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陆扬
北京大學出版社決定影印出版美國中國史專家賀凱 (Charles O. Hucker, 1919-1994) 的名著《中國古代官名辭典》（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並希望我能簡要地介紹一下這部著作的價值。猶如許多在西方從事中國史研究的人，賀凱教授的《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是一部我平日手頭必備的工具書。我個人的研究工作和古代中國的某些官制亦有密切的關聯，因此對這部辭書的內容和特點也算比較熟悉。但對這部著作的熟悉並不等於說我就能夠精確而全面地評價這一部範圍幾乎包括整個中國古代官僚制度的名作。這部書的作者在選擇條目以及英文譯釋等方面都體現出很不尋常的功力，要充分評估他在這些方面的貢獻，光是具備一定的中國古代制度史的修養還是不夠的，還需要對西方特別是英美中世以來的官僚制度有相當的瞭解，而這一點是我所欠缺的。所以在這裡，我只能根據我個人對這部著作的特色及其作者的學術背景的瞭解，擇要寫幾句。
先談一下賀凱。美國的中國史研究在二十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有一個關鍵的轉折，那就是從以考釋語言文獻為重點的漢學研究轉向更為全面的中國歷史研究，賀凱就是在這種變化下出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一九一九年，賀凱出生於美國中部文化經濟的大都會聖路易市。他從德克薩斯大學本科畢業時，正值二次大戰戰酣之際。賀凱投筆從戎，由於卓越的表現，戰爭結束時竟已獲得美國陸軍上校的軍銜。他那一代的美國學者，在二戰期間服務於美國軍隊的並不少見，但能像賀凱這樣在取得如此高的軍銜之後又投身於東亞史研究的則不多見。賀凱的博士學位是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的，在那裡接受了當時美國最好的漢學訓練。對他指導最多的是以研究上古文化著稱的顧立雅（Herrlee G. Creel）和以研究宋代社會知名的柯睿哲（E. A. Kracke）兩位教授。顧立雅的影響尤其顯著。顧氏的學術路向有一種很特別的混合，他十分強调以解讀文獻為重心的漢學傳統，但又開創用綜合的方式來全面研究上古思想文化。他致力於培養能讀懂中文報紙和新聞的人才，但卻又不看重兩漢以下的研究，認為那是的“新聞调查工作”（journalism） 而非嚴肅的學問 (scholarship)。這種學問上的嗜古和學術上的求新並存的現象並不出人意表。儘管顧立雅這一輩的美國漢學家開始承擔起瞭解現實中的中國的責任，但他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基本看法還是較為保守的。
賀凱是顧立雅培養出來的最出色的學生之一。賀凱本人對學問看法並不像顧氏那樣保守，但他接受了顧氏古典學風的熏陶，對中國文化的探索不是由今溯古，而是由古及今。比如中文的學習以文言為中心，從研讀儒家經典開始。賀凱曾告訴和他同過事並相知甚久的余英時先生一則關於他自己的趣事。五十年代時賀凱到台灣訪學，坐船到基隆，上岸時海關人員問他要去哪裡，他用文言回答說：“吾欲之台北”，海關人員聽得如墜五里霧中，完全不懂他在說甚麼，搞了半天，才明白他說的原來是文言。這則故事很傳神，頗能道出賀凱這一代漢學家的特點，很難想像今天的西方中國學界中人會有這樣的事發生。但也許正是這種對中國古典文化的重視，才使得賀凱對中國傳統產生同情的瞭解，同時也使他能在幾個難度很高的研究領域內游刃有餘。雖然賀凱的學術重心和顧立雅完全不同，關注的層面則深受顧氏的影響。顧立雅對研究中國傳統政治的內涵有濃厚的興趣，而賀凱的研究也是集中於這一領域，區別只是顧氏專注於傳統政治的形成期，而賀凱則專注於傳統政治的高度成熟期，也就是顧氏不屑注意的時期。顧立雅對中國傳統思想有淵博的知識和貫通的認識，這一點似乎也影響到賀凱的工作，使他的視野並不局限於某個狹小的領域。
自芝大獲得博士後，賀凱曾先在圖桑的亞利桑那大學 (University of Arizona) 任教，在短短幾年之內，對奠定那裡的東亞研究基礎起了很關鍵的作用，雖然他在一九六一年又轉往密執安大學任教，賀凱對圖桑這個地方可說是情有獨鍾，退休他後又回到圖桑終老，成了參與當地社區活動的積極分子，而我這裡要介紹的《中國古代官名辭典》也是在圖桑定的稿。賀凱以明代政治制度史作為學術工作的中心的學術路向可以說是在亞利桑那大學執教期間確立下來的，其它的工作都在此基礎上擴展。就在賀凱從亞利桑那轉往密執安執教的那一年，他出了本小冊子，叫《明代的傳統中國政權》（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in Ming Times） （此書封皮上的中文標題是《明代政治考》，似乎不甚貼切，應該是《明代政制考》）。