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传承的，只有传承才可能使数千年文化积淀而形成传统。天文作为中国文化之源，对中华文明诸核心内涵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本书旨在通过天文考古学研究揭示传统的宇宙观体系，重建上古文明乃至前文字时代的知识、制度与思想，从本质上阐释中国文化的特点及核心价值。全书将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和古天文学相结合，以对己身文明的理论探索为基础，完成上古时空观、政治观、宗教观、祭祀观、典章制度、哲学观及科学观的研究，辨析天文与人文的相互关系，是一部从天文学角度，运用天文考古学研究方法全面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著作。

作者一向主张对古代中国的研究要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从史学、考古、美术史、古地理学、思想理论等方面进行跨学科的整合，而此书正是他本人所做的一次最彻底的试验。本书利用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和神话学的各种材料，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它早期的特征作了精辟的阐述，可以看作是作者一生研究古代中国的综合性成果。近三十年来，先后有英、中、日三种文字的译本在世界各地流传。

In Excavating the Afterlife, Guolong Lai explor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political change and mortuary religion from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By examining burial structure, grave goods, and religious documents unearthed from groups of well-preserved tombs in southern China, Lai shows that new attitudes toward the dead, resulting from the trauma of violent political struggle and warfare, permanently altered the early Chinese conceptions of this world and the afterlife. The book grounds the important changes in religious beliefs and ritual practices firmly in the sociopolitical transition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ca. 453-221 BCE) to the early empires (3rd century-1st century BCE).
A methodologically sophisticated synthesis of archaeological, art historical, and textual sources, Excavating the Afterlife will be of interest to art historians, archaeologists, and textual scholars of China, as well as to students of comparative religions.

在中国早期法秩序的运作中，程序的意义非同凡响，实体法律的功能往往要通过严格而讲究的程序才能体现出来。根据传世文献记载，西周时代已有了“刑书”之类的成文法，金文资料对此也有所反映。金文资料还表明，当时的官员也可以依据天子赋予自己的职权来制定、颁行法律。《刑书与道术: 大变局下的早期中国法》运用流传下来的文献做出的考证和研究。

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ISBN：9787303137022，作者：李锐 著

本书是作者近十年来关于“史学”、“经学”、“思想”这三方面所作的文章。全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重在理论问题的探讨，如比较研究与世界势力、中国传统史学等。第二部分重在经学极其与史学的关系的探讨。第三部分是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或与思想史背景有关的文章，如殷周关系研究、先秦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生、儒家孝道与家庭伦理的社会化等。
序
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
一、历史的比较研究
二、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
三、关于历史比较研究的限度问题
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
一、问题提出的缘由
二、关于史学的求真问题
三、关于史学的致用问题
四、关于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问题
先秦史学传统中的致用与求真
一、关于史学的致用
二、关于史学的求真
司马迁史学思想中的变与常
一、司马迁对于历史上的变的论述
二、司马迁对历史上的常的论述
三、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
一、弁言——略说“历史理性”
二、以人心为背景的历史理性的曙光(正)
三、与人心疏离的历史理性的无情化(反)
四、天人合一的历史理性的有情有理化(合)
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
一、史学在中国古代学术分合中所显现的特点
二、中国传统史学与经学的关系
三、史学在古代中国、印度、希腊学术中处于不同地位之原因
关于通史
一、问题的提出
二、一些可能与“通史”有关的西方词语和中文里的“通史”之异同
三、“普世史”与“通史”两种史学传统试析
四、通史体例与通史精神
理雅各英译《书经》及《竹书纪年》
一、引言
二、关于理氏译注《书经》的思想
三、对理氏《书经》和《竹书纪年》的翻译之讨论
四、结语
引用书目
理雅各英译《书经》《竹书纪年》的文献考证
引言
一、关于《古文尚书》真伪及有关文献的问题
二、关于《竹书纪年》流传与真伪的问题
结语
理雅各英译《春秋》及《左传》
一、理雅各译《春秋》经兼收《左传》
二、理氏依照中国传统以《春秋》为经，但又对之深致怀疑与不满
三、理氏否定《春秋》、同时却肯定《左传》
四、论理氏关于《春秋》和《左传》的见解
五、理氏对于《春秋》《左传》的译文
理雅各与安井衡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的异同
一、理雅各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
二、安井衡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
三、理雅各与安井衡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的异同
《春秋三传》与其底本《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一、问题的提出
二、关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三、关于《春秋三传》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的异同
孟子和儒家经传
一、孟子称引《诗》《书》、述孔子之意的时代特点
二、孟子对构成儒家经典系统的贡献
三、孟子对以“传”传“经”传统的贡献
四、孟子的述经与~_
从清儒的臧否中看《左传》杜注
一、清儒对于杜注的批评
二、杜注优点非清儒批评可掩
关于殷周的关系
一、周人对殷周关系的转变所作的解释
二、春秋时代末叶至清代学者对殷周关系的研究
三、20世纪以来关于殷周关系的研究
四、关于二重证据研究法的几点个人体会
引用书目
先秦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生
二、问题的提出
二、商周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
三、春秋战国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成长
儒家孝道与家庭伦理的社会化
一、儒家孝道的渊源
二、儒家的孝学说
三、《孝经》和孝道在汉代的盛行
关于战国时期的性恶说
一、战国早、中期人性恶的思想的萌生
二、关于荀子的性恶说
三、韩非子的性恶说
《左传》中的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
一、“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释义
二、《左传》中的人本思想
三、《左传》中的民本思想
四、《左传》中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的关系
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一、《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
二、董仲舒天人合一体系中的“大一统”思想
三、何休的“三科九旨”与“大一统”
史学的悖论与历史的悖论
一、关于世愈乱而文愈治的问题
二、关于实与而名不与的问题
后记

