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声学理论基础》系统总结了声学的基本现象、基础理论和处理问题的重要方法，并对声学的发展方向作了展望和预测。全书共有15章，每章后均配有习题供读者练习。读者通过学习《现代声学理论基础》能够对声学的基本现象、基础理论和重要方法有全面的理解，并能够开拓视野进而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

本词典可以帮助读者在最短时间内熟记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传说，理清希腊罗马神话诸神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本书共收录希腊神话四百七十多条，罗马神话五十多条，《圣经》传说二百四十余条。词条以汉语译名的方式给出，并附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名称，方便外语工作者和学习者使用。词条下方还附有简短的介绍说明。此外，书后另附希腊神话系谱表和英、法、西班牙、俄语四种文字的索引。

阴法鲁先生是我国著名古典文献学家和音乐舞蹈史专家。阴先生侧重古代音乐舞蹈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古文献资料与古文物资料的结合，社会调查与古文献资料的结合，以及中国材料与外国材料的结合。本书选编阴先生以古代音乐文学为核心的代表论文二十余篇，力求全面展示其在古代音乐与文学交叉领域研究的杰出成就。

《存见古琴曲谱辑览》介绍了：中国音乐家协会认为在民族音乐事业中，抢救整理遣产是最重要的一环，从一九五三年领导着编者在力求使资料大众化。现代化的原则之下从事这一收罗编辑工作，历时一年才整理成这一材料——浩繁的传谱说明祖国这一遗产的丰富多彩；细致的解题说明祖国音乐现实主义传统的优良；通俗的旁词说明这一音乐形式也是几千年来广大人民所创造。
有了这样一个整理了的材料，要在古琴音乐中怎样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就可以大家动手了。

系统梳理琴派传承
真实记录琴器收藏
全面探讨琴学理论
近现代中国古琴艺术的集大成者

一般认为，《参同契》是后汉桓帝、顺帝时魏伯阳所着的道教最早的丹鼎派理论著作，五代末年刊行的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是现存最早的《参同契》传本。
可是笔者在考察朱熹《参同契考异》刊行前的道教丹经、丹书和文献典籍时发现，所谓的现存最早的（五代刊行的）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直到被《郡斋读书志》（1511年）着录之前，都很少为人所知，南宋初期的《参同契》文献又一直陷落在与唐宋丹书互相混同的不安定状态中。
笔者在考察中还发现，朱熹从互相混同的众多的《参同契》文献中，挑选出彭晓《参同契分章能真义》注本，又从他提出的“先天易学”起源于丹经《参同契》的思想角度，把五代、北宋的“先天易学”导入到《参同契》的思想解释中去，并从“先天易学”的解释方向，删改了《参同契》经文，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他的校勘、注释书《参同契考异》。
庆元四年（1198）成书的朱熹《参同契考异》，对宋末元初的《参同契》注本、刊本产生发很大的影响，并结束了当时的《参同契》文献所处的与唐宋丹书互相混同的不安定状态。朱熹用“先天易学”去解释和把握《参同契》注释者，与金丹南宗和北宗的丹学的思想合流，对宋元以后的道教内修思想的演变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的《参同契》研究，对朱熹《参同契考异》对《参同契》文献演变史和道教内修思想演变史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太大的关心。笔者认为，今后应该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朱高正所著的《从康德到朱熹:白鹿洞讲演录》是其在白鹿洞书院讲学的讲稿汇编。他以《白鹿洞书院揭示》和《近思录》为主要内容，着力阐明濂洛关闽的主要思想，简明扼要，深入浅出，颇可见其理学的造诣。特别是他以朱子《揭示》为东亚近世学校的共同校训颇具创新。

阮元的《经籍籑诂》，是应乾嘉考据之学的需要而产生的。清代考据不论是史学、法学、文学、术数或技艺，都要从“小学”——文字训诂入手，原始的故训材料，必然成为重要的论据。乾嘉继承汉唐的学风，反对空疏与虚玄，这是一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求实”态度。故训是距离原典产生时代未远的训诂大师们对古代文献所作的解释，时代的接近使他们还保留着对原典语言准确的语感；学养的高超又使他们具有对中国文化综合的、深刻的理解力；以他们的训释为引导，我们将会少走多少弯路，少犯多少错误，这是不待言的。《经籍籑诂》汇聚了唐代以前的故训资料，免去了许多人“翻检之劳”。

