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市东郊的青莲寺与玉皇庙之间相距有十多公里，都有长达千年以上的历史。在历史的烟云中，他们与这座城市、这块土地，共同经历了沧桑迭变、兴废交替，然而不变的是寺庙的顽强存在和百姓对它的绵长记忆。在这段记忆里，最久远、留存物质和精神最多的是唐朝华贵的佛、宋代精致的神。千百年来，青莲寺里释迦牟尼与他的弟子们，玉皇庙里玉皇大帝和他的各位神将，不动声色地征服了众多的香客和艺术家。在人神共处的默契中，像一篇叙事性的小说或激情飞扬的散文，叙述着创建寺庙的一个个隐隐约约的故事。人们崇拜着、困惑着，无论是佛还是道，都给后人留下了太多太多的思考和想像的空间。
本书以影像和文字相结合的形式，完美的呈现了晋城国宝青莲寺和玉皇庙在神像塑造艺术上的高深造诣。

由阿伦·米利特、彼得·马斯洛斯基、威廉·费斯编著的《美国军事史(1607-2012)》是一部由美国军史专家撰写、用于美国大学教学的广受好评的美国军事历史著作。作为一部有三十年历史、如今又进行第三版的军事历史著作，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其权威性无须赘述。本书按时间顺序系统而又有重点地介绍了从殖民地军事斗争到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军事历史，时间跨度四百多年；没有局限于记述战争和战斗的过程，而是将军事纳入广泛的美国历史范畴之中，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制度等内容；竭力保持“史实”与“假设”之间的界限，在所提供的事实与解释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让有关美国军事史的讨论富有意义。本书旨在分析美国军事政策的演变，考察美国武装力量在执行这些政策时的特点及其活动，阐述美国军事政策对美国外交关系和美国国内发展的影响。可以说，本书是一部美国军事史、军队史，也是一部美国国家史、战争史。

《纤微编》内容简介：治辽宋金史杂谈，回眸中国古代地方政治的贪腐与黑暗，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士风和名节浅谈……

作者认为本书“可能是最先描述晚清中国海洋史整体的书籍”。
本书尝试将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华南沿海的贸易、海盗、船难、秘密会社与叛乱、征税、移民等问题都放在“海洋史”的主题下加以讨论。书中集中讨论了四个问题：⑴“近代”之始；⑵沿海贸易的实际状况和贸易秩序的构建；⑶华南沿海地区社会管理的情况；⑷英国在中国近代所扮演的角色。全书将晚清华南沿海地区的许多问题加以专题性的讨论，最终要证明：正是无数民众自行采取的零散行为将中国推至新的时代，不仅将列强对中国国内的影响降至最小程度，甚至还摆弄、牵制了列强。
书中不仅讨论晚清时期华南沿海的变化，即晚清对于华南沿海的意义；也将华南沿海在长时段的海洋史中加以定位；同时通过对华南沿海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变化的讨论，对鸦片战争从新的角度加以认识，赋予其新的内容。

　　一文字秀虎征战多年，手段残忍。在七十岁时，秀虎准备将家业一分为三，由三个儿子分掌大权。他把太郎孝虎、次郎正虎、三郎直虎叫到跟前，以“支箭会断，砚支箭折不断”喻语告诫三兄弟，嘱咐他们要休戚与共。三郎当场把三支箭横在膝上折断，以抗议父亲枉经乱世，而不知人情。秀虎大怒，将三郎驱逐出境。三郎遂到邻国入赘为婿。而之后一文字家果然被三郎言中，背信弃义的告诫果然成真，父子及兄弟间的纷乱开始，迎接他们的将是什么命运？

这部两卷的论文集，是众多学者在21世纪运用新的历史观念进行研究的研究成果，主要针对明清之际的时间观念的复杂性。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发生了明清交替之际，出现了崩解、变革和重建。当时的汉人、满人、蒙古人、朝鲜人和欧洲人，是如何被迫调整他们当下的用时和记时的手段，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对历史修正认识的基础上，在重新构想的模式下定位他们的当下的。