這雖然是一部小書，卻不妨說是賀凱研究明史的成名之作，尤其體現出他在制度史研究方面的特出能力。書的篇幅不過八萬來字，卻能將明代官僚制度的基本結構和行政特點交代得很清楚。在書的小序裡，賀凱告訴讀者在他完成這部著作的時候，他已經有長達十二年的研究明代制度的經驗了。其實這原來是他提交給一個有關傳統中國政治權力的研討會的論文，所以在小書的序言裡他還特別感謝當時同樣是明史新起之健者的牟復禮（Fritz Mote）先生在會議期間對他的研究所作的評論。有意思的是，就在這部小冊子出版後的一年，牟復禮先生研究高青邱的專著也出版了。這兩部著作的先後問世多少可以說標誌了美國新一代明史研究的起步。
從六十年代起，賀凱一直是明史方面的重鎮，他在這方面的著作為數不少，但就其對中國學的整體影響而言，這些著作都不如他的通史著作《帝制中國的歲月》（China’s Imperial Past）和《中國古代官名辭典》。《帝制中國的歲月》完成於一九七五年。這部涵蓋整個中國歷史的著作篇幅並不很大，但剪裁得頗為用心，敘述也得當，很符合美國大學優秀通史教材的特色。全書劃分為帝制以前，早期帝制和晚期帝制三個部分，每部分又再按照“歷史概述”（general history）, 制度與社會，思想和文學等門類來敘述。可以說到九十年代初以前，這部著作被美國的大學廣泛採用來做為中國史的基本教材，在流行的程度上堪與之相比的大概只有英譯的謝和耐（Jacques Gernet）教授撰寫的《中華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這雖然是一部教材，而且也不免帶有七十年代以前西方中國史研究的種種印跡，但依然顯示出賀凱對中國歷史的通盤認識。尤其讓我印象很深的是賀凱那簡練而精確的文筆，這一特點在該著作的幾個“歷史概述”的部分裡特別突出。他常常用一兩段文字中就能把一個時代的重大事件或脈絡交代清楚，而且描述得頗有韻味。這樣的例子觸目可見，比如第一部分的“歷史概述”末尾描述陳涉起事和秦朝覆亡的兩段文字（頁46－47），第二部分裡評述武曌的段落（頁142－143）和第三部分中概括明代文化的一段話等等。這些文字譯成中文就很難傳達，甚至還會顯得平淡無奇，但在英文原文裡上卻是錘煉頗深的史學文字，幾乎可以誦讀。九十年代以來美國出現撰寫中國通史的熱潮，但我覺得很難再看得到賀凱的這種精煉而暢達的文字了。
就賀凱一生的史學成就來說，《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無疑是代表了他的名山事業的 Magnum Opus。他在序言裡說，他在做研究生時把《周官》裡的職官名稱編成索引給自己作參考，後來才意識到這其實就算是編撰這部辭書的開端了。他正式開始著手這一工作是一九七六年。整個過程中雖也請過密執安大學和亞利桑那大學的學生做助手，但基本工作都是由他自己親手完成的。這些工作包括全書引論部分的撰寫，所有條目的起草和修改，英文索引的制作，以及電腦打字和漢字字條的輸入等等。真可說是在處處親自把關的基礎上完成的著作。從賀凱一生的學術軌跡來觀察，他在晚年完成這樣一部以辭典形式出現的大著一點都不令人驚訝。但在整個當代西方中國史研究的脈絡裡，出現這樣的著作又是一個異數。為甚麼說是異數呢？賀凱自己在給《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所作的序言裡就已經提供了線索。他說他完成這部著作的目的就是要“將那些並不專治制度史的漢學家們從長期試圖應付傳統中國無所不在的官僚命名系統時所承受的困擾，困惑和羞愧中解救出來” （頁 V）。這個率直而又入木三分的說明，點出了兩個有關西方中國史研究的實況，第一，中國古代制度史是個令西方漢學家頭痛的領域；第二，西方在中國官制史方面的研究很薄弱，連許多資深的學者也會老犯常識性的錯誤。自二十世紀初以來，西方的中國史研究在很多領域內都有了傲人的成績，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的環節，官制研究甚至廣義上的制度史研究恰恰就是其中之一，這和西方中國史重文化和社會的取向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學術訓練有直接的關係。當然這並不等於說西方沒有致力於某個朝代的制度史研究並取得相當的成績的學者。舉例而言，除了賀凱本人的明代官制研究之外，還有瑞典的畢漢思（Hans Bielenstein）對漢代官制的研究，法國的戴何都（R. des Rotours）對兩唐書中百官志等文獻的譯註，白樂日(étienne Balázs) 對宋代官制的考察，蓝克立（Christian Lamouroux）對《宋史 食貨志》的譯註，拉契涅夫斯基（P. Ratchnevsky）對《元史 刑法志》的譯註，英國的杜希德先生（Denis Twitchett）對唐代官僚機構的全面分析，以及美國學者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對清代軍機處，歐立德（Mark Elliot）對滿清八旗的研究等等，都是突出的例子。但上述有些成果出現在《中國古代官名辭典》完成多年之後。而以一人之力成就一部涵蓋上下兩千年的中華官職辭典，當代西方僅賀凱一人而已，這在西方的學術背景下不能不說是個異數。同時也因為西方對中國官僚制度的研究相對薄弱，這部著作在西方學者的日常研究中所具有的參考價值就更是明顯而持久。
