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郭士立的代表作品，在采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阅读同时代人大量散文笔记，深入各种场合调研，*终写作而成。
全书以道光皇帝的生平为主线，讲述了大清帝国30年间社会的剧烈变化。
清朝维护大一统帝国的努力、社会各阶层的挣扎与反抗、外交上的由盛而衰、军事上的不断败北、政治上的腐朽没落，犹如一幅悲凉凄清的末世画卷展现出来，生动地反映了大清帝国“无边落木萧萧下”的衰败景象。

《洪宪帝制外交》一书以洪宪帝制运动期间袁世凯政府的外交为主题，使用中、英、日三方史料，主要讨论帝制运动期间中、英、日三国外交，兼及美、法、俄国以及德国。作者认为，洪宪帝制与全球及东亚外交密切相关。在洪宪帝制外交中，袁世凯虽有娴熟的外交技巧，但因外部局势的因素，最终帝制运动不被各国承认。帝制外交交涉中贯穿着英日对东亚主导权的争夺，但英国因欧战不利而对日妥协，最终日本取得领导地位，对中国日趋强硬。洪宪帝制外交最终导致中日关系恶化，既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之后，中国反日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

Placing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at the center of modern Chinese consciousness, Ruth Rogaski reveals how hygiene became a crucial element in the formulation of Chinese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Rogaski focuses on multiple manifestations across time of a single Chinese concept, weisheng—which has been rendered into English as "hygiene," "sanitary," "health," or "public health"—as it emerged in the complex treaty-port environment of Tianjin. Before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weisheng was associated with diverse regimens of diet, meditation, and self-medication. Hygienic Modernity reveals how meanings of weisheng, with the arrival of violent imperialism, shifted from Chinese cosmology to encompass such ideas as national sovereignty, laboratory knowledge, the cleanliness of bodies, and the fitness of races: categories in which the Chinese were often deemed lacking by foreign observers and Chinese elites alike.

《上海史研究译丛》精选当今海外一流学者有关近现代上海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可读性和学术性兼具，并由国内专家翻译。海外学者以独特视角、独有材料和独到见解，对上海历史作出有别于以往的解读，内容涉及上海道台、警察、妓女、工业家、侨民、同乡会、救火会、苏北人等众生相。
在老上海的记忆中，“歹土”是指沪西一带歹徒出没之地。1937年至1941年，日本侵略军、汪伪傀儡政权、外国租界当局、国民党政府等各种势力在上海纠缠在一起，形成复杂而又紧张的关系。沪西歹土便经常发生暗杀等恐怖活动，又整日 充斥着赌博等城市犯罪。作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大家――魏斐德的一部力作，作为海外上海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名著，本书以独特的视角、翔实的材料、深入浅出的语言，生动再现了上海这一段特殊而又艰难的岁月，使上海的战时恐怖活动和城市暴力犯罪，如银幕展示般映现在读者眼前。

1894年清日的战争，清朝用干支纪年的甲午年命名“甲午战争”；日本命名“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欧美命名“First Sino-Japanese War”。 依据国际上对战争命名的惯例，明确作战当事国的主宾关系，本书题为“清日战争”。清日战争已过百年，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留下了伤痛和耻辱。从那个时代开始， 外来侵略接踵而至，在中国近代史上，当西方文明和明治维新与古旧的清朝体制发生猛烈碰撞时，战争的失败也催生了中国新的历史纪元。
作者将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等处馆藏历史文献中收集了大量华语史学界难得一见的史料和大量弥足珍贵的图片，爬梳整理，按战争经过、战争背景、战争、战时、战地各种局部、战争影响、大事记、图记、表记等编纂出一部崭新巨著。书中对甲午战争历史的深层挖掘和剖析，力图站在中间立场分析战争的胜败得失，有助于读者更多地认识战争的背景，客观思考战争胜负的原因，及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本书各部分均采用清日两国对比手法写作，全面对比双方的军、政、经、民等各方面因素，清晰直观，一目了然。较之以往单纯纪事或编年手法的突破，有利于对清日两国之间战斗力等军事能力现状的了解。

近代从事西式外交的官员产生于科举的道路，他们是如何“适应”外交这种全新的“职业”的？如何理解清朝外交机构的运作方式与特点？作者从清代档案中钩稽总理衙门、外务部及驻外官员的履历资料，考察其出身、选任、升迁、去向、群体演进等系列问题，构建并展现出晚清外交人员从起源、发展到所谓“职业化”外交官群体形成的全过程。“外交官”是一个研究薄弱的群体，本书的研究为今后的晚清外交史研究奠立了基础。