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独生子女研究的经典民族志作品。作者于1997—2002年间在中国大连进行了共计27个月的田野调查，通过收集统计数据、问卷调查、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方法，对大连市独生子女及其家庭进行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细致的研究。作者对何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力量造就了独生子女一代及其独特的成长经历和体验，以及独生子女身份对于青少年的主体性、渴盼、体验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绘和深刻有趣的探讨。该书曾获2005年美国东亚人类学学会授予的许烺光图书奖。

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和教育，然而，父母能够给予自己深爱的孩子们的资源、天赋、机会却不尽相同。
本书以内容丰富的故事情节和极富洞察力的生活细节，考察了贫困家庭、工人阶级家庭、中产阶级家庭孩子在学校和在家里的生活，从而确认了，父母的社会地位会以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但又是强有力的方式冲击着孩子的人生经历，并标识出了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是如何影响教育方式的。

本书作者将历代古籍中保存的谶谣、谶语摘录、汇辑起来，其内容分大预言、碑铭谶、科名谶、诗词谶、政事谶、杂说六大板块。

《陈寅恪书信<422通>编年考释》是刘正、黄鸣两位作者在长期查找、搜集、考辨陈寅恪先生往来书信的基础上，首次向学术界公开的第一部较为完整、真实、准确的陈寅恪先生书信总集。作者在核对陈寅恪先生的原始信件、复印件和传抄件的基础上，加以重新隶定文字、区分段落、增加标点、断定写作具体时间、解释重大内容和人物背景，并加以详细分析和考证，订正了以往对陈寅恪书信研究中出现的断代错误、收信人姓名错误、解释重大内容和人物背景错误、书信文字隶定错误等一系列在学术上和技术上出现的诸多错误。是研究陈寅恪生平史实和学术思想较为真实可信的资料总集和入门工具书。
两位作者历经二十几年艰苦地搜集、整理、考证和研究，不是满足于简单的资料整理和汇编，而是以严谨的考证学治学方法，以古代注释经书的方式和方法，对陈寅恪先生的往来亲笔书信加以研究和诠释。
由于尚有三十几封陈寅恪先生的往来亲笔书信限于收信人个人隐私权和版权问题，尚不能公布，因此，本书只公布了不存在个人隐私权和版权问题的422 封陈寅恪先生的往来亲笔书信。

本书被英语学术界视为人类学经典读物，重点检讨人类学家与他们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特别提出“人类学是西方世界的一种宇宙观”的看法，并为文化批评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所从事的有关人类社会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费边指出，人类学家常常将自己的立场假定为“在此时此地者”，与此同时将他们的研究对象假定为“在彼时彼地者”。因而，人类学将其研究对象作为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错开的“他者”。费边在这本书中挑战了西方人类学的“他者”假定。根据他的洞见，在西方人类学发展的历史中，由于人类学家们对“多样性时间”的娴熟运用，人类学的产生、发展和转变，都涉及到人类学背后的权力与不平等关系。许多著名学者因此给了该书极高的评价，乔治?马库斯认为，该书“是对人类学书写的彻底的认识论批评。”

该书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收集和梳理了新疆地区青铜时代晚期到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资料，按区域选择重点遗址进行类型学分析，构建出新疆三个主要地区青铜时代晚期到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年代，并进行了地方类型的划分和文化渊源的 探讨，对内部和外部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相应分析。在上述基础上，还简要探讨新疆地区史前文化与社会的演进变迁。