《中國古代官名辭典》體例頗嚴謹，分為序言，引論，使用須知，條目及中英名詞索引。書的引論部分按朝代来分别概述其官制體系，每個朝代或時代（例如南北朝和五代）有其專門的章節，讓人一目瞭然。全書八千二百九十一個條目，包涵了從《周官》所載的職名到晚清的主要職官名稱。每個條目先註出官名所屬的朝代，如果在好幾個朝代都存在，則按時代順序解釋其職能的異同。而如果某一官名在《中國古代官名辭典》裡的英譯和該辭典所參考的幾種英法文中國官制研究著作中的譯法不同，則賀凱還會在條目的結尾列出不同的譯法及所出自的著作，以供讀者參考。如清代佛道機構中的“至靈”一職，賀凱採用的英譯是 Sacrificial Priest，而在英譯的布魯纳特（H.S Brunnert） 和哈蓋爾斯特洛姆 （V. V. Hagelstrom）的著作《當代中國的政治設置》（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裡，這個職位的譯名是 Thaumaturgist，所以條目的結尾又將此譯名附上供讀者參考。又比如隋唐的“果毅府”，賀凱採取了基本是直譯的 “Courageous Garrison”，而他同時又列出戴何都在《新唐書 兵志》的法文譯註中所採用的 milice intrépide。《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的條目解釋一般都突出要點，但也有不少條目解釋得很詳盡，不僅勾勒出其中變化的歷史過程，而且連變化出現的具體年份都有列出。辭書中對唐代的十六衛府和明清時代的承宣布政使司的解釋就是體現此種特色的兩個典型例子。由於是用西文撰寫中國古代的職官辭典，所以不能像用中日文撰寫那樣能比較方便地直接引用原始文獻，作者因此必須能對相關資料有自己的把握，才能用文字敘述出來，但正因如此，在寫作上要花的功夫就很大。 而且這部著作主要是為西方的學術界而撰寫，所以賀凱盡量要在中國古代職官的英文譯名上斟酌選用比較易於西方一般學界理解的稱謂和名詞。所以這部著作並非一般意義上的職官辭典，而是一部研究性很強的著作，處處都顯示出編撰者自己的判斷。
但《中國古代官名辭典》並不追求巨細靡遺，賀凱的主要目的是對中國歷代官制的結構及其變遷作一個總括性的呈現。中國古代職官的變化和延續性都很強，常常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賀凱的工作也是要讓讀者盡量能體會這些細微的差別。辭典中的條目雖多，卻並不瑣碎。比如條目中有明清時代的總督一職，而清代的各省總督只是在該條目解釋清代的部分裡提到，並不作單獨條目列出。在辭典的使用須知裡特別提醒學者在參考這部著作時要能有想像和綜合的能力，才能舉一反三。賀凱在編纂此書時最主要的中文參考著作是黃本驥的《歷代職官表》，但他也指出《歷代職官表》過於強调沿革而產生的弊端。他同時還參考了較少為西方學界所知的梁章鉅的《稱謂錄》，用來作為非正式官稱的依據。此外還有日中民族科學研究所編的《中國歴代職官辭典》和楊樹藩《中國文官制度史》等等。當然中國古代的官制的功能和變化常常很複雜，現代的研究工作也總是不斷深入。《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是一部以八十年代以前西方研究中國官制史的成果為基礎的著作，今天若以專家的眼光來看自然會發現其中的缺失，比如對唐代的學士院和翰林院，翰林學士和翰林待詔之間的根本性差別就沒能完全分辨清楚就是一例。但像這類重要的分別即便在唐史研究相對發達的中日學界也只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才開始普遍受到重視。所以這些因學術發展的階段性所造成的不足一點都不妨礙引介《中國古代官名辭典》這部名著到中文學術界來的價值。中國古代官制的研究在中國史學界一直算是一門顯學，出版的學術專著和論文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大有超越西方同行的地方。但就我所瞭解，若以全面性的職官工具書而言，無論編排的用心還是撰寫的講究，中文世界的同類型著作中能和《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相媲美的其實還很少。我相信，引進這部作品對日後在中文世界能出現更高質量的中國古代制度史工具書將會有非常良好的影響。