陈国符先生和《道藏源流考》
──为《上海道教》创刊15周年而作
《上海道教》自1988年创刊，迄今不觉过去15个年头。15年间，中国道教的研究突飞猛进，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作为道教学术研究人才荟萃的重镇，预有力焉。《上海道教》作为上海道教协会的会刊，体现了道家海纳百川的品格，15年来办得有声有色，不仅为提高教内道众的宗教素质发挥作用，而且为国内外道家与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论坛。我衷心祝愿《上海道教》今后在宗教界更加光彩夺目，并为道教领域15年成长起来的高道和知名学者表示祝贺。这15年间，也有一些享誉海内外的道教研究耆宿如王明教授、陈国符教授等相继谢世，使我辈学人寄以几多哀思和怀念。
王明先生1911年10月10日生于浙江省乐清县，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马裕藻、钱穆、陶希圣、余嘉锡、郑奠、罗庸、黄节、顾随诸先生，尤得胡适之先生赏识。1937年王明先生考取中央研究院陈寅恪先生的研究生，后因回乡探亲逢日寇侵华战争爆发滞留乡间，1939年负笈至昆明重新考入西南联大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为汤用彤、唐兰先生。当时王明先生和任继愈、石峻等十余个同学住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3号的楼上大房间集体生活，陈寅恪教授没带家眷，亦住隔壁，王明先生朝夕求教，陈寅恪教授有问必答，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后来王明老师同我谈起这段经历，说他一生受影响最深的老师有三位，是胡适、陈寅恪、汤用彤，《太平经合校》就是在汤用彤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1941年毕业后，王明教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在《史语所集刊》陆续发表《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周易参同契考证》、《黄庭经考》等道教研究论文。直到1992年3月13日逝世，王明教授一直是我国道家和道教文化研究领域里的拓荒者和学术领路人。
1979年，第三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在瑞士苏黎世召开，首次邀请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会议。在经过漫长的“文革”之后，科学的春天来临，道教文化的研究终于在中国大陆解禁。第一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是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发起的，于1968年在意大利北部的贝拉焦（Bellagio）召开，第二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于1972年在日本长野县蓼科召开，这两次都没有中国大陆学者参加。1979年9月3日至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明教授和天津大学的陈国符教授代表中国大陆出席了第三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当时中国大陆自20世纪40年代就锲而不舍地专门研究道教文化的学者也只有王明教授和陈国符教授两位了。
陈国符先生1914年10月14日生于江苏省常熟县的书香门第，其父陈熙成是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的老学者，其姐陈树仪、陈树仁、陈树德亦为留学欧美的博士。陈国符先生少年时秉承家教，初就读于颇负盛名的南菁中学，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此后陈国符先生曾就读于上海中山医学院，继之又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1937年获工学学士学位，随即飘洋渡海，至德国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工业大学化学系留学，在著名纤维素化学权威耶姆(G.Jayme)教授指导下主修纤维素化学。造纸是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之一，曾推进了全世界的现代化，然而近代中国的造纸术却落后了。1942年，陈国符先生和同在德国达城大学留学的李国豪先生是首批得到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陈国符先生首先将作为造纸术基础理论的纤维素化学引入中国，填补了国内这门学科的空白。当年陈国符先生受聘为西南联大化工系副教授，年仅28岁，开设工业化学、造纸与人造丝、化学德文等课程，结识了先师杨石先教授。杨石先教授早年先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回国后执教于南开大学化学系，是我国教育界德高望重的一代名师。在西南联大期间，杨石先教授任理学院化学系主任，兼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当时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昆明城外西南郊区的迤西会馆，理学院在城的北门外，两个学院之间无交通工具，步行去上课很费时间，教授们不愿去，仅派助教去上课。杨石先教授见状亲自去工学院授课，大家见系主任以身作则，因之教授们都争着去接班。后来杨石先教授又被推举为西南联大教务长，和陈国符教授交往日深。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后迁回北平和天津，陈国符教授先是在南京任资源委员会纸业组技正，1947年又受聘为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首任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陈国符教授调任天津大学化工系创建造纸专业。当时杨石先教授任南开大学校长、全国化学会理事长等要职，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校园相接，杨石先教授也多次帮助陈国符教授。例如陈国符教授“文革”期间一度被迫调入天津轻工业学院，就是杨石先教授出面帮他重回天津大学的。
