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一书是陈恭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时至今日，仍被公认为代表民国时代最高学术水准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代表该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独立立场和观点的著作。本书19章，近70万字，以叙述为主，分析辅之。本书根据近代以来发生的大事，分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民国以来状况等几大主题，为中国近代史架构了基本的叙述轮廓。尤为令人称道的是陈恭禄尝试以一种公正的态度对待历史，他认为“本书论断，著者非诋毁时人，或为之辩护，不过以公平之态度，说明其立场”，比如在讨论中外冲突及中外关系等问题时，“对于侵略之罪恶，决不为之稍讳”，但更要以事实为根据，不能一味诋毁。由于本书持论公允，资料翔实，详略得当，成为当时中国近代史最完善的教材。

《梁启超年谱长编》是任公的年谱长编，治近现代学术思想者必读。近现代人物年谱中的一部鸿篇巨制，以资料翔实著称，尤其是书中摘录谱主与其师友往还的七百余通书信，史料价值极高。编者在处理资料时，将其按年分类连缀起来，加上说明性的或评论性的文字，以体现谱主在有关年月中的主要活动。

本书是我国首部以战时日本报界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它尝试从新闻与传播学的角度来考察日本的侵华战争，从而进一步剖析传媒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战时日本报界经历了几次大的转折，最终沦落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为侵略战争摇旗呐喊。可以说，这个过程是日本报界参与战争、宣传战争、推动战争发展的过程，是日本报界对政治屈服、迎合和协力的过程，它对塑造全民精神总动员、构筑战时精神、统一国民思想、推动战时体制的建立发挥了难以取代的作用。本书从传媒与战争的关系角度出发，厘清了战时日本报界的发展脉络，勾勒了日本报界由抗争到妥协、最终沦落为军国主义宣传机器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并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考察了战时日本媒体“转向”的原因。同时，从政府、民众和媒体的互动中考察了战时日本传播网络的构建过程，指出战时报界话语权的构筑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同时进行的。

民国时期，出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与改良社会的需要，社会调查盛极一时，形成了大量珍贵的调查资料。本书收录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资料120种，分为社会概况调查、农村调查、文教卫生事业调查、工业与工人调查、社会组织调查、民族与民俗调查等。调查机构既包括领导的江南问题研究会，还包括北平社会调查所等研究机构、南京市社会局等官方机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学系等高校院系，更有日本（满铁）、伪政权的调查机构。这些调查，涵盖了全国的大部分省份，它们由于采用了较为先进的调查、统计方法，是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资料。

《宋子文与他的时代》一书收录了250余幅珍贵照片、书信、电报、证明文书等文献资料。这些照片和文献资料均是从宋氏后人保存的大量宋子文私人材料中精选所得，记录宋子文的家世家庭、留学和从政、国务活动、社交游历、晚年生活等方面的情况。

北京大学知名学者尚小明做序推荐
充分挖掘日记、书信，揭示科举改制中鲜为人知的内幕，
如朝廷高层各方态度与争论的历史真相
作为清朝最后的精英，如谭延闿、沈钧儒、王揖唐等，
这一进士群体的浮沉进退和政治命运究竟如何？
晚清的中国连遭挫败，被迫走上变成法、施新政的道路，科举制度首当其冲。本书即旨在探讨清末新政开始后，科举改制下的癸卯、甲辰两科会试，及其造就的中国历史上最后的进士群体在清末民初的出处进退与最终命运。
作者呈现了清季科举改制相对完整的实际运行图景并反思其利弊得失，有助于更深入理解这一重大的制度变革。同时，以一个人数众多但范围固定的进士精英群体为对象，探讨后科举时代士人群体的转型和命运问题，既希望分析把握群体的整体特征和趋向，也观照其内部的分层、差异和复杂性，并将停废科举、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民初政局一并纳入观察，弥补了既往研究更偏重个体和乡村士子的薄弱之处，拓展和推进了清末民初政治、社会文化转型的研究。