本书是何兹全主编的《中国上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之一。内容包括：东汉末年城乡经济的破坏，依附关系到隶属关系、贫富对立到贵贱对立的过渡，国有土地的扩大化和国领民户的依附化，皇权、豪门强宗矛盾斗争的又一轮， 空虚无救中找解脱等，是何先生多年研究古代社会向中世纪演变的重要成果。

王毓铨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秦汉史和明史专家，对我国古代的货币起源及其发展尤有系统的研究。本书包括了作者最重要的著作，特别是不少散见于各报章杂志的著作，这次亦收入了本书，全面反映了作者的学术成就。本书共分4卷：一卷为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二卷为莱芜集；三卷为莱芜续集，四卷为明代的军屯。
毓铨写出的文章，既宏观又有微观，故能从发展上和全面上看待作何一点一面的历史问题，得出有创新之见的新论。如《明黔国沐氏庄田考》一文，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可以说是有创新，有突破、第一流的好文章。读者自己去读他的文集吧。

中国の歴史において宦官のはたした役割は実に大きい。清朝の歴史家は、各王朝ともその衰亡の原因が宦官にあったことを指摘する。過去四千年にわたる専制君主と表裏一体をなして生きながらえた宦官の研究は、単なる好奇心を越えて、中国史の重要な課題の一つである。宦官とはなにかから説きおこして、宦官のもっとも活躍した漢・唐・明代を中心に、それぞれの、時代を背景にした特色を指摘する。毎日出版文化賞受賞。

《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是萧公权先生的学术代表作之一，考察了19世纪清王朝统治中国乡村的政治体系，包括理论基础、措施和效果。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乡村地区自然的社会组织划分和基层行政体系，即村、集市、乡镇的划分，保甲和里甲的行政分配和结构特色；第二部分考察国家控制乡村的统治体系，涉及保甲监控、里甲税收、社仓等灾荒控制以及乡约等思想控制系统的设置情况；第三部分讨论乡村控制的合理性及其效果，以及乡村对它的回应。本书附录有关里甲、粮仓等制度的珍贵资料。

这是一部有相当学术质量和学术价值的著作，也是**部较为系统地阐述《淮南子》政治思想的专著。作者从《主术》入手，完整地透视了《淮南子》中有关政治、法律、道德、哲学等各种思想观念在内的整个中国古代统治哲学的理论架构，并且进一步对先秦儒家、道家和法家的政治哲学，作了一个完整的归纳和论述。作者试图寻求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的联系，不难看出，《淮南子》对于形成汉代思想和生活所造成的巨大影响，而且，其思想精髓直到今日仍在影响着中国的思想界，并且决定了中国宗教和哲学发展的进展和架构。