How did ordinary people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deal with the demands of the state? In 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Michael Szonyi explores the myriad ways that families fulfilled their obligations to provide a soldier to the army. The complex strategies they developed to manage their responsibilities suggest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an important period in China's history as well as a broader theory of politics.
Using previously untapped sources, including lineage genealogies and internal family documents, Szonyi examines how soldiers and their families living on China's southeast coast minimized the costs and maximized the benefits of meeting government demands for manpower. Families that had to provide a soldier for the army set up elaborate rules to ensure their obligation was fulfilled, and to provide incentives for the soldier not to desert his post. People in the system found ways to gain advantages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For example, naval officers used the military's protection to engage in the very piracy and smuggling they were supposed to suppress. Szonyi demonstrates through firsthand accounts how subjects of the Ming state operated in a space between defiance and compliance, and how paying attention to this middle ground can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not only Ming China but also other periods and places.

凡 例
“西方漢學”以研究成果的語言爲主要限定條件，與作者的國際和血統無關。本書書目包括由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寫成的研究成果，但是不包括俄文和其他東歐語言。中國、日本、韓國學者如果利用西文發表研究成果，也包括在内。爲求齊備，本書書目還包括原來以中文發表、後翻譯成西文的成果，但是一般不在學術史叙述中做特别介紹。
“出土文獻”以先秦兩漢甲骨文、金文、石刻和簡帛文獻爲主，還包括古文字學和出土文獻學概論，不包括魏晉南北朝以後的金石學和各種寫本，諸如敦煌卷子。
“研究”以正式發表品爲主，也包括博士論文，都收録在書目中。但是，書目不包括碩士論文，也不包括會議論文和私人發表品。
“概要”是説每一部分所叙述的學術史無法涵蓋書目中的每一個發表品，僅選擇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做討論。
本書除序言外，分爲四部分，分别是：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契於甲骨、鏤於金石和書於竹帛。每一部分又都分爲三章，即：學術史的叙述、著名學者的小傳和書目。
學術史的叙述主要以時代早晚和歷史演變爲序，但是偶爾以各種專題爲綫索展開。
在每一部分學術史的叙述中，第一次提到某一位學者時，先給出中文姓名(如果有的話），然後在括號裏給出西文姓名，已經去世的學者也提供生卒年代（中國學者亦然）。第一次提到之後一律只用中文姓名。
在每一部分學術史的叙述中，凡提到本書書目收録的研究成果，稱引均按照書目中給出的中文譯名和編號，偶爾也注明發表年代。叙述中如果提到本書書目以外的發表品，均以脚注的形式説明發表信息。
每一部分都設有四位著名學者的小傳，主要選擇標準是學術影響，一律不包括現在仍然任教的學者。
每一部分都設有書目，按照年代早晚和作者的西文姓名排列。一個年份之下如果有兩個以上研究成果，按照作者姓名的字母順序排列。每一個發表品，無論是學術刊物上的文章還是單行本書，皆按照如下格式記録：
1881
100010 HOPKINS, Lionel C. (金璋). The Six Scripts or the Principles of Chinese Writing (六書：中國文字的原理）.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81.
1934
100280* KARLGREN，Bernhard (高本漢）.“Word Families in Chinese”（漢語裹的詞族).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y 5 (1934) ： 9 - 120.