陈国符先生对《道藏》的研究开始甚早，还在浙江大学化工系读书期间，他在《科学月刊》(Science Monthly)上读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机化学教授戴维斯（Tenny L. Davis）介绍中国炼丹术的论文，出自一种民族自豪感将其译成中文，刊登在1936年《化学》杂志上，从此和《道藏》的研究结下不解之缘。陈国符先生在德国达城大学留学期间，竟然与美国的戴维斯教授相遇，戴维斯教授给他350元美金，请陈国符先生将《道藏》中的《丹经要诀》译成英文，从此二人书信往还，共同步入道教文化研究领域。1942年到西南联大任教之后，陈国符先生遂开始通读全部《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收集资料，投入道教文化的研究。当时陈国符先生半周时间在西南联大工学院授课，半周时间去昆明龙泉镇北京大学文科所阅读《道藏》。《道藏》全书卷帙浩繁，计5485卷，512函，影印本都1100余册。陈国符先生每日晨6时至晚11时，除午睡及就餐外，倾力研读，历时年馀，终于通读全藏，积稿盈尺，初步厘清了《道藏》“三洞四辅”之脉络。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罗常培教授见陈国符先生日夜研读《道藏》，初以为其意只在从中搜寻外丹黄白术资料，及经询谈，方知他致力于《道藏源流考》的撰述，遂大加赞赏，提出修改意见，尽力促成此书出版，并为之作序。1943年《道藏源流考》形成初稿，陈国符先生又花数年时间反复斟酌，续加补苴。1946年陈国符先生任职南京期间，每日下午前往金陵大学图书馆翻阅全国地方志，又到国学图书馆、泽存书库翻阅宋、元、明、清文集，道教名山志，且亲赴龙虎山、茅山、当涂、武进、吴县调查收集资料，补入《道藏源流考》。《道藏源流考》自194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海内外学人为之轰动，《道藏》之研究遂得一入门钥匙。在天津大学任教期间，陈国符教授继续对外丹黄白术、道教音乐、宫观、道派、医药、人物传记深入研究，1963年又出增订版，在海内外赢得很高的学术声誉。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文潜教授，亦曾为陈国符先生阅览《道藏》提供便利。《道藏源流考》是世界上第一部对《道藏》经书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陈国符教授对《道藏》研究的开创之功是无人能替代的。在1972年日本召开的第二届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上，大会主持人感慨地说：“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空位子是留给中国大陆学者陈国符教授的，可惜他未能如邀赴会”。“文革”结束后，陈国符教授不仅于1979年参加了瑞士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还出访了欧洲，1983年又赴澳大利亚讲学，直到他2000年8月20日逝世，国际道教文化领域的学者们一直把他仰为泰山北斗，密切注视着他的研究动向。
我于1964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化学系，深得恩师杨石先教授之赏识，“文革”期间毕业分配到地方的医药卫生部门和化工技术部门工作，杨石先老师一直关心着我的学业。1979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广东省人大副主任、中山大学副校长黄友谋教授读研究生，结识了黄友谋老师的密友内丹学家无忧子师，得《周易参同契》丹道法诀之传，遂触发我对《周易参同契》一书的研究兴趣。1982年春，我从广州出发持黄友谋老师和杨石先老师的信拜访了南京医学院的曹元宇教授和北京的袁翰青教授，又来到天津南开大学杨石先老师家中。杨石先老师向我介绍了陈国符教授的学术研究情况，说由陈国符教授指导我研究《道藏》，将来必有成就，遂指示他的长子杨启勋兄带我到天津大学二村拜访陈国符教授。陈国符先生在家中接待了我，客厅的茶几和沙发上摆满《道藏》经书，他还带有纤维素化学专业的研究生，正在编写讲义。陈国符教授说他很忙，一般不接待来访者也不指导道教方面的学生，这次因杨石先教授的情份破例相教，要我每晚饭后到他家听讲一个小时的课。1982年3月我在南开大学芝琴楼招待所住了16天，月底才顺便回故乡吴桥探亲，连告别共有14日受教于陈国符先生。陈国符先生讲述了他个人研究《道藏》的历史和治学方法，要我先从阅读王国维的著作中自己体会寻找治学之路，以考据学为根基研读《道藏》原典。陈国符先生自幼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其知识范围除扎实的自然科学功底以外，兼及文史、戏曲、音乐、医药、营造学、金石等，学无不窥，对全部《道藏》已翻阅多遍，熟烂于胸，在治学方法上私淑王国维先生。我年轻时本自视甚高，自诩能闻一知十，从小学到大学甚得老师宠爱，这次见到学贯中西兼通数门外语的陈国符教授，自愧不如，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陈国符先生说：“杨校长能看中你不容易，说明你必有特长。人一生要成就一门学问，光聪明是不够的，还要刻苦，锲而不舍，敢行人所不堪行者，就是要付出常人难以承受的心血和劳动”。这句话被我刻骨铭心地记了下来。陈国符教授把我每天时间安排得很紧，每次讲课后都把当天应看的书和资料叫我带回来，连没出版的书稿及论文都嘱我细读。我每夜读到凌晨，白天到图书馆查书并将重要资料一律复印下来，中午稍睡片刻以便晚上精力充沛地听课。陈国符先生这些书稿后来编成《道藏源流续考》由台湾明文书局1983年出版，他对原《道藏源流考》1963年增订版重新修改的稿本也叫我看过。当年我毕业分配到山东大学任教，遂按陈国符教授的指导终于写成《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一文，发表在山东大学《文史哲》1983年第6期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明教授给《文史哲》编辑部来信询问我的情况，得知这篇论文出自一个理工科学者之手很惊异，来信邀我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钱学森教授也建议我改行研究道教，以便破解内丹学之秘，为人体科学做出贡献。在征得杨石先老师同意后，我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4级博士研究生，兹后追随导师王明教授八年，成长为道家与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1992年我在比利时王国安特卫普大学和根特大学讲学时，遇到从法国赶来的施博尔教授，他请我到一家中餐馆进餐并称他和我有同门师兄弟之谊，我惊奇地问他此话从何说起？施博尔教授说他曾拜陈国符先生为师，并详谈了他和陈先生的交往，施博尔教授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研究道教文化的权威，我知他如此敬重陈国符老师的学术声誉，故邀他作《中华道教大辞典》的学术顾问，施博尔教授欣然应允。回国后我即以师生之礼向陈国符教授全家写信拜年，陈国符教授也回了一张贺年卡，邀我有时间再到他家谈学术问题。此后我花费三年的时间邀全国学界同仁共同编成《中华道教大辞典》；还遵照钱学森老师的嘱托深入全国民间山林访求“三家四派”丹道法诀，历时21年终于在2001年12月钱学森老师九十华诞前完成调研任务，其中诸多挫折和甘苦皆非常人所堪承受，这都是按照陈国符老师的话身体力行的。1999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石先纪念文集》和200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钱学森的情感世界》两本传记中记载了杨石先老师和钱学森老师对我的扶持和教诲，而今我也届花甲之年，很想物色几个学生把杨石先、钱学森、王明、陈国符诸师长的道德学问承传下来。
陈国符老师仙逝后，陈师之哲嗣陈启新先生将整理出版陈国符先生遗著和重新修订《道藏源流考》的任务委托给我，我即邀中华书局的责任编辑冯宝志先生共同操作此事。海内外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几乎每一个人都曾从陈国符先生的《道藏源流考》中得到教益，但他一生在国内却没招收过道教方面的学生，仅有我算是他的学术传人。我虽受教仅14天，但陈国符先生指导我写出的这篇论文却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为自己没能回报师恩而惭愧。陈国符教授关于《道藏》外丹黄白术的考据和修改《道藏源流考》的艰涩文字今天的青年学者已很少有人能读懂了，我承担此学术任务责无旁贷。但愿《道藏源流考》的新版本早日在中华书局问世，以慰陈国符先生的在天之灵，并通过此书使海内外学人广沐陈先生之教泽。值此《上海道教》创刊15周年之际，特记此道教学界掌故以志不忘。
胡孚琛
识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3年8月27日