本书从官僚政治制度的起源开始，一直写到帝国官僚政治制度的终结。在宋元以前部分没有作全面的铺叙，而是根据各个时期的特点，有重点地探讨一些问题。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和其他有关论著重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时期史料很不充分，根据我们目前的研究水平，对全面的情况很难做到准确的描述。明清时期，特别是清朝，流传下来的文献材料是非常丰富的，因此我们在明的部分对有些问题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述，而在清朝部分则对当时的官僚政治体制和运作机制做了比较全面细致的描述，以期读者通过这一部分而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有一个比较更加具体的了解。

本书主要描述从十五世纪初尚氏建立琉球王国到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单方面废琉球国并改其为琉球藩的近五百年中，琉球在东亚的历史地位以及与中国钓鱼岛相关的问题。曾经是一个独立王国的琉球现今已成为日本国的一个行政区域，但从历史上看，这种变化本身就是十九世纪后半日本明治政府推行脱亚入欧、强权外交、弱肉强食的结果，可以说也是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蚕食和侵占亚洲各国的一个起点。现在日本政府强调的所谓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之说，其根据就是指钓鱼岛原属于历史上曾是琉球王国的冲绳县。然而，现存的各种关于琉球王国历史的文献证明，历史上琉球王国的属地从来不曾包括钓鱼岛、黄尾屿及赤尾屿。

《契纸千年:中国传统契约的形式与演变》是有关中国传统契约形式的实证研究专著。《契纸千年:中国传统契约的形式与演变》内容以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吐鲁番、敦煌、徽州、以及清水江等地区发现的传统契约文书为基础展开，作者考察了从南北朝至清代为止的传统契约形制问题，从时间跨度看，几近千六百年。在这个长时段中，中国传统契约完成了自己表现形式的第二次变迁，即纸质契约的演化，《契纸千年:中国传统契约的形式与演变》称为契纸的沿革。

卫拉特蒙古是蒙古民族的重要一支，有自己的文字，并用它记载、编写了许多历史文献资料。本书作者对以托忒文书写的卫拉特蒙古历史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与系统研究，考察了这些文献产生的背景、作者、版本等状况，比较研究了其与清朝官方史籍的渊源关系；探讨了托忒文历史文献与卫拉特蒙古史学史的关系，回顾了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状况，肯定了托忒文文献的史料价值；并以托忒文为基本史料，对卫拉特蒙古历史做了概述。

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所有经验事实，尤其是活生生的人物和事件，都被抽象化，成为无具像事实甚至数字，从而留下了大量需要在历史场景中得到落实和丰富的课题。历史学处理的则是鲜活的人和事。本书试图通过鲜活的人和事，对话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深入讨论市场从抽象的逻辑上的形成到具体的运作之间，还需要人们哪些具体的行为与活动。

全书以明清时代的江南治所城市为核心，分上下篇共四个章节来讨论了明代以来的城市化问题：第一章，“规划情结”与“城墙视角”——中国城市形态史研究中的规范认识；第二章，江南治所城市的地理形态；第三章，生产与贸易——江南治所城市的经济职能；第四章，近代江南的市场层级与城镇体系——以嘉兴、湖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史料翔实，考辨精当，对明清以降的江南治所城市化问题进行了深入而专业的探讨。

《六朝文明》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丁爱博教授的代表作。丁爱博先后就读和就职于美国多所著名大学，学术兴趣涉及中国历史与语言、内亚历史与文化，但以六朝历史与考古学为主要研究领域，是一位非常有影响的西方汉学家，本书是他集三十年之功完成的一部六朝研究力作。
《六朝文明》以考古出土实物为基础，对照传世文献对六朝社会作了全面的考察，内容包括城市发展、建筑形式、丧葬礼俗、手工艺品、宗教以及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既有对六朝政治与社会的宏观阐述，也有对六朝日常生活的微观观察，以较新的视角为我们阐释了变迁中的六朝社会，展现了灿烂的六朝文明，是一部视野开阔，又不乏深度的历史考古学专著，堪称六朝研究的经典之作。

本专辑收入的许多文章在探讨17 世纪危机时，都提到了一个因素——气候。越来越多的学者同意这是17 世纪普遍性危机的背后原因。第四组的一篇文章，即杰弗里· 帕克的《危机与灾难：17 世纪全球危机的再思考》（2008），对17 世纪气候灾难与危机的关系进行探讨。文章最后，作者的关怀指向了我们当下21 世纪的气候现实，17世纪的历史直接与现实联通。

