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原祁是清初杰出的山水画家，与王时敏、 王鉴、 王翚并称 “四王”，且成就高。他在从事绘画创作的同时，还努力进行绘画理论的探索。其作品上的题跋颇能反映他的思想轨迹。王原祁的绘画题跋曾被后人辑为《麓台题画稿》、《王司农题画录》出版。今凌利中先生在上海博物馆新发现王原祁题画手稿册页，于是结合传世的王氏绘画、他人著录、已刊行的画跋等，进行比较研究，考证其行事，挖掘其内涵，多有新见，是关于王原祁绘画创作和理论研究的一部别开生面、较有深度的专著，对于鉴别王原祁绘画的真赝也有指导意义。为让读者全面了解王原祁的绘画思想，本书后附《麓台题画稿考释》，并影印《题画手稿》、《麓台题画稿》、《雨窗漫笔》三种，以供学界参考。

综观整理研究碑刻文献的著作，其体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缺陷。毛远明先生通过全面总结，分析比较以往各种碑刻文献整理研究著作的得失利弊，在科学整理与研究碑刻文献方面独辟蹊径：分时段全面收集碑碣1400通，制作成拓片图录；据图录准确释文，并加上现代标点；广集众本，精心校勘；对碑铭中的疑难词语简要注释和考辨；并辅以提要。历经十年，终于完成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汉魏六朝碑刻校注》（以下简称《校注》），撰成200万字的巨著，以8开本，分10册于2008年由线装书局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二作为一部重要的碑刻文献整理研究著作，该书有很多优点值得称道，有很多特点值得借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进行评价。第一，材料收集全面碑刻文献材料的零星、散碎，不易获得，一直是制约对其进行研究与利用的瓶颈。本书作者通过多种渠道，全面搜集汉魏六朝时期的碑刻，包括已公布的所有图版，亦有部分属于首次刊布，经过严格挑选，精心辨别，去伪存真，编制出需要整理的目录。其著录原则是有原石现存，或虽无原石而有拓本的碑碣、石阙、摩崖、画像题记、地券、墓志、镇墓文、造像记、刻经记、佛经节缩刻石等，极个别重要的石刻摹本，也酌情收录。现无拓本者、原石过残无法辨认者、铭刻文字太少，于文史研究价值不大者，未予收录。石经、高昌砖志已有专书行世，为避免重复，不予收录。选文的时间下限是二○○七年底以前所有公布，或者已经出土，尚未公布的汉魏六朝碑刻，共著录汉魏两晋南北朝各类碑刻达一千四百余通。第二，体例科学严密该书著录的所有碑刻，一律按朝代先后排列，南北朝时期则先南朝，后北朝。同一朝代者，则以刻石年代为序，墓碑、墓志以葬期为序，无葬期者，以卒期为序。碑刻本身虽无具体年月提示，而根据内容可考知者，放到相应的年代。所有无具体年月者，放在同一朝代相应的碑刻之后。书前有目录，书末有碑目提要，检索极为方便。所收碑铭以楷书录文，对碑铭中的异体字、古体字、隶古定字、假借字、俗讹字等均适当照录；原刻中的衍文、脱文、倒文、重文符号等均保持原貌，未予改正，只是在注释中作出说明或考辨。石刻录文与拓片图版放在一处，同时刊出，便于比勘复核。碑铭正文之末括号注明主要资料来源，以便使用者比勘、复核。每一种石刻都在题目下扼要介绍石刻出现的时间、地点，流传情况；石刻的形制、尺寸、书体；与该石刻相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等，这对于“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意义重大。第三，校勘准确精审从宋代至今，已出土的汉魏六朝碑铭中，有一部分曾经有人陆续释读过。可是由于石面泐蚀残缺，铭文模糊；或者书体多样，古文篆隶，草楷行书，众体纷呈；或者文字俗讹，异体充斥，所谓六朝书体，满目榛芜，给碑文的释读设置了很多障碍，使得碑铭释文错误很多，几乎没有哪一种书没有释读方面的问题。《校注》严格依照碑版，对过去的释文进行精心校勘。不仅校正了首次公布的释文错误，而且对《隶释》、《隶续》、《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两汉金石记》、《授堂金石续跋》、《古志石华》、《汉魏六朝墓志汇编》等历代碑刻释文著作中的误释，一一予以清理、考辨，有理有据，结论精准。如一九九○年于河南省偃师县杏园村出土《元睿墓志》，首次公布于《考古》（1991年9期）《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该墓志535字，《校注》纠正了其中释文错误多达10处。我们不妨抄录两条，以显示其考证之严密，校勘之精审。原释文：其弈叶连辉，繤戎継徳。校注：繤：同“纂”，继承之义。“戎”，《考古》作“戌”，误。“纂戌”不可解。查核原刻，本作“戎”，大的意思。《尚书·盘庚上》：“乃不畏戎毒于远迩。”孔传：“戎，大。”又，《康诰》：“殪戎殷。”蔡沈集传：“殪灭大殷。”