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n years of research back up the bold new theory advanced by authors Thomason and Kaufman, who rescue the study of contact-induced language change from the neglect it has suffered in recent decades. The authors establish an important new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of all degrees of contact-induced language change.

《佛家經論導讀叢書》總序
本叢書的出版，計劃於西元1992年。其時羅時憲居士往返於香港及加拿大弘法，筆者則住夏威夷。羅公有意出版一套能引導學人上進，令其能自行研讀佛家經論的叢書，於是跟筆者洽商，釐定經論二十種，由是計劃開始。
1993年筆者返港，而羅公則已患惡疾，故於時間極為匆迫的情況下，趕出《異部宗輪論》、《心經》、《四法寶鬘》三冊，分攝小乘、大乘、密乘，羅公見後，極為歡喜，不久旋即往生。
叢書出版後極受歡迎，故於1998年，旋即由台灣全佛出版社再版，此中若干冊曾經修訂，但未全面。今則諸冊均經嚴格修訂，除訂正誤刊錯字外，並補充資料內容，令其更能引導讀者，於叢書中諸經論能融匯貫通，及能旁及其餘經論。
一
讀佛家經論，困難的地方不在於名相，而實在於領略其旨趣。若得其旨，開卷便覺終身受用；若不得其旨，則雖誦經終身，開卷終覺茫然。
經論有不同的旨趣，衍生成不同的宗派，實由於行者根器不同、修持不同之故。印度晚期，將此歸納為四宗部，而修持次第則分為九乘，這已成為藏密甯瑪派的傅統。若根據這傅統來讀經論，在領略經論意旨方面，會容易一些，也能深入一些。
本叢書的編輯，實亦根據此傳統。且依古代論師的善巧方便，先依唯識抉擇部派佛教的經論，再依中觀應成派抉擇唯識，最後，則依了義大中觀（如來藏）抉擇應成派。
所以本叢書可視為橋梁，由此即能過渡至《甯瑪派叢書》，領略甯瑪派九乘次第的基、道、果意趣。亦即由小乘的止觀修習，依次第而至「大圓滿」的修習，皆須知其基、道、果，然後始可修持。
二
依甯瑪派的觀點，一切經論實為了修持而建立，或說體性，此即為基；或說觀修，此即為道；或說現證，此即為果。依龍樹中觀，以般若波羅蜜多體性為基、修觀中道為道、其果即為現證般若；若依彌勒瑜伽行，則以法相為基、修觀唯識為道，其果即是如來藏。前者為二轉法輪的教法；後者則為三轉法輪的教法。
因此，本叢書所收的經論，實為各修持次第的基。其重要性，亦即在於此。
指出這一點，非常重要。近代佛教學者接受了西方的治學方法，喜歡用「發展」這一觀點來處理一個系統的學術，因此便將佛家經論視為一系列的「思想發展」。然而這樣做，卻實在非常不恰當。
釋尊當日教導弟子，依次第而教，因此開示的理論便亦依次第。但我們卻不能說釋尊於教導「四諦」時不識「十二因緣」；於教導「十二因緣」時不識「中觀」；於教導「中觀」時不識「唯識」；於教導「唯識」時不識「如來藏」。因此，我們不能說這種種學說，實由「發展」而來，而非釋尊的次第說法。
是故各種不同的佛家見地，只有傳播的先後差別，而非由一個思想，發展成另一個思想。也可以這樣說，只能有「佛家思想傳播」的歷史，絕對不可能有「佛家思想發展」的歷史。若說「發展」，有墮為謗佛的危險。至於在傳播方面，由於傳法者的根器與修持各各有別，是故對法義可有不同的演繹，但這亦並非「發展」。
由是讀者須知，佛家經論實為由上向下的建立，而非由下向上的發展。
由上向下建立理論，是為了實修的需要。我們喜歡說證空性，但如何去證空性呢？那就非依次第修持不可，那就需要由上向下建立各次第的基。蓋至最上時，實無「空性」可證，唯現證「樂空無二」，這才是行人的「最後一著」。但若一開始即不唯說空性而說「樂空」，行人亦必無入手處。是故由「樂空」境界向下建立，如是於中觀始有「四重緣起」的觀修；於瑜伽行始有「離相四加行」的觀修。
指出各次第的基，其旨趣何在，即是編輯這套叢書的基本觀點。
三
理解佛家經論，必須由實際修持著眼。若離修持去理解，則必生疑惑。
以《入楞伽經》為例。倘離實修，則會覺得其不純，既非純說「唯識」如《解深密經》等，亦非純說「如來藏」如《如來藏經》等。筆者當年即持此疑，向敦珠法王無畏智金剛尊者（Dudjom Rinpoche）請開示。法王只答一句：「《楞伽》說菩薩的心識，但菩薩亦由凡夫起修，是故便亦說凡夫的心識。」筆者即因法王這一句開示，才得叩開「如來藏」的大門，建立「了義大中觀」見，亦即「智境唯藉識境而成顯現」的「如來藏藏識」境界。
蓋佛家一切法門，無非只是心理改造，由凡夫改造為聖者，即是法門建立的目的。是故釋迦說「四諦」時，亦說「四諦十六行相」。所謂「行相」，便即是心的行相，也即是心理狀態。凡夫若不知自己在修持時的心理狀態如何變化，實不能稱為修持。
《楞伽》說「如來藏藏識」，即是「聖凡心理狀態」的分析。那實在是為實修作指導，而非建立一種思想。如是理解，即知《楞伽》並非不純。同時亦可明白，當年達摩尊者何以只傳「四卷楞伽」以印心。「印心」者，即是洞悉自己的心理狀態變化，而與修持的見地相印，那就是修持。
舉此一例，即知經論不是純理論的建立。本叢書的編輯，即以實際修持為著眼點，期望能因此而令讀者知道經論並非知識。若視之為知識，則釋尊已說之為「說食不飽」。
四
西元一九九二年，唯識大師羅時憲教授在香港，筆者在夏威夷，遙隔萬里，志趣一如，因有編纂本叢書之意念。經論多由羅公選定，導讀者亦由羅公圈定，羅公並委筆者為主編。於西元一九九三年中筆者返香港，籌集資金，編輯出版，終能於羅公往生前，完成叢書三冊，而整套叢書則於一九九七年中殺青。前後經營五年，總算未負羅公之所託。
於一九九八年，本叢書又經修訂，交台北全佛出版。今出簡體字本，各導讀者又作第二次修訂，編者亦更突出編輯意趣，力求此叢書能令學佛的人不墮入虛無，亦不偏執於宗義。雖非盡善，或可庶幾。
乃為之頌曰──
文字原非障 實為修道基
所修亦不執 次第斷毒塵
是故佛因位 喻為金剛心
頂禮諸聖眾 灑我以甘霖
談錫永
公元一九九三年歲次癸酉八月初版序
公元一九九八年歲次戊寅四月台灣版序
公元二千又四年歲次甲申三月修訂版序