超越國族疆域，跳脫醫學史框架
以東亞整體為範圍，探討 18 世紀以來東西方醫療文化的碰撞與交流
全面關照東亞醫療、科技與社會之現代化歷程
科技部「醫療史研究群的建構與發展」計畫成果
中央研究院／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講座」計畫叢書
邀集中央研究院、陽明大學當代台灣一流學者撰述
《東亞醫療史：殖民、性別與現代性》共分四大領域，即醫學與東亞現代性、殖民醫學與後殖民時代、性別與醫療、生物醫學與現代臺灣。
本書第一篇以「醫學與東亞現代性」為題，介紹傳統醫學發展的特色，及其在當代社會中的現代轉化。張哲嘉的〈近代早期的東亞傳統醫學〉一文首先透過介紹傳統醫學思想演變，官方對醫療的態度，醫者與社會的互動，乃至藥業的發展，醫療的國際交流等諸多面向，呈現出傳統醫學的複雜樣貌。祝平一的〈救人靈魂，非為肉軀〉一文，以十七、十八世紀由西方傳教士引入中國的自然哲學書籍出發，討論跨文化交流過程中諸多值得深究的議題。哈佛大學栗山茂久先生選譯的〈風的想像與中式身體觀的發展〉，藉由梳理「風」在不同性質文本中的呈現及其轉變，強調傳統中國對於醫學與身體的認識如何與時空觀、自我觀、自然觀、宇宙觀等交雜，形成一概念相互穿透、支撐的認識與體驗系統。王文基的〈瘋狂、機構與民國社會〉一文則著重由「機構」的角度檢視現代醫學與中國的連結，試圖以中國的例子為基礎，與同一時期西方及日本的精神醫學發展進行比較分析。
本書第二篇以「殖民醫學與後殖民時代」為題。李尚仁以〈帝國、殖民與西方醫學〉一文，評析西方學界對於相關議題的豐富研究成果。劉士永所著〈日本殖民醫學的特徵與開展〉一文首先以臺灣為例，探討日治時期醫療的諸多面向，包括以防疫為主的醫療公衛政策、醫療行政、護理與助產士之養成，以及醫師的社會地位。顧雅文的〈疾病與醫療的環境史觀點〉一文，特別從環境史領域研究的歷史、特色、引發的爭議，以及若干學者的修正看法，介紹晚近環境史關於疾病與醫療的討論。劉紹華的〈從國際衛生到全球衛生：醫療援助的文化政治〉一文，正是以跨國公共衛生體制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一世紀初間的演變，審視殖民與後殖民間千絲萬縷的關係。
本書第三篇以「性別與醫療」為題。傅大為以〈「醫療化」論點的當代多元演化，與來自性別與社會研究的商榷〉一文，聚焦在「醫療化論點的當代演化」，並對「性別與醫療」這個議題再作思考，延伸論述亦涉及婦女健康運動的新發展情勢，乃至於性別與醫療的可能新研究策略。張淑卿與盧孳艷合著的〈性別與科技交會的護理史：本土案例〉從歷史角度出發，關注傳教事業與西方護理來臺的歷史脈絡，延伸探討臺灣護理發展中的性別與科技如何影響其專業發展，並探索其形成脈絡，及其對護理實務產生之作用。林宜平的〈賽伯格的悲歌：東亞性別、勞動與健康〉一文，企圖透過分享東亞年輕女工在工廠裡的歡聲笑語，以及感受隨之而來的猝死，或關廠、離職之後罹癌的各種職業災害，重新喚起讀者對於發展賽伯格理論的原始關懷。雷文玫的〈從臥房政治到公共政策：不孕與人工生殖技術治理的法規變遷〉，帶領讀者思考幾個關鍵問題：作為一個決定權利義務與分配資源的公權力，國家面對不孕女性的抉擇時，究竟透過規範扮演了什麼角色？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如何共同形塑生殖技術的使用？以及不孕女性生育抉擇的主體性為何？
本書第四篇以「生物醫學與現代臺灣」為題。陳嘉新的〈生命政治與社會偏差：初探臺灣的鴉片類藥物治理史〉，由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理論興起與社會偏差之詮釋入手，進而闡釋倫理上的正當性如何在特定的政治運作邏輯下產生並維持。而這樣被界定的自我與他人的治理，又是在怎樣的權力與知識的架構下得以被操作。郭文華的〈在臨床試驗中的東亞族群〉，討論焦點置於日本與跨國藥廠交手的過程，而非針對日本藥物法規系統的概述。蔡友月的〈基因、祖先起源與科學爭論〉，再次帶領讀者進入一個方興未艾的醫學領域─基因科學，以及當前仍喋喋不休的政治爭論─臺灣民族的組成與科學定義。
全書四篇章的安排既有史學以時繫事的縱深，個別主題也不失橫向聯結、深入探討的廣度。第一篇提出的「東亞現代性」兩層面意義：西方科學帝國主義與醫療在現代東亞社會的特殊樣貌。第二篇針對東亞殖民經驗的各個分析，不僅幫助讀者掌握過去時空脈絡與醫療發展的關係，更提點反思當下醫療現象與文化中的殖民遺緒。第三、四篇的作者群就由不同的學科專業視角，在通論與個案間展現了參考西方理論、反思東亞現代性的運用價值。