《中日战争史研究(1931-1945)》讲述了：“珞珈史学文库”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结集。第一批推出的是二十多位教授的文集。以后将根据情况，陆续推出新的集子。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早在1913年，武汉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设置历史地理部。1930年武汉大学组建史学系，1953年改名历史学系，2003年组建历史学院。一批又一批著名学者，如李汉俊、李剑农、雷海宗、罗家伦、钱穆、吴其昌、徐中舒、陈祖源、周谱冲、郭斌佳、杨人根、梁园东、方壮猷、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吴廷缪、姚薇元、彭雨新、石泉等，曾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推动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和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繁荣的同时，在武汉大学和中国史学史上也留下了嘉名。其中，唐长孺、吴于廑两位大师贡献最为卓殊。

《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主要内容包括：近代中国绘画史学研究中“日本影响”的考察、同类史学研究成果在中日的绝对时间比较、中国绘画史学研究中的“日本影响”痕迹、近代中国绘画理论研究中“日本影响”的考察、著作的借移：陈师曾·例外的黄宾虹、论文中的日本痕迹：《东方杂志·中国美术专号》、沿袭与批判并存：以傅抱石为例等等。

第二卷，江浙沪近代经济地理，作者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本书论述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变迁的原因、历史过程与结果，各区域工农业和交通邮政金融等方面发生的重大的变迁、全新的中国经济地理格局以及区域差异的形成，并探讨影响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形成的诸因素。

近代中国海关始于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期间，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赢得政权后未几结束。一个世纪中，它的身影不仅出现在中国的内陆腹地，还出现在远在西北的乌鲁木齐，甚至是西南的喜马拉雅山。
无论沿海，还是内陆，海关对于中国而言都是一个重要机构，也是weiyi一个未有中断且势力几乎可达全中国的机构。
近代海关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所提供的监管加速了中国的国际贸易，以及支持了涵括中国、欧洲、亚洲和美国在内的跨国人际网络。它不但支持中国以平等的民族国家身份加入到新的外交体系，同时促进中国与国际组织间的合作，打造国际惯例，譬如航海公约。海关职员在私人闲暇时，是收集者、翻译者、语言学家和学者，通过他们的活动，使中国在国际文化和学术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晚清到北洋，再到抗日战争乃至国共内战，海关的历史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缩影，并且触及许多面向，进而影响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崛起，以及抗日战争等。海关同时也从根本上形塑了这一时期统治中国各个政权的形态。

《南亭笔记》16卷，署“武进李伯元著，泾县胡寄尘校订”，上海大东书局1919年7月石印本。李伯元，名宝嘉，原名宝凯，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笔名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等，江苏武进人。晚清小说大家，著名报人。

西方学界关于一战的著述繁多，但中国的地位和角色总是被忽略。本书根据翔实可靠的史料，披露了一段意义深远却鲜为人知的中国劳工参与一战的历史。一战期间，14万华工因缘际会地成为中国派往世界的“使者”，来到法国参战。华工们吃苦耐劳，心灵手巧，是挖战壕、修铁路的专家，甚至搏杀于前线，为中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们是中国国际化进程中平民参与的代表,为中国参战和加入巴黎和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还成为了晏阳初等一代中国精英的老师；他们在血染的西线战场戴瑞士表、太阳镜、绅士帽,交法国女朋友,为保卫自己的权益把欺负他们的美国大兵打得头破血流，尽显中国男儿的威风……
华工们参与一战，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惊天之举，也是世界现代史上的动地之事。
协约国没把中国对德宣战当回事，但华工如同士兵一样必不可少。
——《纽约时报》
华工在欧洲战场上为中国赢得荣耀。
——穆雷（一战华工）
华工是第一流的工人，在密集炮火下，忍受艰难，完成任务，堪称榜样。
——福煦（一战协约国联军总司令、法国元帅）
华工是中国连接世界的桥梁。
——《中国留学生月报》
本书书对一战历史、国际移民和跨文化交流等问题研究的推进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将使徐国琦置身中国近代史和国际史领域一流学者的行列。
——入江昭（Akira Iriye，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
透过徐国琦对中国与一战、一战华工的研究，我们可以理解：或许一战华工的参战对于协约国在军事上的最后胜利没有直接的影响，但中国与一战关系意义重大。
——吴翎君（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书注重历史当事人的时代关怀，返其旧心，从广义的文化视角考察近代中国思想与社会的权势转移。全书跨越思想史和社会史的学科藩篱，通过探讨近代大变局中传统的中断与传承，中西文化竞争与民族主义的特异，思想衍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等各层面的多元互动，揭示近代中国社会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丰富特性。随着四民社会的解体和经典的隐退，出现了民国之中“国进民退”的倾向。这些演变既产生了众多问题，又遮蔽了不少问题，当时就造成读书人的困扰，迄今仍在影响我们。