《诗经·周颂·烈文》：“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毛传：“戎，大。”郑玄笺；“念此大功。”“纂戎”，继承并发扬光大先人的事功业绩。《三国志·魏志·公孙渊传》裴松之注引《魏书》：“渊纂戎祖考，君临万民。”《晋书·乐志下》：“纂戎洪业，崇皇阶。” 原释文：少 ，训无外假。校注：“少”下一字“门”清楚，内部泐。《考古》作“ ”，遍查群书及出土材料，没有发现“ ”字。谛视之，应是“ ”字，即“阙”的异体，缺失之义，释文误读。：同“庭规”，谓父教。语出《论语·季氏》：孔子在庭，其子伯鱼趋庭而过，孔子教以学《诗》《礼》。“阙庭规”，失去父亲。又作“失庭训”、“亏庭训”，均为丧父之义。《抱朴子·外篇序》：“年十有三，而慈父见背，夙失庭训。”《旧唐书·刘赞传》：“子弟皆亏庭训，虽童年稚齿，便能侮易骄人。” 该书校补前人的释文，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补出阙文。汉碑历经千年，泐蚀不清者比比皆是。《校注》根据现存拓片，补出前人著作中的大量阙脱之字。如校汉碑《三老讳字忌日记》时补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３字，校《李禹通阁道摩崖》补《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４字，校《封龙山颂》补《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５字、补陆增祥《八琼氏金石补正》６字，校《三公山碑》补《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７１字、补洪适《隶释》６２字等。其二，校正错误。言简意赅指出前人释读错误之处，惯用格式“某，某书作某，非（或误）”。仅举一例，如校汉《衡方墓碑》，纠正《汉魏石刻文学考释》误释８处、《秦汉碑述》误释４处、《山东金石志》误释３处、《金石萃编》误释２处、《隶释》误释１处、《泰山石刻大观》误释１处、《汉碑集释》误释１处。此外，作者还据碑刻订补史书。如据北魏墓志校补《魏书》达数十条，内容涉及人名、地名、时间、官爵、称谓等史籍基本要素方面的问题。不妨钞几条以飨读者：１．《郑羲下碑》：“父晔，仁结义徒，绩著宁边，拜建威将军，汝阴太守。”注［19］碑版)“晔”字清晰，《魏书》作“煜”，《八琼室》也作“煜”，是史误，并影响《八琼室》呢，还是剪本之误，不可的知。《魏书》本传称“父煜不仕”，但此碑谓“拜建威将军，汝阴太守”，可补史之阙。２．《元桢墓志》：“以太和廿年，岁在丙子，八月壬辰朔，二日癸巳，春秋五十，薨于邺。”注［8］：《魏书·景穆十二王传》载：南安王桢，太和二十年五月至邺，“是月，疽发背，薨。”《魏书·高祖纪》：桢薨于二十年八月丁巳。传作“五月”，误；纪作“八月”，是也。但“丁巳”，又当是“癸巳”之误。均当依墓志正之。３．《元贿墓志》：“君讳贿，……侍中、使持节、都督冀定幽相四/州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卫大将军、定州刺史、乐安简王之子。”注［2］：乐安简王：元良，元范长子，袭封乐安王，谥简。据志，乐安宣王为雍州刺史，乐安简王为定州刺史。《魏书·明元六王传》不载乐安宣王作雍州刺史事，而以为乐安简王为“雍州刺史”，当以志为正。４．《穆纂墓志》：“又南荆州刾史桓叔兴蛮夷狂勃，背国重恩，归投伪主。”注［6］：桓叔兴叛魏奔梁，《魏书·肃宗纪》以为“正光二年五月”，《梁书·武帝纪》作“普通二年七月”，普通二年，即北魏正光二年。以志主死于正光二年二月，则桓叔兴叛必在二月以前。二史所书误。第四，注释简洁精要碑刻语言典雅凝重，深奥难懂。又好引用，多典故。据初步统计，北魏墓志527通，直接或间接引用《诗经》达1215处（吕蒙《汉魏六朝碑刻引〈诗〉考》，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如此大量的典故，要是没有注解，一般人便难以读懂，因此，《校注》作者花了大量功夫，注释碑文。如《邓羡妻李榘兰墓志》，注释指出了三处用典：释文：自来仪君子，四徳渊茂。注释：来仪，凤凰来舞而有容仪。语出《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谓出嫁。释文：造次靡违，巅沛必是。注释：造次：仓促，匆忙。《论语·里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释文：河苇之路匪遥，载驰之思余远。注释：此二句谓离家虽近，而不归省。典出《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郑玄笺：“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为其广。”序谓“《河广》，宋襄公母归于卫，思而不止，故作是诗也。”又《鄘风·载驰·序》称，卫懿公被狄人所杀，其妹许穆夫人思归而不能得，作此诗。