清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末世王朝，其政权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满汉官僚联合执政，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清朝政治制度仍是以皇权为核心，其制度既有中原传统王朝的共性，又有满洲民族特色，使其统治得以维系近三百。此前的研究更多根据正史，本书作者则根据档案材料，对清代政治与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秘密结社与人口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本书是作者近三十年学术研究的结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林沄学术文集2》为林沄先生发表论文之文集，包括考古编、古文字编、古代史编等部分。先秦时代的戎狄，在历史上起过很重要的作用。《诗经·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是商人后裔在祭天大典时的颂歌中，追述其始祖契是有贼氏之女简狄所生的历史传说。或可理解为商之先世出于戎族之母。而史载周人的祖先自不窋至亶父十三世均“在戎狄之间”，直到徙居岐下后，才从戎狄中分化出来并在对戎狄的战争中渐居主动，走向文明，建立周朝。

上帝為什麼要給我們兩隻眼睛？——因為上帝要我們用一隻眼睛看文字，另一隻眼睛看圖畫。前人為我們留下的歷史材料浩如煙海，除了平面的文字資料外，更有琳瑯滿目、豐富多樣的圖畫資料，如果用兩隻眼睛同時考察歷史留下的文獻與圖畫，我們就能跳脫平面的歷史，進入「立體的歷史」。
所謂立體的歷史，是三度空間整體的歷史畫面，由(1)文字和非文字的材料、經(2)歷史研究和寫作者的手，傳遞給(3)讀者，三者互動而後產生。歷史學家是畫面的生產者，也是傳遞者。讀者心中能有怎樣的畫面，是否生動立體，一方面取決於讀者自己，一方面也取決於傳遞者的喜好、能力、訓練、眼光以及據以建構的畫面。希望讀者們閱讀本書時，能夠看到一些不同於過去、富於縱深的歷史畫面，盡情遨遊於「立體的歷史」中。

雷家骥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观念史》一书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的权威著作，本书对中国古代史学观念的产生发展做了详细论述，对史学观念的演变进行了深入分析。全书立论专精深刻，擅分析，精于掌握史家及其作品的深层内涵 , 故能读前人所读之书 , 发前人所未发之论。其书对于魏晋学者、史家所言所行的动机分析，在中古资料并不算丰富的情况之下，成果可谓卓越。书之序论即提出“推言以见思论学”之法，文词亦处处显示出他对于当时有所自许的学者们种种努力的肯定，强调“君子言行一致”之学者风范。论述之中亦可见其书所显露出来中国传统士人的风骨。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不可多得之作。

《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是作者针对“中外关系史”的内涵过于宽泛而提出的一个专门史的学科构架，它是指在朝贡制度主导下的中国封建王朝对外关系。《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收集了作者近十五年研究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十八篇论文。与人们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主要关注重大事件的研究倾向不同，作者尤其强调对中国封建政府处理对外关系事务的政策倾向和行为模式的研究。在《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中，作者不仅探讨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而且从国家利益角度探析了朝贡制度的边防安全功能，从内外差异角度揭示了中国传统对外政策的本质倾向及其所带来的问题，并且针对学术界的相关观点进行了详细讨论和对话。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发展脉络，而且对于中国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也具有学术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