“1881”、“1934”爲發表年代。如果某一年有兩個以上發表品，年代只列一次。
每一個研究成果都設有一個六位數字的號碼，如“100010”。第一位數字有1、2、3、4四種，表明該研究成果屬於四部分中的哪一部分;也就是説，“1”指該研究成果屬於第一部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的書目部分，以此類推。除個别例外，最後一個數字爲0,中間四位數字從0001排至0656,爲研究成果的次序。編號只是爲了尋找方便，没有特别意義。有的研究成果的内容牽涉兩部分以上的學術史，但是書目只記録一次，通常列入其主要内容所屬的那一部分的書目。有的編號後頭有“*”號，如上舉第二例。“*”表明此文有中文譯文，對應譯文見本書所載《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本書各部分書目的中文標題是直接翻譯原文，《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是發表品上的譯文，與本書各部分書目不一定一樣，請讀者注意。另外，《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不包括原來以中文發表，後翻譯成西文的作品。
書目按照作者西文姓名排列，在括號裏括注作者的中文姓名（如果有的話)。姓名之後是研究成果的標題，一律使用原語言，其後括注中文翻譯，中文翻譯多半按照字面意思直譯，偶爾采用研究成果在發表時本身所附的中文譯名。
單行本書列出出版地點、出版社和出版年代，地點和出版社都不譯作中文。
學術刊物上的論文提供學術刊物的名稱、輯號、發表年代和頁號。爲了方便讀者尋找學術刊物，均使用原文，爲了節省篇幅不譯作中文。不過，爲了讀者方便，本書還附加了《西文期刊刊名和中文譯文》。
本書另附有兩種索引，即《作者西文姓名索引》和《作者中文姓名索引》。兩個索引都列出每一個作者的每一個發表品的號碼，讀者可以據此去各部分書目中查找。
序言
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後不久，就開始了對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明末熹宗天啓五年(1625年），西安西郊(也許是周至縣）的農民在挖土時發現了一塊古代石碑。石碑上部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九個大字，下部刻有長達1780個漢字的銘文。除了漢字以外，碑脚及左右碑側另交錯刻有古叙利亞文及漢文。碑銘刻於唐建中二年（781年），叙述了景教在唐代146年的歷史和基本教義。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景教是天主教的分支教派。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掀起滅佛運動，景教受到牽連，《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被埋於地下。七百多年後，此碑才又重新面世。明末和盛唐的情况大不一樣，當時天主教已進入了中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出土之後，立即引起了國内天主教教徒的興趣，將碑銘拓本送給了杭州李之藻(1571—1630)。李之藻又把碑銘内容介紹給了天主教耶穌會葡萄牙籍傳教士謝務禄（Alvaro SEMEDO, 1585—1658,又名曾德昭）。據謝務禄記載，他在崇禎元年(1628年)前往西安親自考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後把銘文譯爲了葡萄牙文，運回了葡萄牙的里斯本。
在1631年之前，葡萄牙文的譯文就已經抵達了駐羅馬耶稣會的總會。在羅馬，碑銘又被譯成了拉丁文。1636年，碑銘被著名的耶穌會信徒基爾施(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又名阿塔納斯•珂雪)得知，在其所著的《埃及的科普特文概要》裏被首次提到。此後，他的名著《中國之圖表》（China Illustrata，1678出版)裏也載有兩種不同的翻譯。由此，歐洲各國的讀書人得知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後，許多駐華天主教教徒、基督教教徒以及漢學家都對之做了翻譯和研究，包括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李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等。
衆所周知，伯希和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西方漢學家之一(也許不必加上“之一”)。自從他於1906年在敦煌莫高窟購買了上千卷敦煌寫本之後，他的名字和中國出土文獻就分不開了。誰都知道他坐在石窟裏借蠟燭來閲讀卷子的照片。然而，除了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和敦煌寫本所做的研究工作以外，伯希和對中國其他出土文獻没有多少興趣，幾乎没有貢獻。中國讀者也都知道比伯希和稍微早到敦煌的英國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他在中國西部流沙做了三次調查，除了購買了大量敦煌卷子，還將之帶回倫敦，現收藏於倫敦大英圖書館。此外，斯坦因在他所著的《和田沙埋的廢墟：中國土耳其斯坦考古旅行與地理探索的私人叙述》(400060)裏還首次公布了漢代簡牘。斯坦因對中國簡牘學不無貢獻。然而，他自己看不懂中文書籍，這使他對出土文獻的研究受到了局限。