尤其是，前人因曲解典故而致句读误断，《校注》对其作了很好的注释，如《元澄妃冯令华墓志》：“《易》称一人得友，《诗》著三五在东。”《墓志汇编》释 “友”作“文”，且曲解典故，释作“易称一人，得文诗著，三五在东”，殊不可解。其实，《易·损》：“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诗经·周南·小星》：“嚖彼小星，三五在东。”郑玄笺：“众无名之星，随心噣在天，犹诸妾随夫人以次序进御于君也。”《诗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无妬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有贱，能尽其心矣。”这样一解释，涣然通脱矣。书中注释涉及面广，包括指出碑文中的异体字、古体字、隶古定字、假借字、俗讹字、衍文、脱文、倒文，也包括订正前人著录或释文的错误，还包括疑难词语的考释。如注释《巴郡朐忍令景云碑》，注文21条，其中15条指出20个非标准用字，3条指明典故，2条解释疑难词，1条校正其它释文之误。作者释词时不是简单给出词义，而是涉及到考释词源。如注［1］释“朐忍”：朐忍：县名，汉属巴郡，晋作“朐 ”，乃受“朐”类化而加偏旁。故城在今重庆市云阳县旧县。以其地下湿，多朐忍虫而得名。朐忍即蚯蚓的音转。其得名理据，参《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九、《本草纲目》卷四二。《校注》对碑中涉及的重要人物或历史事件也简要作注，在补正史书方面意义重大。如《元晖墓志》注文［6］“河间简公”：河间简公：谓元德。《魏书·昭成子孙传》：“忠弟德，封河间公，卒于镇南将军，赠曹州刺史。”与墓志不同。元晖是元忠兄元德之子。《魏书》本传记为“忠子晖”，误。当是“忠从子”。《北史》作“忠弟德之子”，是也。同时，《校注》还指出碑刻对人物的讳饰之处，便于读者知晓历史。如《崔混墓志》注［21］、《元均及妻杜氏墓志》注［15］、《寇臻墓志》注［18］等。作者注释精当确切，旁征博引，体现出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文风。如《祀三公山碑》仅196字，但注释达21条，条条精当，不容辩驳。四《汉魏六朝碑刻校注》作为一项重大的科研工程，前后历时10年，如今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不过，工作还在继续。作者又在从事相关课题研究，一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汉魏六朝碑刻词汇研究》，一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异体字典及语料库》。与此同时，作者指导的研究生也参与了相关课题的研究，为国家培养了一批碑刻文献研究的人才。《校注》既有对碑刻文献的整理，又有对碑刻语言文字的研究，是一部融二者于一炉的集大成之作。为汉魏六朝语言文字研究，以及当时政治、历史、宗教、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著作是当代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式的力作，作者为学界提供了一个科学实用的、操作性强的整理碑刻文献的样本，这一著作的问世必将带动整个碑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健康地向前发展。《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总目提要》线装书局 ISBN:9787801069474 2009年11月已出版 定价：300元《汉魏六朝碑刻总目提要》收录2008年以前出土或著录的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德各类碑刻文献。主要收录有实物、拓片、照相、摹本的碑刻，包括碑志、砖券；同时兼收历代金石著作、总集、别集、报刊中著录的碑刻铭文，包括原文过录和仅著录题目者。总共著录碑刻近2600通，可以反映汉魏六朝碑刻文献的基本面貌。线刻画像、石窟造像、石雕刻、石棺椁、墓道塞石、石柱、石阙、石器具以及其他石质建筑图案，凡无文字者，或文字太少者，碑刻阙泐太严重者，不予收录。所收碑刻一律按刻立时代先后排序。具体为西汉、新、东汉、三国魏、三国蜀、三国吴、西晋、东晋、十六国、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陈、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同一朝代，再以刻石年、月、日先后为序，墓志以葬期为序；无葬期者，以卒期为序，后世迁葬或补刻者，以迁葬或补刻时间为序。石刻本身虽无具体年月而根据内容可孜知者，放到相应的年代。其他所有无具体年月者，放在同朝代相应石刻目录之后。