本书要研究的是胡适。这位二十多岁就暴得大名的人物，从青年起就一生都是新闻媒体注意的对象，也是学术界一个久有争议而很难处理的题目：前些年是贬多于褒，近几年则褒多于贬。而本书要做的就是帮助读者更好地去了解这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一个1891-1929年间的胡适。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以一个没有什么身世凭借的二十多岁的青年，回国两年间，即“暴得大名”，一举成为士林之首，真是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之事。这个极有意思的事例，几十年来吸引了无数学者。故此，有人曾说，胡适的“暴得大名”，就是因为“中国思想界有一段空白而恰好被他填上了”。而今，这个人物已经远离我们数十年，但是关于他的争论却从未停止，胡适，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文章所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晚清最后十年到1930年代左右，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偏重的是“变”的部分，而尚未来得及仔细分析在新史学甚嚣尘上之时，旧史本身的风貌。

本书充分利用日本及中国大陆、台湾所藏档案史料，体察清末民初的时代语境，以华盛顿会议等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为案例，梳理、剖析当时外交活动的表象、特点及其本质。对晚清至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外交制度的形成、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机构的兴衰、外交人才的培养，以及重要事件中中央政府、外交官僚、社会舆论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详尽分析。全书力求摆脱以往民初外交史研究中重评价、轻实证的痼疾，还原以往研究中未能注意到的细节和时代特点，并追索民初外交与其前后时代外交的关系。

中苏同盟关系是对2世纪中国历史进程最具影响的双边关系之一.中苏同盟的形成、发展及最终走向破裂,台上台下上演了一幕幕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剧.如要理解2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解读中苏同盟关系是一把重要的锁钥.本书围绕着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分裂所展开的历史叙事,极