非常巧合的是，真正對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始於斯坦因和伯希和抵達敦煌的那一年。1906年，長期駐華的傳教士方法斂(Frank H CHALFANT， 1862—1914)回到了他的老家美國匹兹堡，在匹兹堡卡内基圖書館做了一次學術演講，給西方學術界打開了一個新的路子。在其所著《中國早期書寫》(100050)裏，方法斂對《説文解字》的六書做了相當詳盡的説明，還引用了兩種出土文獻作爲例證。一個是青銅器銘文的《散氏盤》，這是西方學術界第一次引用銅器銘文作爲歷史語言證據。另一個且更引起大衆注意的是，方法斂在這次演講裏首次提到了清朝末年剛剛發現的甲骨卜辭。在《中國早期書寫》裏，他還引用了十幾張圖畫來介紹自己收集的甲骨。
從一百多年以後的角度來看方法斂對《散氏盤》銘文和甲骨卜辭的理解，可以發現錯誤實在很多。然而，在給西方漢學家開闢一個新的學科方面，他的貢獻不可否認。本書即對方法斂以後一百多年的西方漢學家有關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做一個綜覽。遺憾的是，本書未包括《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研究，也未包括敦煌寫本研究。由於各種原因，這兩種文獻引起了西方學者的廣泛興趣與研究，衆多研究成果遠遠超過了作者的學術知識。然而，書中除了方法斂介紹的甲骨卜辭和青銅器銘文以外，還會對斯坦因介紹的古代簡牘和帛書寫本做一個綜覽，另外對石刻也將做出介紹，希望中國讀者會發現一些其從來未知的研究成果。
後記
本書緣起於2009年12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教授邀請我在該中心做三個演講，其中兩個演講的題目由我自己决定，但是劉教授特别要求要有一個演講介紹西方漢學的出土文獻研究成果。我原來很不願意做這樣的演講，寧願發表我自己的研究。然而，劉教授很固執，到最後我也没有辦法，只好做了一個題作《西方金文學史》(2009.12.15)的發言，基本上以展示PPT爲主。在座聽衆的反響意外地熱烈，之後劉教授和裘錫圭先生都勸我把PPT寫成文章正式發表，當時我還是不願意。後來又在武漢大學和清華大學做了同樣的演講，也收到了同樣的反響，同樣得到了陳偉和李學勤兩位先生的鼓勦。在那之後，我只好决定寫一本書，全面介紹西方漢學的出土文獻研究成果。
我原來只打算介紹二十世紀的研究成果，但是寫作時間拖長以後，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中葉，而這十幾年中，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特别活躍，只好决定介紹當代的研究成果。學問不斷地發展，但是本書必須要劃一個終點綫，因此所收材料只好截止於2015年年底，之後的研究成果只好等待下一代學者去取得，再由下一代中的某一位學者來介紹了。
在本書寫成過程中，受到許多朋友的支持和幫助：西方學者當中，芝加哥大學東亞語文系同師蔡芳沛修改了本書的《序言》，并且三十年以來修正我的中文；許多西方同仁提供了他們自己發表品的中文翻譯的信息，特别是美國達慕思學院教授艾蘭(Sarah ALLAN)和加拿大英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高岛谦一（Ken-ichi TAKASHIMA）提供了他們自己學術論文的中文譯文的目錄；另外特別想感謝美國賓州大中教授金鵬程(Paul R. GOLDIN)，他所公布的兩種學術目録是本書所載目録的基礎。中國學者提供了更多的幫助：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任陳偉、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韓巍、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教授李學勤、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錫圭、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研究員沈建華以及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朱鳳瀚都給予各種鼓舞。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教授李天虹編了第一部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并發表在《簡帛》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鎮豪編了第二部分《契於甲骨》，并發表在《甲骨文與殷商史》上；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教授白於藍對第三部分《鏤於金石》做了特别多的修改；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淵淸對第四部分《書於竹帛》做了最後修訂。特別值得感謝的是五位年輕學者，在他們自己百忙之中抽了時問幫忙：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郅曉娜對本書所載《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提供了很多幫助，特别是甲骨文部分；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博士黄杰對本書目録的譯文做了全面修改；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蔣文與芝加哥大學博士周博群都修改了本書許多的地方；最後，特別感謝芝加哥大學碩士孫夏夏對全書的修訂提供了各種幫助，并且做了《作者西文姓名索引》、《作者中文姓名索引》和《西文期刊刊名和中文譯文》。對所有友人的支持，謹此表示深刻的感謝。
最後要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張亞莉老師和吳長青老師，他們對編輯工作采取非常謹慎的態度，改正了本書各種各樣的問題。當然剩下來的問題是我自己的責任。