本稿专门研究日本铜镜中最重要的门类：蓬莱纹铜镜。对其背后的长寿文化理念进行追踪蹑迹，试图找到中日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国文化对日本古代文化的深刻影响的重要层面。揭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更能促使中、日两国国民的“文化自觉 ”，对当下中日关系的深入发展不无小补。这也是本稿的积极意义之一。缺点是作者对这一重要的文化交流现象的肌理、精髓挖掘尚嫌不够。鉴于此类稿件前所少有，特建议出版。

一 本辞典是在1985年“全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后,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田夫,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薛德震以及金春峰、吴学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研究所赵红州、蒋国华倡导发起,在人民出版社领导的支持下,编委会及撰稿人历经两年多的努力编写成的。
二 本辞典是中国第一部交叉性的学科辞典,收录学科覆盖面广,共收哲学类、社会科学类及部分自然科学类相互间及其内部因交叉形成的学科1040余门(其中参见条140门),基本上反映了交叉科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三 每门学科释文包括: 学科定义、性质、研究对象;学科起源、发展与现状; 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意义等。在保证释文的科学性、准确性基础上,力求简明扼要。所收学科有的已经成熟,有的尚在形成发展中,对少数不成熟或有争议的学科及观点,只作客观情况介绍。
四 辞典条目正文按学科名的首字笔画排列,笔画相同的,按 、一丨儿,首字相同的按第二字笔画数,余类推。
五 书末附有学科汉语拼音索引及学科英文索引。有部分学科英文名系编撰者自定的,仅供参考。
六 本辞典的编撰是作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研究所的一项专题研究而进行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给予了许多方便。协助工作的还有大连工学院的张飞舟、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范勤宇、外交部的王家颖、求实出版社的曲炜以及北京工业学院的徐磊等同志。
七 当代学科发展既在综合又在分化,新学科不断出现,传统学科也在不断增加新的内容,我们这一工作仅是一种尝试。因力量所限,还有许多该收未收的学科,学科释文也有许多地方值得进一步推敲,这都有待于日后增补订正。