《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是作者在古代文史方面的论文结果,包括古籍整理、古代语文、古代历史、古器物4部分内容。

燕国是先秦区域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燕国是姬姓周朝分封在北部边陲的一个弱小的诸侯国，存世八百余年，后灭于秦。燕国现存史料稀缺，地处边陲，地理环境复杂，古国与古族汇聚互动，其历史文化研究是复杂的学术工程。本书即是在传世文献基础上，利用出土文献与考古资料，试图复原两三千年前的燕国历史文化风貌。
本书运用“二重证据法”，结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考古资料，纵横开阖地论述了燕国八百余年（公元前11世纪中叶－公元前222年）的历史文化，全方位地揭示了“燕国历史文化”的种种内涵。纵向而言，举凡燕地的“考古学文化”（西周封燕之前）以及燕国本身的历史（开国、发展、强盛、衰落及灭亡），都巨细无遗尽入彀中；横向而言，举凡燕国的经济、政治、古族与古国、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史载人物，都有细致入微的叙述与讨论，令两三千年前的燕国跃然纸上。

蒙文通自序中说，“撰为此篇，本为究论史乘，而多袭注疏图纬之成说，间及诸子，殆囿于结习而使然也。”他要做的就是，探究“晋人言学旨趣”
蒙文通指出，“晚近言学，约有二派：一主六经皆史，一主托古改制。二派根本既殊，故于古史之衡断自别”。但“晚近”学术二派或诋或阿，而非真今文非 真古文，因此，这仍然主要的是一种条分缕析然而却有破无立的史学意义的工作。
他认为，“儒家六经所陈，究皆鲁人之说耳。盖鲁人宿敦礼义，故说汤、武俱为圣智；晋人宿祟功利，故说舜、禹皆同篡窃；楚人宿好鬼神，故称虞、夏极其灵怪。三方所称述之史说不同，盖即原于其思想之异”。据此可以展开对于细致甄别的古史研究。

西周以蕞尔小国取代商崛起渭上，开八百年基业，肇华夏意识端倪，创华夏文化本体，成华夏社会基石，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本书围绕“华夏国家”的形成这一中心议题，整合考古、文献、金文三方面的资料，对西周史上聚讼纷纭的议题，诸如西周的社会性质、封建的本质、商周文化嬗替的关系等等，提出了信而有征的合理解说，廓清了20世纪30年代的论战中留下的疑窦，是一部深入浅出的西周文化史。