该书系田海博士论文的改进本，也是近年出版的非常重要的关于中国教派的西方作品。田海写这本书有三个目的：1.重新建构中国教派运动的社会历史；2.研究“白莲社”及“白莲教”名称如何起用于宋代的主要资料中；3.分析现代学者的历史研究如何受他们不辨这二词的影响。田海推翻了传统上认为原先虔诚信徒们的“白莲社”在韩山童领导的元末起义时退化成八卦教的“白莲教”的观点。这样的认识是长期以一些错误的设想为基础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设想就是认为有一个持续不断的白莲运动，认为不同地区和时间段的资料可以被集中在一起来研究这个运动，且所有宋以后的八卦教起义均可以被视作属于“白莲教”。田海还区分了这些集团的自称、他称以及用于批评他们的名称（标签）。根据这一区别，他说明“白莲”一词是宋元时期的一个自称，明初明太祖宣布白莲社和白莲教非法后就停止使用。后来，许多士大夫所用的“白莲教”，是描述教派运动的一个他称，或对那些他们决定镇压的运动进行攻击所用的标签。

《敦煌古代工匠研究》是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敦煌四至十四世纪的手工业劳动者及敦煌艺术创造者的学术专著，分研究篇和史料篇两个部分。研究篇根据文献记载和历史遗存，分为敦煌古代工匠的职别与级别、社会地位、经济生活、艺术创造、技术进步、角色转换、民族精神等章节，对学术界及广大敦煌文化的爱好者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和说明；史料篇则是在对敦煌石窟和文献中保存下来的古代工匠资料进行全面搜集的基础上...

《列王纪研究》是2005—2008年国家社科研究基金项目。《列王纪》是伊朗（波斯文）史诗，是世界文学名著。

本书探讨了西汉至初唐之间史学发展的线索与特点。作者指出在此期间，经史分离突破了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汉末皇权的衰落导致了私人修史的盛行；隋唐皇权对修史的强力干预导致了官修正史传统的形成。本书自出版十年以来，广泛受到学界的好评。本次修订，作者将增加大量注释，对原来的错误、不足进行订正，并补充若干新的章节。

王云五，著名的出版家、教育家，国民政府高级官员。本书是王云五的儿媳口述，由王云五的孙女整理而成，里面涉及许多王云五家族不为人知的故事。书中讲述的是王云五家族的真实故事，一切故事的源头都从口述者——王云五的儿媳妇李纯瑛女士开始，她成长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香港，虽然家境贫困，但凭着过人的胆识以及刻苦耐劳的坚持，成为早期少数进入崇高的学术殿堂──香港大学的女性之一。这本回忆录描述那段混乱时期的失落、失望，及以决心和毅力克服万难建立安生立命的家的旅程。在多次迁移过程中，她及她的家人不畏惧生活所带来的种种困难，不被环境击败，下定决心要寻找安身立命之处，一块确保家庭能够生存和发展的应许之地。

《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精)》由王震中所著，本书论述的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乃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重大学术课题的核心环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然而辉煌灿烂的中国文明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经历了什么样的历程产生形成的？许多学术界前辈、国学大师都曾探讨过这一问题。本书作者采取多学科交叉结合的研究方法，广泛运用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的理论，系统整理、分析考古学发现材料，对传世典籍的种种古史传说试做整合解释，提出了一系列富于新意的理论观点，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古史研究体系。这部力作是对作者近年来提出的“文明和国家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进入国家社会之后所经过的“邦国—王国—帝国”说，以及“夏商周三代为复合制国家结构”说这些学术体系的系统展示和进一步深化、完善。