《晚明史籍考》二十四卷，系作者在北平图书馆工作时，受梁启超先生启发指导，发愿撰成。着録明代万历年间至清朝康熙年间文献一千一百四十余种，未见书目六百二十余种，蔚为大观。初版于1933年，线装十册，1964，经修订后，改名《增订晚明史籍考》，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

《中国植物志(全套)》包括中国境内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植物普查资料，囊括了国内已知全部植物的种类，每个中都附有线条图和文字描述，是迄今国内最大、最全、最权威的植物分类学书籍。

油畫顏料是繪畫媒材之王，在繪畫史中，它一直是最主要的表現媒材。本書先介紹油畫的發展簡史，再帶讀者認識油畫創作所需的工具與配備，最後則提供一系列的實作練習。您將可透過本書學得油畫創作的一般性原則與技巧 ，並進一步整合應用，作出自己在油畫上的創意發揮。

昆曲现为人类口头文化遗产，在海内外影响渐大，感兴趣的人（包括一些年青人）渐多。本书是昆曲（也包括京剧等）唱念吐字的必备工具书。同时，作为一部韵书，在音韵学研究教学领域，也不可或缺。此书是据光绪版影印，并编有检字表和笔画索引，前缀著名学者吴宗济和楼宇烈序各一篇。

图书介绍：韵书是一种按韵编排的字典。《广韵》是现今保存最完整的、最古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部韵书。它完整而详细地记录中古的（从南北朝到宋末）语言系统，今天的学者可以依据《广韵》确知中古语音的声母、韵母及声调情况。所以说《广韵》是研究汉语语音史、研究当代汉语方言不可缺少的典籍。另外，作为韵书，从它问世的那一天起，一直起着供文人写作诗文查找韵字及辨析字音、字形、字义的作用。《广韵》是宋陈彭年、邱雍等人奉旨编撰的，是宋代的官韵，也是我国第一部官修的韵书。 　　《广韵》分206韵，收单字26194字，注文引证丰富，使韵书具有一般字典或辞典的作用。《广韵》体例主要有：1．分卷。按声调分卷。2．分韵。同声调的字在同一卷里，在一卷之中用韵做单位。3．韵目。每个韵有一个名称，又叫韵目。4．韵次。韵的排列次序，一个韵之后接哪一个韵，一组韵后接哪一组韵，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5．小韵。一个韵中的一个音节为一个小韵，一个小韵把同韵中所有同音字汇集在一起，在小韵的第一个字下注出反切，并标出这个小韵同音字的数目。6．注文。在小韵的代表字下首先注出词义，末尾用反切注音，最后标出这个小韵包括多少字。 　　《广韵》206韵，首先按四声分成四大类，也可以说是以四声为纲。所谓四声相承，是指韵母相同、只有平上去入声调不同的一组相配的韵。在206韵中，平声57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阴声韵指没有韵尾或以元音为韵尾的韵，阳声韵指以鼻音m、n、E为韵尾的韵，入声韵指以塞音p、t、k为韵尾的韵。《广韵》是韵书，按韵编排，考查韵部比较容易。如果考查声母系统，就比较困难了，因为韵书并没有明确标出全书的声母系统。为此，清代学者陈澧创造了反切系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