西周的政治制度曾经对东亚文明产生过根本性的影响，同时，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看，西周研究，对全球范围特别是有关早期国家的形态和发展的研究，有直接意义。作者以现今发现的西周铭文为主要依据，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研究西周官僚政府的组织原则和运作机制。以西周铭文为主要研究依据，可以相对减少后世史料价值观的困扰。在大量研究铭文的基础上，作者认为，过去的几个政治学、人类学模式：“城市国家”、“领土国家”、“封建国家”、“分立国家”、“邑制国家”等，都不能直接应用于西周国家；西周国家更接近于“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国家”。

A study that makes use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challenge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state formation in China and promote debate on early Chinese history. Analyzing data from archaeology, geology, cultural geography, ethnohistory and ancient texts, the authors show how the procurement of key external resources - especially metal and salt - drove the dynamics of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in the period of 1800-1400BC.

David N. Keightley’s seminal 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society are brought together in one volume.
These Bones Shall Rise Again brings together in one volume many of David N. Keightley’s seminal 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Written over a period of three decades and accessible to the non-specialist, these essays provide a wealth of information and insights on the Shang dynasty, traditionally dated 1766–1122 or 1056 BCE. Of all the eras of Chinese history, the Shang has been a particularly elusive one, long considered more myth than reality. A historian with a keen appreciation for 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 Keightley has given us many descriptions of Shang life. Best known for his analysis of oracle bones, he has looked beyond the bones themselves and expanded his historical vision to ponder the lives of those who used them. What did the Shang diviner think he was doing? The temerity to ask such questions and the insights they have provided have been provocative and, at times, controversial. Equally intriguing have been Keightley’s assertions that many of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ere already in evidence during the Shang, 3000 years ago. In this collection, readers will find not only an essential reference but also the best kind of thought-provoking scholarship.

《古礼足征(礼制文化的考古学研 究)》主要从考古学的角度对古代礼制进行研究，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礼制文明篇，研究了中国古 代礼产生、形成、发展、演变的全过程，探讨了古礼 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发挥的作用。第二部分都城礼制篇，探讨聚落的形成、都市的形成、由聚落 到都市发展的社会转化、中国古代都城礼制文明的形 成过程。第三部分丧葬礼制篇，将考古材料与文献材 料相结合，研究了先秦至两汉时期的丧葬礼制及其演变，复原了古代丧葬礼仪中早已失而不传的内容。第四部分青铜礼器篇，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两周时期青铜壶、东周时期晋和楚国青铜器进行了形态学研究 。第五部分江汉地区古文化与楚文化研究篇，主要探讨了楚文化起源和发展，楚文化的特征及楚都屡迁地望等问题。

本书所收职官资料，以两西周金文为限，在每一类职官中，一般讲是以时代早晚为序。对职这材料编了顺序号，在每一类职官及每一个具体职官后面，注明了有关材料的号码。比较全面地研究西周职官而有较大的影响的几篇著作重点地做了摘要和评介，其他则仅存书目以备查考。