上篇　源流考
一、緒論
二、陶宗儀之家世
三、陶宗儀之生平
四、說郛之纂輯
五、郁文博刪校說郛辨偽
六、郁文博本之刊雕
七、陶珽與重編說郛
八、通行本重編說郛非原編印本考
九、重編說郛版之始末
十、重編說郛與郁文博之關係
十一、張宗祥校明鈔本說郛
十二、說郛之評價
下篇　書目考
附涵芬樓校印本說郛目錄
附篇　陶宗儀生年考
陶南村先生年譜初稿
說郛子目書名著者綜合索引

《情态动词板块》是作者根据多年从事德语课堂教学的经验和资料积累，并在广泛吸收和参考了国内外同仁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德语情态动词教辅读物，其目的在于从语言的实际运用出发，为读者更好地掌握德语情态动词提供帮助。
《情态动词板块》专述情态动词用法，但不偏重于这方面的语法条条，而是根据德语学习者的实际需要列举了大量的例句并配相关练习。编写的内容目的性明确，实用性、针对性强。根据情态动词的用法，《情态动词板块》编著的思路以情态动词的客观用法和主观用法为主线展开，前五章概述了情态动词的客观用法和主观用法，以及作为语法手段的用法，并对情态动词的客观和主观用法的语句替换形式作了专门分析。后四章以传统的情态动词的编著方式展开；分为情态动词时态、情态动词在句子中的位置、情态动词的独立用法以及情态动词变化表。

《唐五代关中方音研究》将关中地区的语音分为三个层次：雅言、通语、方音。雅言即人们常说的读书音，以音义反切系统为代表，而唐人音义反切系统基本与《切韵》相同；通语即交际语言，具体表现形式是诗文用韵系统与梵汉对音系统；方音可以通过特殊反切、特殊用韵现象和特殊对音来考求。这三个层次之间，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仔细观察，仍可发现它们各自的一些特点。通过这样的分析，就很好地解决了不同的材料所反映的音系差异问题。
《唐五代关中方音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思路并且进行了大胆而有益的尝试。作者认为律诗的失救现象可能是诗人受方音影响导致的，于是通过统计失律诗歌在拗救位置上的四声分布，发现关中方音平声与上声关系较远，而与去声关系较近，而通语里则是平声与上声调型相近（中唐以后）。这一思路具有求新、创新意义。