《两汉思想史》三卷是徐先生于上一世纪70年代陆续出版的代表性巨著，那时他已是七十岁的人了。第一卷原名《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是《两汉思想史》的背景篇，后两卷是正篇。
徐著《两汉思想史》的鲜明特点是：
第一，通过对周秦汉，特别是汉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探讨，深刻揭露、鞭笞了专制政治。徐先生着力检讨中国传统政治，批判一人专制。在《封建政治社会的崩溃及典型专制政治的成立》、《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等长篇专论中，徐先生从制度上详考了中国专制政体的形成与演变，分析了宰相制度被破坏的过程，不仅指出“家天下的法制化”的弊病，而且刻划了专制者的心理状态。他说：“一人专制者的心理，即使是自己所建立、所承认的客观性的官制乃至任何制度，皆可由他一时的便宜而弃之如遗。”“一人专制，需要有人分担他的权力，但又最害怕有人分担他的权力。这便使宰相首遭其殃。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由一人专制自然而然所产生的狂妄心理，以为自己的地位既是君临于兆民之上，便幻想着自己的才智也是超出于兆人之上。这种无可伦比地才智自我陶醉的幻想，便要求他突破一切制度的限制，作直接地自我表现。”（第一卷，第153页。）当然，在我们看来，专制者的心理是其次的，决定政冶结构的关键尚不在此。政治、经济资源配制的状况，军事的压力，财产与权力分配与再分配的成本和效益的问题，是制度建构与政治架构修正的主要原因。
钱穆（宾四）先生对汉代政治的描述与评价（请见《国史大纲》），与徐先生大相径庭。钱穆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指出汉代政治是文士政治，非专制政治，在制度建设上奠定了中国政治的格局，其成就大于负面。按钱穆的看法，秦汉以降，中国传统社会使平民通过教育可以参与政治的机制，特别是有“考试”与“铨选”制度为维持政治纪纲的两大骨干，沟通社会与政府，则不可以对两千年历史一言以蔽之曰“专制”、“黑暗”。徐先生曾经老实不客气地著文批判钱先生是“良知的迷惘”。徐指出他自己“所发掘的却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鸣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与泪。”（徐文见台湾《华冈学报》1979年第8期）
徐钱间的公案今且不表，由是大概可以知道徐氏是一位情感奔放的学者。读《两汉思想史》，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他的民主政治的情意结。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汉至清末，以君道为中心，“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见萧著下册，第947页）按萧公权的看法，这二千余年，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袭而少创造”。而徐复观先生则充分论证了周室宗法封建解体的原因、过程与秦汉专制政体的形成演变问题，乃至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结构、专制政治与宗族的关系等。请注意，徐先生使用的“封建”概念是准确的，是中国古代的原始涵义，而我们现在习见的“封建社会”概念是不准确的，是西方史的涵义，类似于徐著中的“专制政治”的意思。
第二，与上一个问题有关，徐著特别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第一卷有《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的专论，第二卷有关《吕氏春秋》、陆贾、贾谊、《淮南子》与刘安、董仲舒、扬雄、王充等思想的论述，第三卷有关《韩诗外传》中士的立身处世和“士节”的强调，及有关太史公在《史记》中所表现的史学精神与目的的论述，都涉及到知识分子问题。徐先生说：“若不能首先把握到两汉知识分子的这种压力感，便等于不了解两汉的知识分子。若不对这种压力感的根源——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及在此种政治下的社会作一确切的解析、透视，则两汉知识分子的行为与言论，将成为脱离了时间空间的飘浮无根之物，不可能看出它有任何确切意义。”（第一卷，第167页）西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秦？反秦实际上即是反汉。为什么喜欢《离骚》？那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处境与心境之自况。司马迁的“意有所郁结”的感愤之作，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等等，都是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对命运、遭际的情感抒发。
在第三卷《原始——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这一专论中，徐先生不仅考察了“史”的原始职务，与祝、卜、巫的关系，尤其论述了史职由宗教向人文的演进，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优秀的史官，实际上正是以“代天行道”的宗教精神来执行他的庄严任务的。这就是一种“书法”。孔子赞扬的“古之良史”董狐和为了写出“崔杼弑其君”而牺牲的兄弟三史官及前仆后继的史官即是明证。徐先生说：“这不是西方‘爱智’的传统所能解释的。因为他们感到站在自己职务上，代替神来做一种庄严的审判，值得投下自己的生命。”（第三卷，第143页）全书对汉代优秀知识分子以理想指导、批判现实政治的研究，甚有独到之见。这也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入世关怀、政治参与和不绝如缕的牺牲精神。
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价值理念指导、提升社会政治。请读者读一读本书二卷《刘向 、 的研究》第五节有关刘向针对现实政治、突破现实政治的理想性的讨论和第六节“以士为中心的各种问题”以及《贾谊思想的再发现》第五节“贾谊政治思想中的现实性与理想性”。从这里可知儒家政治理念的功能和儒家政治思想不同于、高于法家政治思想的缘由。“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一切过失，都由君与吏负责，决不能诿之于民。”（第二卷，第85页）徐先生特别肯定“政治以人民为主”的观点，又善于发掘传统政治思想的资源，没有陷于今天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某些人的浅薄与狂妄。
第三，学术上的贡献与严谨的学风。徐先生的《两汉思想史》反映了作者的创慧。在他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序》、《说苑》中引用孔子的材料在比例上超过了《韩诗外传》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今天大量出土简帛的出现得到照应。我们很遗憾，徐先生写作本书时，只略为了解了一点点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尚不可能知道帛书《易传》及儒家与诸子百家的帛书资料，更不可能知道90年代郭店楚简与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中大量丰富的思想史资料。实际上，孔门七十子后学记述、传衍的大量资料，在汉代典籍中得到保留，除前述刘向所编书外，尚有陆贾《新语》、贾谊《新书》，乃至《吕览》、《淮南》等。地下发掘的竹帛与传统文献对比，诸如《诗》《书》传衍世系与家派，诗教、书教、礼教与乐教，思孟“五行”，先秦两汉心性论问题，都有了更丰富的材料，而超出于陈说。我们特别注意到，徐先生在没有获悉这些新材料时，由于他苦心研读文献，而有了突破前人的慧识己见。他超越了“疑古派”，依据自己的考据工夫，把“五四”以来认为不可信赖的文献重新加以定位，大胆地加以证实与运用。举凡有关汉代思想史上的大家和重要典籍，他都有讨论且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不肯阿附陈说。他尤其重视孔子人文精神在两汉的巨大影响，特别是春秋学的问题，礼乐的问题，天、命、性、道、身、心、情、才等人性论问题的展开等。又如他说，《吕氏春秋》最要者是《十二纪》纪首，其中积淀了汉代以前的宇宙——世界观，又规定了影响了两汉学术与政治。他认为，董仲舒成就的“天”的哲学大系统是当时专制政治趋于成熟的表现，但董氏仍然持守儒家政治理念，批判现实政治，力求限制专制之主及其酷烈的刑法。
从本书我们可以了解作者严谨扎实的学风，他的研究建立在第一手基本资料的考证、解释、批评上，他有识见，有眼光，他坚决反对浮光掠影、投机取巧。这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尤有意义。