凡 例
“西方漢學”以研究成果的語言爲主要限定條件，與作者的國際和血統無關。本書書目包括由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寫成的研究成果，但是不包括俄文和其他東歐語言。中國、日本、韓國學者如果利用西文發表研究成果，也包括在内。爲求齊備，本書書目還包括原來以中文發表、後翻譯成西文的成果，但是一般不在學術史叙述中做特别介紹。
“出土文獻”以先秦兩漢甲骨文、金文、石刻和簡帛文獻爲主，還包括古文字學和出土文獻學概論，不包括魏晉南北朝以後的金石學和各種寫本，諸如敦煌卷子。
“研究”以正式發表品爲主，也包括博士論文，都收録在書目中。但是，書目不包括碩士論文，也不包括會議論文和私人發表品。
“概要”是説每一部分所叙述的學術史無法涵蓋書目中的每一個發表品，僅選擇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做討論。
本書除序言外，分爲四部分，分别是：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契於甲骨、鏤於金石和書於竹帛。每一部分又都分爲三章，即：學術史的叙述、著名學者的小傳和書目。
學術史的叙述主要以時代早晚和歷史演變爲序，但是偶爾以各種專題爲綫索展開。
在每一部分學術史的叙述中，第一次提到某一位學者時，先給出中文姓名(如果有的話），然後在括號裏給出西文姓名，已經去世的學者也提供生卒年代（中國學者亦然）。第一次提到之後一律只用中文姓名。
在每一部分學術史的叙述中，凡提到本書書目收録的研究成果，稱引均按照書目中給出的中文譯名和編號，偶爾也注明發表年代。叙述中如果提到本書書目以外的發表品，均以脚注的形式説明發表信息。
每一部分都設有四位著名學者的小傳，主要選擇標準是學術影響，一律不包括現在仍然任教的學者。
每一部分都設有書目，按照年代早晚和作者的西文姓名排列。一個年份之下如果有兩個以上研究成果，按照作者姓名的字母順序排列。每一個發表品，無論是學術刊物上的文章還是單行本書，皆按照如下格式記録：
1881
100010 HOPKINS, Lionel C. (金璋). The Six Scripts or the Principles of Chinese Writing (六書：中國文字的原理）.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81.
1934
100280* KARLGREN，Bernhard (高本漢）.“Word Families in Chinese”（漢語裹的詞族).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y 5 (1934) ： 9 - 120.
“1881”、“1934”爲發表年代。如果某一年有兩個以上發表品，年代只列一次。
每一個研究成果都設有一個六位數字的號碼，如“100010”。第一位數字有1、2、3、4四種，表明該研究成果屬於四部分中的哪一部分;也就是説，“1”指該研究成果屬於第一部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的書目部分，以此類推。除個别例外，最後一個數字爲0,中間四位數字從0001排至0656,爲研究成果的次序。編號只是爲了尋找方便，没有特别意義。有的研究成果的内容牽涉兩部分以上的學術史，但是書目只記録一次，通常列入其主要内容所屬的那一部分的書目。有的編號後頭有“*”號，如上舉第二例。“*”表明此文有中文譯文，對應譯文見本書所載《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本書各部分書目的中文標題是直接翻譯原文，《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是發表品上的譯文，與本書各部分書目不一定一樣，請讀者注意。另外，《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不包括原來以中文發表，後翻譯成西文的作品。
書目按照作者西文姓名排列，在括號裏括注作者的中文姓名（如果有的話)。姓名之後是研究成果的標題，一律使用原語言，其後括注中文翻譯，中文翻譯多半按照字面意思直譯，偶爾采用研究成果在發表時本身所附的中文譯名。
單行本書列出出版地點、出版社和出版年代，地點和出版社都不譯作中文。
學術刊物上的論文提供學術刊物的名稱、輯號、發表年代和頁號。爲了方便讀者尋找學術刊物，均使用原文，爲了節省篇幅不譯作中文。不過，爲了讀者方便，本書還附加了《西文期刊刊名和中文譯文》。
本書另附有兩種索引，即《作者西文姓名索引》和《作者中文姓名索引》。兩個索引都列出每一個作者的每一個發表品的號碼，讀者可以據此去各部分書目中查找。
序言
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後不久，就開始了對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明末熹宗天啓五年(1625年），西安西郊(也許是周至縣）的農民在挖土時發現了一塊古代石碑。石碑上部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九個大字，下部刻有長達1780個漢字的銘文。除了漢字以外，碑脚及左右碑側另交錯刻有古叙利亞文及漢文。碑銘刻於唐建中二年（781年），叙述了景教在唐代146年的歷史和基本教義。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景教是天主教的分支教派。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掀起滅佛運動，景教受到牽連，《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被埋於地下。七百多年後，此碑才又重新面世。明末和盛唐的情况大不一樣，當時天主教已進入了中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出土之後，立即引起了國内天主教教徒的興趣，將碑銘拓本送給了杭州李之藻(1571—1630)。李之藻又把碑銘内容介紹給了天主教耶穌會葡萄牙籍傳教士謝務禄（Alvaro SEMEDO, 1585—1658,又名曾德昭）。據謝務禄記載，他在崇禎元年(1628年)前往西安親自考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後把銘文譯爲了葡萄牙文，運回了葡萄牙的里斯本。
在1631年之前，葡萄牙文的譯文就已經抵達了駐羅馬耶稣會的總會。在羅馬，碑銘又被譯成了拉丁文。1636年，碑銘被著名的耶穌會信徒基爾施(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又名阿塔納斯•珂雪)得知，在其所著的《埃及的科普特文概要》裏被首次提到。此後，他的名著《中國之圖表》（China Illustrata，1678出版)裏也載有兩種不同的翻譯。由此，歐洲各國的讀書人得知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後，許多駐華天主教教徒、基督教教徒以及漢學家都對之做了翻譯和研究，包括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李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等。