盛宣怀，清末官员，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与日本：晚清中日关系之多面相》属于文献编著，由《盛宣怀传》、《东京友人来函》解读、《愚斋东游日记》标点和注释等三大部分构成。通过盛宣怀和日本友人的来往信件和其在日期间的日记，记录了盛氏自光绪戊申八月初七日东渡，至十一月初二日返抵上海，八十余日间遍访横滨、东京、镰仓、京都、神户、须磨、长崎、大阪、尼崎、鹰取、大牟田、马关，拜客见客五百余人，详细考察各项实业的具体情况，是那一时期中日两国关系演变进程之重要见证。

一切有关在中国的经历和对中国问题所作研究的回忆。

本书根据多种档案材料和实地考察，并结合社会学诸多方面，探讨了华北小农经济长期未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原因，并系统总结了西方和日本学者在此问题上的各种观点，内容丰富充实。

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帝國，也是傳統中國轉向現代中國的轉捩點，
更是現代中國形成的關鍵時期。
大清帝國如何崛起，開創康雍乾盛世？
又如何經歷西方強權叩關，走向衰亡？
這段波瀾壯闊、風雲變色的歷史，在本書有最精采的描繪與解析。
本書作者羅威廉是《劍橋大學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系列作者群之一，是當今西方研究清史的權威學者。《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是繼魏斐德《大清帝國的衰亡》、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之後，西方史學界極具代表性的清史研究專書，更為近半世紀西方清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本書是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帝制中國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系列中的最後一冊，全書綜合近數十年來美國清史學界的新研究成果，呈現包括社會史研究、內亞轉向和歐亞轉向等三個重要的新取向。作者羅威廉教授從這些觀點出發，把大清帝國的歷史放入前後更長時段的中國史脈絡，以及更廣闊空間的全球性觀點中。書中以主題為主、時序為輔的方式安排章節，深入淺出地探討清代各時期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各重要主題，分析與敘述兼長且極具可讀性。雖然本書原為針對美國讀者撰寫，然而對於想一窺歐美清史學界近數十年發展概要的臺灣讀者而言，仍是極佳的入門之作。
羅威廉在本書中運用西方的「帝國」概念恰如其分地詮釋清朝的歷史位置：清朝將蒙古、女真、西藏及其他非漢民族，成功地整合為一種新型態、超越性的政治體，類似近代早期歐亞大陸型態之多民族普世帝國，是民族主義浮現檯面前的政治形式。
名家推薦
羅威廉教授是馳名國際的清史專家，他這本《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成功地綜合了國際及中國清史學界過去數十年的成果，具有典範性的價值。此書拋棄了清朝無能保守及中國近代史起於西力入侵的傳統觀點，將清朝視為一個克服種種挑戰、成就斐然而必須完整視之的重要斷代，以深入展現中國近代歷史自身演變的特質。作者同時融合了新清史、社會史、內亞史、東亞史以及比較世界歷史的眼光，對於清代歷史各重要階段的起源、發展及特性，做出了完整而深刻的詮釋。是以本書堪稱這數十年來海外清史研究最重要的通論性作品，為研究清史及中國近現史者所必讀。
－－吳展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作者羅威廉在本書〈導言〉中說：歷史學家們現在對大清帝國的理解，與四、五十年前我們所曾經理解的大不一樣了。感謝作者羅威廉，本書夾敘夾議式的宏大敘事，不僅讓我們看到了半個世紀以來西方最富有活力的清史領域產出的豐碩成果，並且通過此一對比，領會五十年來人們對大清帝國的理解確實已經「大不一樣」。這一點也提醒華語史學界應更加重視西方同行研究清史過程中基本概念的重構（basic reconceptualization）和相關理論支架的可驗證性（testability of the related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張廣達，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講座教授
羅威廉在這本精湛傑出的研究著作中，將最新的清史研究推介給一般讀者。《中國最後的帝國》為作者畢生研讀清史此領域之最新力作，對於我們瞭解中國史，這是一本治學嚴謹、值得信賴的重要之作。
－－蓋博堅（R. Kent Guy），華盛頓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這是一本來自美國史學界的中國史嶄新論述。自1644年由非漢族的滿洲人征服明朝那一刻開始，傳統中國逐漸變得不太一樣。這意謂著過去以費正清為首的哈佛學派，其強調中國朝代更迭、道統延續的概念必須被摒棄……簡而言之，一如作者羅威廉教授在此書中所陳述，「內向封閉的天朝帝國」雖然業已消失，更有趣的卻在我們面前上演著。
－－Jonathan Mirsky ，《泰晤士報文學評論》（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書評
一本針對中國史這段重要時代的最佳研究。
－－K. E. Stapleton，《Choice》書評