《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利用新出简牍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秦汉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决、关系秦汉社会结构与性质的三个重大问题——秦汉法律体系、战国秦汉土地制度，月令与秦汉政治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的论点或为作者首次提出。如秦汉律二级分类构造说，或为作者重新诠释和论证，如战国秦汉名田宅制说，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引发了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热烈讨论。
目录
序／1
第一章 出土法律文书与秦汉律二级分类构造／1
一 学术史回顾与问题的提出／1
二 《二年律令》二十七种律均属九章／7
三 从睡虎地秦律到《九章律》／13
四 从魏晋以后律的演变看战国秦汉律／19
五 汉律正律与旁章／29
小结／34
第二章 《二年律令》的性质与汉代律令法系／36
一 学术史回顾与问题的提出／36
二 《二年律令》诸律令制作年代考／45
三 《二年律令》为吕后二年修订的法典辨／52
四 汉代的律令与法典的编纂修订／56
五 汉代法典体系的形成／68
六 汉令新识／76
小结／81
第三章 汉代法律体系及其研究方法／83
一 萧何“次律令”、“作律九章”的时间与汉二年萧何“为法令约束”／84
二 《二年律令》的性质与汉代法典的编纂修订／94
三 关于正律、旁章、傍章、单行律、追加法、律经等概念／97
四 秦汉律典构造与秦汉律二级分类说／109
小结／122
第四章 《二年律令》与秦汉“名田宅制”／126
一 《二年律令》所反映的“名田宅制”实态／126
二 战国秦汉土地制度形态的反思与重构／146
小结／163
附：龙岗秦简诸“田”、“租”简释义补正
——一结合张家山汉简看名田制的土地管理和田租征收／164
一 “行田”／165
二 “田实”／168
三 “田籍”／169
四 “程田”与“程”、“程租”、“租”及“匿田”／173
五 “盗田”／182
小结／185
第五章 月令与秦汉政治——兼论月令源流／187
一 关于尹湾《集簿》“以春令成户”与“春种树”／188
二 出土秦汉律令与月令／201
三 月令与西汉政治／211
小结／228
主要参考资料／234
后记／254