衆所周知，伯希和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西方漢學家之一(也許不必加上“之一”)。自從他於1906年在敦煌莫高窟購買了上千卷敦煌寫本之後，他的名字和中國出土文獻就分不開了。誰都知道他坐在石窟裏借蠟燭來閲讀卷子的照片。然而，除了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和敦煌寫本所做的研究工作以外，伯希和對中國其他出土文獻没有多少興趣，幾乎没有貢獻。中國讀者也都知道比伯希和稍微早到敦煌的英國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他在中國西部流沙做了三次調查，除了購買了大量敦煌卷子，還將之帶回倫敦，現收藏於倫敦大英圖書館。此外，斯坦因在他所著的《和田沙埋的廢墟：中國土耳其斯坦考古旅行與地理探索的私人叙述》(400060)裏還首次公布了漢代簡牘。斯坦因對中國簡牘學不無貢獻。然而，他自己看不懂中文書籍，這使他對出土文獻的研究受到了局限。
非常巧合的是，真正對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始於斯坦因和伯希和抵達敦煌的那一年。1906年，長期駐華的傳教士方法斂(Frank H CHALFANT， 1862—1914)回到了他的老家美國匹兹堡，在匹兹堡卡内基圖書館做了一次學術演講，給西方學術界打開了一個新的路子。在其所著《中國早期書寫》(100050)裏，方法斂對《説文解字》的六書做了相當詳盡的説明，還引用了兩種出土文獻作爲例證。一個是青銅器銘文的《散氏盤》，這是西方學術界第一次引用銅器銘文作爲歷史語言證據。另一個且更引起大衆注意的是，方法斂在這次演講裏首次提到了清朝末年剛剛發現的甲骨卜辭。在《中國早期書寫》裏，他還引用了十幾張圖畫來介紹自己收集的甲骨。
從一百多年以後的角度來看方法斂對《散氏盤》銘文和甲骨卜辭的理解，可以發現錯誤實在很多。然而，在給西方漢學家開闢一個新的學科方面，他的貢獻不可否認。本書即對方法斂以後一百多年的西方漢學家有關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做一個綜覽。遺憾的是，本書未包括《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研究，也未包括敦煌寫本研究。由於各種原因，這兩種文獻引起了西方學者的廣泛興趣與研究，衆多研究成果遠遠超過了作者的學術知識。然而，書中除了方法斂介紹的甲骨卜辭和青銅器銘文以外，還會對斯坦因介紹的古代簡牘和帛書寫本做一個綜覽，另外對石刻也將做出介紹，希望中國讀者會發現一些其從來未知的研究成果。
後記
本書緣起於2009年12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教授邀請我在該中心做三個演講，其中兩個演講的題目由我自己决定，但是劉教授特别要求要有一個演講介紹西方漢學的出土文獻研究成果。我原來很不願意做這樣的演講，寧願發表我自己的研究。然而，劉教授很固執，到最後我也没有辦法，只好做了一個題作《西方金文學史》(2009.12.15)的發言，基本上以展示PPT爲主。在座聽衆的反響意外地熱烈，之後劉教授和裘錫圭先生都勸我把PPT寫成文章正式發表，當時我還是不願意。後來又在武漢大學和清華大學做了同樣的演講，也收到了同樣的反響，同樣得到了陳偉和李學勤兩位先生的鼓勦。在那之後，我只好决定寫一本書，全面介紹西方漢學的出土文獻研究成果。
我原來只打算介紹二十世紀的研究成果，但是寫作時間拖長以後，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中葉，而這十幾年中，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特别活躍，只好决定介紹當代的研究成果。學問不斷地發展，但是本書必須要劃一個終點綫，因此所收材料只好截止於2015年年底，之後的研究成果只好等待下一代學者去取得，再由下一代中的某一位學者來介紹了。
在本書寫成過程中，受到許多朋友的支持和幫助：西方學者當中，芝加哥大學東亞語文系同師蔡芳沛修改了本書的《序言》，并且三十年以來修正我的中文；許多西方同仁提供了他們自己發表品的中文翻譯的信息，特别是美國達慕思學院教授艾蘭(Sarah ALLAN)和加拿大英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高岛谦一（Ken-ichi TAKASHIMA）提供了他們自己學術論文的中文譯文的目錄；另外特別想感謝美國賓州大中教授金鵬程(Paul R. GOLDIN)，他所公布的兩種學術目録是本書所載目録的基礎。中國學者提供了更多的幫助：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任陳偉、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韓巍、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教授李學勤、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錫圭、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研究員沈建華以及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朱鳳瀚都給予各種鼓舞。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教授李天虹編了第一部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并發表在《簡帛》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鎮豪編了第二部分《契於甲骨》，并發表在《甲骨文與殷商史》上；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教授白於藍對第三部分《鏤於金石》做了特别多的修改；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淵淸對第四部分《書於竹帛》做了最後修訂。特別值得感謝的是五位年輕學者，在他們自己百忙之中抽了時問幫忙：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郅曉娜對本書所載《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提供了很多幫助，特别是甲骨文部分；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博士黄杰對本書目録的譯文做了全面修改；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蔣文與芝加哥大學博士周博群都修改了本書許多的地方；最後，特別感謝芝加哥大學碩士孫夏夏對全書的修訂提供了各種幫助，并且做了《作者西文姓名索引》、《作者中文姓名索引》和《西文期刊刊名和中文譯文》。對所有友人的支持，謹此表示深刻的感謝。
最後要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張亞莉老師和吳長青老師，他們對編輯工作采取非常謹慎的態度，改正了本書各種各樣的問題。當然剩下來的問題是我自己的責任。