岩井茂树的《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一部分，即“财政结构的集中与分散”，是以清代的财政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明确了正额财政的集权构造，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正额财政之外又广泛存在着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以此认识为基础，考察两者之间存在的互补性，并分析了18～19世纪的变化过程。
第一章，首先概述了清代财政的基本情况，论述岁入和岁出的结构以及它们的发展倾向；其次，从宏观角度考察了17世纪中叶开始的经济变动，分析了财政收支情况与经济变动的关系。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在18世纪的100年间，尽管白银的购买力不断降低，导致了物价上升，但正额财政的实际规模却不断缩小。同时，由于州县财政开支的主要来源——“存留银”不断削减，而各种性质的“劝捐”﹑“摊捐”又层出不穷，导致地方官府财政日益窘迫。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地方政府扩大了附加性或追加性课征项目的范围和数量。基于这样的原因，笔者认为：在财政体系中实行“原额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课征的增大，并会造成财政负担的不均衡。同时，作为当时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馈送”、“规礼”等官僚之间的私人赠送广泛存在。财政负担的不均衡和吏治的颓败使利害冲突更加激烈，社会不稳定因素逐渐扩大，最终导致了王朝的倾覆。
第二章及第三章剖析了京饷、协饷和酌拨制度的建立与演变过程。清朝中前期，一直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的正额财政制度。但在太平天国时期，随着酌拨制度的崩溃，开始摊派京饷与协饷，清朝财政呈现出分权化倾向。到19世纪后半叶，实际上确立了以各省总督、巡抚控制的省级财政为中心的地方财政体系。
在这种地方财政体系中，外销的经费占有核心地位。第四章重点讨论了外销不断扩大的过程，并说明了随着外销领域的扩大，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间围绕着外销经费问题所产生的矛盾也不断扩大。光绪九年（1883），朝廷以支付京官津贴为名，要求各省将部分外销款项送交户部饭银处。中央政府与各省为此发生纠纷，山西巡抚张之洞力主保护各省权利。通过张之洞的议论，可以发现外销款项在当时还没有成为正式的财政制度，没有“名分”。而且，在省级财政的外销款项之外，基层政府机构的经费仍然依靠各种附加税和非法捐税，官员中饱私囊的状况也一直存在。
《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二部分“徭役与财政之间”，具体地考察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在不同时代财政体系中的形态与演变过程，从新的视角来透视各个时代财政的历史特点，并在研究方法上展开新的探索。
第五章以15世纪中叶赋役改革中创建的均徭法作为具体考察的对象。在实行均徭法之前，杂役是在有负担能力的人户之中进行点佥，而均徭法则规定杂役由轮年应役的里甲各户承担。以往的研究认为均徭法推行的目的是完善里甲组织的税、役征收体制。但是，笔者认为，均徭法的具体应役方式并非以“赋役黄册”为依据，而是另造“均徭文册”或“龙头鼠尾册”等簿册进行派役。由此可知，均徭法是利用里甲组织来实现十甲各户轮流当役，而不是将每个甲作为一个单位进行派役。明代的里甲组织虽然承担税粮征收责任，但是，在征收正常财政开支以外的地方性事务经费和徭役的过程中，里甲组织并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去应付各种负担。
第六章探讨了里甲组织及里长的徭役负担问题。见（现）年里长承担很多职责，其核心是“催办钱粮”和“勾摄公事”。到现在为止，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者把“勾摄公事”解释为承担里内及官府委托的公共事务，并解决由此产生的费用问题。然而，从元代到清代，“勾摄公事”实际上是一种官吏用语，专指诉讼过程中拘唤被告﹑原告和人证等事务。这里的“公事”并非指里长承担的各种事务和费用。里长作为乡村基层组织的头目，要遵行官府的命令，承担“钱粮”和“刑名”之役。按照明初确立的财政制度，明代的上供物料和地方政府的“公费”等额外负担本来不由见年里长或十户甲首承担。然而，永乐年间以后，随着财政支出的膨胀，上供物料和“公费”等成为中央和地方官府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这些额外的费用大大加重了里长的负担，超越了其支付能力。为了规避重役，有些人户采用诡寄和花分等手段，逃避里长之役，从而造成了“役困”问题。由此可知，明代所谓的徭役问题产生的根源实际上是由于正额之外的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也要由里长和没有优免特权的庶民承担而造成的。
第七章讨论一条鞭法在财政史上的意义。“一条鞭法”不仅统一了维持地方官府运作的各种徭役（四差），又在《赋役全书》等财政簿册中把这些费用作为定额列入地方存留。同时，原先的许多额外负担也被归入正额之内。一条鞭法推行的结果，削减并固定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经费，目的是杜绝地方政府利用徭役征收所具有的弹性来获取额外收入。17世纪中后期，随着军事开支的增大，财政日渐窘迫，并且一条鞭法以外的各种徭役名目则再一次扩大。
通过上述历史现象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财政的“原额主义”造成了地方官府财政经费不足，导致了正额之外的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与数量日益膨胀，而不断增加的额外负担又不均衡地加之于社会各阶层之间。这样的结构贯穿于明代的财政。清代财政和明代的财政虽然在岁入与岁出方式上有所不同，明代实行的是现物财政，而清代实行的则是银钱财政，同时，在有无法定差役制度这一点上也有所区别。但是，如果着眼于财政结构和原则，就会发现明清两代存在着共同的特点，即僵化的正额部分与具有很强伸缩性的额外部分形成互补关系。
本书的附篇则概括地说明了近代中国财政的基本情况。近代中国经历了两次革命，内战与外侮频仍，其财政制度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中国近代财政史上，出现过“没有地方的中央财政”，也出现过以附加税作为原资的县财政，在附税征收过程中还出现过包税制。而厘金制度废除后，各种“苛捐杂税”又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问题，可以看成是清代以来财政体系的延续。

“她”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所发明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女性新代词。它的诞生、早期书写实践和社会认同的过程，蕴涵着丰富多彩、生动曲折的历史内容。揭示这一过程，对于认知汉语的现代变革、新文艺的起源、女性意识的强化与渗透，以及中外文化交流互动的意义等，都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
《“她”字的文化史》是作者长期研究近代中国新名词的一个典型个案，很是系统完整。其所发掘出的材料让人感到惊奇。全书为“她”字作“传”，构思新颖，讨论深入，图文并茂，集历史叙事、史实考辨、分析评论于一体，融语言、文学、性别、观念和跨文化交流的多维视野于一字，是对反对“她”字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理念的自觉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