阿侬语研究，ISBN：9787105068142，作者：孙宏开，刘光坤著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绪论；藏族的语言和文字；安多方言的内部分区；安多方言音系；安多方言声母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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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两京坊里谱》作者以[宋]宋敏求《长安志》和《两京城坊考》为主要依据，参考多种有关史料，编撰成此书。读者可以极为便利地以坊里为单位，检索到所要了解的坊里在两京的方位，以及有关的建筑分布、人文活动、历史事件的种种资料。隋唐时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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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编年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秦朝史编年》（秦始皇二十六年至秦王子婴元年，附秦之先至秦始皇二十五年）。中卷：《西汉史编年》（汉高帝元年至汉孺子初始元年）；《新朝史编年》（新王莽始建国元年至汉淮阳王更始二年）。下卷：《东汉史编年》（汉光武帝建武元年至汉献帝延康元年）。本编年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臧云浦先生的指导和师友们的关心；《东汉史编年》书稿的打印，曾得到梁万斌同志的帮助，一并致谢。

据哈佛燕京社1933年1月版影印。
本书论述了从仰韶文化到明清各时期明器的组合状况,风格特征,并从社会生活、宗教文化、工艺技术多方面探讨其成因。

19世纪是中西交流**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伴随着西方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西方对中国语言也展开了深入研究。
19世纪英美传教士的翻译、词典、汉语教材以及汉语语法编纂等语言学活动对当时西方了解中国语言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语法编纂者中，马士曼、马礼逊、艾约瑟、文璧等是*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作品继承了17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开启的以拉丁语法框架来描写汉语语法的思路，同时又受到了普遍唯理语法、历史比较语言学、英语语法等语言学思想的影响。他们的汉语语法在以词类及其形态为主的基础上对句法作出了*多探索。他们的语法探索对19世纪西人的汉语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对19世纪及后来西方语言学界的汉语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由于中西语言学界早期交流的隔断，以及意识形态、学术偏见、客观研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中国语法学界对西洋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一直缺乏应有的了解和重视。这种情况直到*近十余年来才开始改变。董方峰所著的《十九世纪英美传教士的汉语语法研究》将17—19世纪西洋汉语语法研究看作一个整体，并根据研究者和文本特点划分出三个传统：17—18世纪的天主教传统、17—19世纪欧洲本土汉学家传统以及19世纪英美传教士传统。这三个传统的代表人物和作品以及相互关系都构成重要的研究问题。本文选择以19世纪英美传教士传统作为切入点，详细地分析了19世纪英美传教士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背景、主要文本、他们语法思想的来源以及影响，并对其历史意义作出了评价。
19世纪英美传教士的汉语语法在宏观层面上的特征表现为对西洋语法的模仿、对口头语言的重视、普遍主义思想、历史比较思路等。在语法体系上，他们对词类、句法的具体讨论较前人*为详细，尤其是对句法的讨论*有深度，已经搭建起了较为完备的汉语语法体系。在思想源头上，希腊—罗马语法传统、普遍唯理语法、基督教语言观、历史比较语言学和英语教学语法等语言学思想都影响了19世纪英美传教士的汉语语法研究。
19世纪英美传教士的汉语语法研究对当时的西方汉语学习者起到了很大作用，是他们学习汉语的主要参考资料。他们的研究对西方语言学界持续深入地了解汉语语法形态也起到了参考作用，后来的西方汉语语法研究者都或多或少地参照了他们的成果。但这些成果无论是对19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界还是当代中国语法学界都未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后世的中国语法学家大多数对西洋汉语语法研究的成果知之不多或刻意忽略。这一方面可以归咎于中西语言学界交流的不畅，另一方面也是缘于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学术偏见、客观研究条件限制等原因。
《十九世纪英美传教士的汉语语法研究》认为，应该以历史的眼光来客观、公允地评价19世纪英美传教士的汉语语法研究。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他们以英汉比较、模仿拉丁语法或者英语语法为基础，迎合汉语教学的功利目的而进行的语法研究一方面较好地实现了他们的研究目的，另一方面也建构起了较为完整的汉语语法体系，并且相较前人有一定的进步。他们的研究对于今人仍然存在材料上和方法论上的价值。同时，他们因受时代、学术背景以及研究目的的制约，也表现出了很大的局限l生。系统整理19世纪英美传教士乃至整个西洋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对于汉语语法学史的书写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