《日书》的性质类似于今日的农民历，举凡饮食、裁衣、建筑、出行等日常生活，及婚姻、丧葬等择日宜忌，都有详尽的说明。由于考古事业的发展，埋没二千余年的《日书》重现于世。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日益增多，以往不被关注的《日书》开始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域，一些系统研究《日书》的论著也开始出现，提供了人们认识战国秦汉民众文化的契机。
本书以《日书》“图像” 为研究中心，通过系统梳理、归纳迄今发掘出土的《日书》“图像”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图式、图画进行分类、排列，首次较为完整地整理出了一个有关《日书》图像发展演变的序列。
全书共分五章，除导论、结语外，分别讨论了《日书》表示时空的图式、《日书》表示时空的图画、楚帛书表示时空的图式等问题。通过本论著的研究，可以极大地丰富人们对《日书》各种图像内涵与源流的认识，为今后进一步通过《日书》图像这一崭新视角来研究战国秦汉时代的历史文化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全书从内容上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近年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发现、整理入手，对《缁衣》的简本和传世本进行了详细比对和考索；第二部分则从晋代汲冢竹书的发现和整理入手，集中讨论了《竹书纪年》不同整理本之间的异同，并试对墓本《竹书纪年》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考证和重构。通过深入分析，作者认为，同一文献的众多版本虽然多脱胎于同一祖本及其相关副本，但历代整理者因受当时语言和思想环境的影响，在整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文献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改变和重写，且由于中国古书早期多以竹简为载体，对散乱的简本进行重新编联时，很可能因为错简而致使文本排序有异，而这种种可能皆可在古代和当代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中得以印证。
本书的出版，应对目前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古书真伪问题的辨证多有借鉴意义，其中诸多观点值得深入思考。

《<竹书纪年>解谜》重构了《竹书纪年》原始文本的前303条竹简，讨论分析了商周递嬗之际的年代，并认为今本《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人对真实年代篡改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