This revealing book challenges longstanding notions of the Qin dynasty, China s first imperial dynasty (221 206 BCE). The received history of the Qin dynasty and its founder is one of cruel tyranny with rule through fear and coercion. Using a wealth of new information afforded by the expans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in recent decades as well as traditional historical sources, Charles Sanft concentrates on cooperative aspects of early imperial government, especially on the communication necessary for government. Sanft suggests that the Qin authorities sought cooperation from the populace with a publicity campaign in a wide variety of media from bronze and stone inscriptions to roads to the bureaucracy. The book integrates theory from anthropology and economics with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 and argues that modern social science and ancient thought agree that cooperation is necessary for all human societies."

《日书》的性质类似于今日的农民历，举凡饮食、裁衣、建筑、出行等日常生活，及婚姻、丧葬等择日宜忌，都有详尽的说明。由于考古事业的发展，埋没二千余年的《日书》重现于世。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日益增多，以往不被关注的《日书》开始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域，一些系统研究《日书》的论著也开始出现，提供了人们认识战国秦汉民众文化的契机。
本书以《日书》“图像” 为研究中心，通过系统梳理、归纳迄今发掘出土的《日书》“图像”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图式、图画进行分类、排列，首次较为完整地整理出了一个有关《日书》图像发展演变的序列。
全书共分五章，除导论、结语外，分别讨论了《日书》表示时空的图式、《日书》表示时空的图画、楚帛书表示时空的图式等问题。通过本论著的研究，可以极大地丰富人们对《日书》各种图像内涵与源流的认识，为今后进一步通过《日书》图像这一崭新视角来研究战国秦汉时代的历史文化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