協力と対立を繰り返しながら、日本の侵略に立ち向かい、中国を大きく変えていった国民党と共産党。このふたつの政党を主人公として、ソ連との関係や運動の実際などにも目を配りながら、革命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に彩られたイデオロギーの時代を描き出す。孫文の死から抗日戦争の終結までの激動の20年。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是讨论语言接触、词汇交流的著作，但著者把语词的问题放在近代史的大背景下去分析。西学东渐、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留日热潮……历史的潮涌与新词译词的诞生得到了明确的阐述。历史学可以通过时代关键词的形成透视出近代的脉动；词汇学亦可从近代新知识在欧中日三方的环流中把握概念的引介和语词借贷的关系，并进而审视“新国语”形成的历史。大处着眼，细处着笔，此书之胜人处也。

本书为历史学研究著作，以日俄战争时期中日两国政府间的外交交涉为研究对象。日俄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本书按照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借助中日文资料，对这一时期中日两国交涉的历史事实进行介绍、分析，剖析其背景、根源和影响，力求将这一时期的中日交涉全貌完整、真实地展现给读者。全书共分五章，主要内容涉及俄国占领东北时期的中日交涉、日俄战争爆发后中国中立政策的出台及中国对日本秘密援助、日本在战争中对中国主权、权益的侵犯与掠夺、中日两国对待战争的看法及为战争善后所作的准备、中日围绕东三省善后事宜的北京谈判等。

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39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益世报》《边疆周刊》发表一篇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明确提出中国只存在一个“中华民族”，把中国的汉、满、蒙、回、藏等群体都称为“民族”，是帝国主义分化和瓦解中国的策略和阴谋，“伪满洲国”即是一例。文章发表后引发了关于“中华民族”定义的激烈争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费孝通先生曾撰文明确表示不同意见。距离当年那场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辩已经过去70多年，今天中国固然没有面临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的直接威胁，但一些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令人担忧。中国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究竟应当以“中华民族”为单元，还是以56个“民族”为单元，直至今日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本书汇集了1939年围绕着一议题的重要论文以及对这一争论的回顾文章，希望读者能够了解当年这场大讨论的原貌并思考应如何理解今天中国的民族问题。

《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以2012年日本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狭间直树在清华园为“梁启超纪念讲座”发表的系列讲演为基础整理而成。狭间直树教授在“东亚近代文明史”的宏阔视野下，以大量史料为基础，通过细致的文本比较分析，将梁启超逃亡日本期间的经历和转变，尤其是与康有为的关系，明治日本对于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学术的影响，以及“二十一条”后梁启超对日态度的转变等议题，作以细致的呈现和剖析，力图揭示梁启超其人其思对于东亚近代文明形成和内部互动的意义。
依照“讲学社丛书”的体例，本书在讲稿之外增加了丛书总序、学者评议、印象记等内容，并收入作者讲演中涉及的曾发表过的三篇论文作为附录，另附有少量彩色插图。

本书作者把研究对象确定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法律，以期对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提供一种社会学的解释。在兼跨社会学、历史学、法律这三个学科领域之间，开创了法律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研究范式，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研究体系，被称为“法律社会史”。本书是这一领域的经典著作，初版至今已60余年，并有作者自己的英文译本传世，在西方汉学界广有影响。

《作为方法的中国》包括了：考察“中国近代”的视角、关于近代中国像的重新探讨、中国的“封建”与近代、天下与国家、生民与国民、作为方法的中国、津田支那学和今后的中国学、法国支那学、日本汉学和中国哲学、写在“儒教复兴”之际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