《世本》是先秦重要的史籍之一，原本已佚，历代学者对其作了大量的辑注工作，尤其是清代学者。一九五七年商务印书馆将清人王谟、孙冯翼、陈其荣、秦嘉谟、张澍、雷学淇、茆泮林、王梓材等八人的《世本》辑本加以排印、校勘、汇集，整理出版了《世本八种》，此书久未重印，学界还有较大需求，我局此次依据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七年版影印出版，以满足读者的需要。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周代氏族社会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为其内部融合与外部分界，第三部分为东周时期的变革与重组。《宗子维城》以历史分析的方法来看待中国青铜时代的考古材料，观点新颖，视角独特，论证有力，读后使人耳目一新，可谓近年来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研究的典范之作。

法国大革命震撼了整个世界，对其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认为，大革命的历史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并存的且通常孤立的历史事件构成的：一个过时体制的历史，由于缺少捍卫者而消亡；革命议会的历史；群众运动的历史及其领导人；军队的历史；新制度的历史等等。所有这些历史，基本上代表的都是 各类心理力量之间的较量，因而应借用心理学的方法来对其加以研究。这一解读，无疑会引发争议，也注定会刺激更深入的思考。
本书根据法文版译出。
英国《泰晤士报》——所有当权者都应该学习古斯塔夫•勒庞的这本书。作者对大革命的经典理论不屑一顾，他用心理学解释得出了全新的结论。他用极为生动的文笔，阐述了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弱势角色，以及公会成员的个人意志和集体意志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引领大革命党人的是神秘主义因素，能让大革命人士免受理性的影响。没有大革命，便极难证实理性难以改变人，因此，一个社会并非是按照立法者的意愿来构建的，不管他们考虑的有多么周全。

本书作者陈槃先生(1905-2001)乃著名的 历史学家。字盘庵，号涧庄，广东五华人。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国文系毕业，旋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累升至研究员。后任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中研院“院士、史语所第一组主任。其研治古史，思从旧籍阐发新识，并从事古谶纬之学、两周史地的研究，撰著颇丰。今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台湾史语所合作首度在大陆出版《陈槃著作集》，以飨读者。《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与《不见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国稿》二书于古史地之甄考发明，贡献至大，因获1973年中山学术著作奖。本书发清儒顾栋高《春秋大事表o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未发之蕴，突破前人，于后人颇多益助。可谓研究中国先秦史经典之作。

本书分夏、商、周3个阶段对东夷文化、淮夷文化进行了论定,并对其各分支族系的源流进行了考证。

1839年春，英国人武装入侵阿富汗，几乎未遇抵抗。但两年后，阿富汗人揭竿而起，义民起事演变成举国上下的暴力反抗。第一次英阿战争以不列颠惨败告终。威廉·达尔林普尔基于最新的多语种材料，以生花妙笔解析不列颠帝国史上最大的灾难，而这一灾难与当前西方国家在阿富汗所面临的不断深化的危机显然有类似之处。

本书在大量事实数据的基础上，对中国在俄形象进行了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将中国在俄形象分为不同维度展开探寻，系统展示出俄罗斯人眼中的中国历史形象、政治形象、经济形象、商业形象和社会文化形象；并尝试通过两国文化的差异，解析中国在俄形象形成的文化缘由。
本书以事实说话，深入浅出，集学术性与可读性为一身，对于中国读者加强自身定位以及进一步了解俄罗斯和中俄关系大有帮助。

敦煌研究院出品，包含敦煌市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县榆林窟、东千佛洞和肃北县五个庙石窟的主要石窟的内容，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从十六国北凉时期（421）到元代时期（1386），每幅图片配有文字说明，是欣赏莫高窟艺术很好的参考导读。此书仅在当地由敦煌研究院出售，不公开发行。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原书名《支那文化史迹》）由东京大学教授关野贞和日本古建筑学家常盘大定合著，于1941年出版发行。原书为日文版，按民国时期的行政省区进行分类编辑，全书共计图版2531幅，分12卷，每一卷附有10万字左右的解说。
这是一部全面系统介绍中国古迹建筑等的大型著录，作者从1906年开始，历时三十余载，先后数十次来华实地勘察，搜集、拍摄的照片、拓片几乎囊括当时保存尚好的名胜古迹，堪称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上的一大图鉴。从取材范围之广、收录内容之丰富、附加解说之详细等方面看，时至今日无有出其右者。
梁思成等专家学者都把此书作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在讲义、著作中多有引用，书中涉及的名胜古迹几经战乱、天灾等，能保存完整者已经很少，其图版资料更显珍贵，这对于宗教、建筑、书画、造型等传统文化研究，古迹修复重建，文物鉴定，流失海外文物追讨等均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