個新疆（只有北疆一角未到）。沒有機會自己遊歷新疆的讀者，不妨利用作者的眼睛，儘管走馬觀花，卻至少是瞭解新疆的基礎。

第三部分是本書的重點——王力雄與穆合塔爾的訪談。那是按現場錄音整理出來，除了理順口語，基本保持原貌。你會如同坐在作者的位置，傾聽一位維吾爾人敞開心扉。那席話將會帶你直接進入新疆問題的核心。

第四部分則是王力雄對新疆問題的思考。寫在他給穆合塔爾的信中。雖然被放在書的最後，卻不是結論。關係到維吾爾民族命運的話題，仍需相關人士的進一步回應。

《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是重建漢藏之間兩個歷史真相的第一本書。 1959年3月17日，達賴喇嘛開始一生流亡的命運。 他為何出走？如何出走？ 
返回歷史現場：經歷者和流亡者的真實故事。 
為什麼達賴喇嘛是1959年出走，而不是1951年或是1956年出走？ 為什麼拉薩民眾在1959年3月10日幾乎傾城而出，阻止達賴喇嘛去軍區司令部觀看演出？ 1954年，達賴喇嘛赴北京訪問時，拉薩民眾並沒有採取如此激烈的行動？ 
14天的顛沛流離，崎嶇顛簸的遙遙路線， 到底是毛澤東放走的「讓路說」？或是反動分子策畫的「劫持說」？
是什麼導致「拉薩事件」演變為「拉薩戰役」？在中國與西藏的歷史上留下重重謎團。 1959年，發生第一次「拉薩事件」， 1989年，發生第二次「拉薩事件」， 2008年3月，「拉薩事件」再次爆發。這是50年來拉薩發生的第三次暴動。 
暴動的過程中，一名拉薩青年高喊：「我們是你們49年前殺死的人，我們又回來了！」有多少中國人知道，這句話中隱含的痛楚？ 
唯有返回歷史現場，聆聽經歷者和流亡者的真實故事， 靠正義、勇氣和愛，讓世人知道所有真相，重獲和平！ 
作者李江琳近年來致力於西藏問題的研究，每年都從紐約飛到印度尋訪西藏難民定居地點，傾聽和記錄第一代流亡藏人的人生故事。通過調查研究，對西藏歷史產生了不同的看法。為了讓大家真正了解50年代在藏地發生的真實情況，她綜合了中共官方出版的資料，以及漢藏雙方親歷者的第一手資料，尋找1959年的兩個真相： 1　拉薩事件和拉薩戰役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切？ 2　達賴喇嘛為何出走？如何出走 
為什麼是歷史謎團？ 1959年3月達賴喇嘛出走事件，海內外有多個版本流傳。在中國有「民間版」和「官方版」兩個主要版本。「民間版」即「讓路說」：當年達賴喇嘛出走印度，是毛澤東放走的。「官方版」則是「劫持說」，這個說法首見於1959年3月28日發布的《新華社關於西藏叛亂事件的公報》：「這些反動分子……在3月17日悍然將達賴喇嘛劫出拉薩。」儘管達賴喇嘛隨即發表聲明公開否認，但官方一直堅持這個說法。這兩個版本至今還在流傳。 對於達賴喇嘛出走的原因，書中的陳述是3月17日那天有兩發砲彈落在羅布林卡，在請示乃穹神諭後，得到的指示「快走！快走！今晚就走！」神志迷狂的神諭抓起紙筆，清楚地畫出一張路線圖。 但乃穹神諭的話只是達賴喇嘛考慮的因素之一，那兩發射向羅布林卡的砲彈才是促使他做出決定的主要原因。 
他相信，如果民眾不再有保護的目標，他們很快會離開羅布林卡，自行解散。他希望以這樣的方式來避免大規模流血。 
歷史不會說謊，歷史不能迴避，是時間的最好見證 
我們必須重新審視1959年的事件，弄清楚1959年3月，拉薩到底發生了什麼，否則永遠不會理解藏民族的傷痛，也永遠無法理解為什麼每隔20年左右，西藏就會出現暴動。 
本書附有數十幅珍貴的歷史圖片，是最好的歷史知識教育。

Recueil de témoignages et de récits relatifs aux relations entre le Tibet et la Chine depuis 1951. Plusieurs textes du Dalaï-Lama vivant dont disponibles dans cet ouvrage.

『達賴喇嘛』的意涵，言人人殊。有些人認為我是大悲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也有人視我為『法王』。然而在一九五○年代末期，我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大委員會副委員長。隨後我從西藏出走，展開流亡生涯，即遭詬詆為反革命分子與寄生蟲。無論上述稱謂如何，均非我本意。我認為『達賴喇嘛』是一個示現個人職務所系的頭銜。在下僅是一介凡夫，一個不經意間走上僧途的藏人。 本書中，我全然以一個喇嘛的角色來敘述我生平的事蹟；然而，這絕不是一本關涉佛教的書。寫書的兩個主要原因是，其一，愈來愈多人熱中于探知達賴喇嘛的生平事蹟。其次，有些歷史事件與我有關，因此我想平實地留下記錄。由於時間的限制，我決定直接以英文敘述，這並不容易，因為我的英文自我表達能力有限。此外，我也意識到某些我表達的微妙意涵，恐怕無法如我所想般，能精確地以英文再現。但是，同樣的情況，在從藏文譯成英文的過程中，亦難避免。而且，我不像有些人擁有可供利用的研究資源，而我的記憶力一如常人，可能記措。因此，我要在此向西藏流亡政府的有關官員及本書編輯亞歷山大．諾曼致謝，感謝他們在這些我力有未逮之處的協助。

本书为藏族女作家第一本散文集,作者以飞扬的文采、丰富的资料,叙写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光荣,见证一个剧烈变动中的今日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