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马基雅维利历来是欧洲主流思想诟病的主要对象；攻击最甚且流传最广者，莫过于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君主论》也因对缺失基督教德性的“马基雅维利式君主”的推崇，以“恶毒的小册子”“媚臣宝典”等诸多恶名流传于世。然而，同时存在的是对包括《君主论》在内的马基雅维利著作的隐秘推崇，再加之马基雅维利思想对于500年以来世界现实政治的影响之深广，这种极具张力的马基雅维利现象，就足以让人好奇、疑惑而无法揣测。
菲利普·博比特，不仅担任过四届美国总统特别顾问，更对宪法理论、法学、国际形势甚有心得。他凭借近50年的从政经历和治学基础，对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诸多案例进行剖析，指出了马基雅维利邪恶形象的由来，以《君主论》中的“马基雅维利悖论”为线索，发掘“论国家”的宏大主题下《君主论》与《论李维》的一致性，进而阐明马基雅维利对欧洲封建秩序终结、新古典主义国家兴起的隐秘预言。博比特还对马基雅维利思想在欧洲宪政史上的地位做了精准阐述，并且在当代政治语境下，指出了一种不同于民族国家形式的市场国家在当今时代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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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任美国总统的资深智囊，被奥巴马、基辛格、托尼·布莱尔一致推崇的政治学人
●结合半个世纪的政治实践与理论研究，讲述真实的“马基雅维利”
●重新解读《君主论》 还原被曲解的马基雅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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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及媒体推荐】
博比特教授在历史、政治、哲学和法律方面拥有渊博的知识，他在深入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核心、阐明其语境和价值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这份智识努力确立了该领域内新的推演标准。
——亨利·基辛格
博比特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将马洛和莎士比亚反复提及的人（马基雅维利）推上了研究的优先位置。本书也堪称了解拿破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必读书目。
——《新墨西哥圣达菲报》
博比特从宪政维度对《君主论》进行了精辟而巧妙的阐释，同时也将“马基雅维利”推上了美国宪法之“精神先驱”的地位。
——《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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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本书作者菲利普·博比特拥有近50年的从政经历，曾担任四任美国总统的资深智囊，深受奥巴马、基辛格、托尼·布莱尔等政要一致推崇。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称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称他是“政治领导人必读的政治学家”。
2、博比特对“马基雅维利”的解读没有局限于《君主论》，他不仅参照了马基雅维利的另一经典《论李维》，始终围绕“论国家”的宏大主题，更是将其思想置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细节和当今时代的现实政治中，提出了许多对当今世界极具启发意义的创新性思想。

《秩序与历史》卷三完成了沃格林对古希腊文化的研究，从它在希腊古典时期之前的起源，一直到它在雅典统治时期达到的全盛。本卷正如其标题所示，主要是致力于对两位代表了古希腊哲学探究顶点的伟大思想家的作品的研究。
通过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城邦和宇宙的思考的生动分析，沃格林展示了旧的神话象征体系是如何被更为分化的哲学象征所取代。尽管对旧的真理象征的淘汰和拒斥可能会导致混乱而令人绝望的相对主义，但沃格林仍然将它当作某种关于历史进程的深刻思想的基础。
在他看来，历史并没有明显的“意义”，然而每个社会都同样追求过真理。尽管每个社会都在不同的情境下展开自己的命运，然而它们在各自的行为和制度中都创造出了承载各自生存意义的象征。历史就在对意义和秩序的共同追寻中获得了统一性。这种历史观的合理性和崇高性对当今时代有着诸多启示。

本书由刘小枫选编，2006年增补篇目后重新修订出版。其中摘选了莱辛、赫尔德、席勒、狄尔泰、西梅尔、舍勒、卡夫卡、海德格尔、阿多尔诺等数十位德语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的诗学论文，分上下两卷，约60万字。

《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是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剑桥大学教授昆廷·斯金纳的名著，时间跨度自13世纪后期至16世纪结束，是研究中世纪后期到近代早期西方政治思想演变的经典之作。全书共分两卷，分别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个时期的主要政治思想家的代表作、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进行了介绍。同时，作者还重点阐述了这两个时期的社会背景和知识背景，揭示了这个时期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的转型意义。此外，书中对当时所产生的、今天仍在发生重要影响的一些政治词汇和概念加以追根溯源的梳理，从而澄清了人们在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一些误解。

瓦格纳在很大程度上是尼采的引路人，一度是亲密的“战友”，后来又是尼采树立起来的主要“对手”。从 “战友”到“对手”，瓦格纳伴随尼采思想生涯的始终。尼采对瓦格纳所做的最后的清算是在1888年，是他思想生涯的最后一年，在一年内完成了《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两本著作。字里行间充满着尼采对瓦格纳深具匠心的哲学洞察。本书特将这两种著作结集出版，为读者研究提供方便。

《联邦论》是一本有关美国宪法的文集，在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制宪会议时期（1785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三人为争取批准新宪法，在纽约报刊上以共同笔名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后结集成书，共收入论文85篇。

这是一本同时具有严肃凝重的学术内容与通俗易懂的小说效果，能让您始终怀着激情一读到底且意犹未尽的书，也是一本影响了美国有关言论自由的著名司法判决的书。这就是由美国著名学者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所著、候建先生翻译，并由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公法译丛中的《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虽然全书不足十万字，但透过其细致深刻和富有逻辑的论证和反思，我们似乎在事实与规范之外感受到保障具有公共性质的表达自由的更多价值与现实意义。

“自由史”是阿克顿的毕生研究计划。他虽然没有如愿写出完整的自由史论著，但他毕生的讲演著作和评论，都与这个庞大的计划有关。这些自由史的著述，奠定了阿克顿19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的地位。
《自由史论》书中包括讲演、专著、评论以及游记等，集作者一生的著作精华。通过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研究，作者对西方古代希腊、罗马以及基督教文化对自由的贡献，对近代英美的自由传统，以及对现代民族国家中的自由的状况，作了全面的考察。

简介：
在本书中,麦金太尔从现代社会的道德无序出发,对西方道德观念与整个现代性的精神进行了全面的检视与反省。这是一部关于伦理思想史的著作,也是一部对西方文明的基本动力与假定进行深刻批判的著作。它的论证的力量与气魄,它对美德生活的强调,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伦理学从元伦理学向实质伦理学的转变,使其不仅成为“当代伦理学研究的转折点”,也成为近三十年来思想界激烈争论的焦点。
导读：
麦金太尔认为，在启蒙所规定的现代世界，以任何理由为任何一种道德主张辩护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这导致了当代世界中道德话语与实践的空洞性：虽然道德的语言与外表还在，但实质已经不存在。道德语言的唯一用途便是控制。
这本书激发了关于美德的哲学研究，复兴了传统主义与共同体主义的思想，在道德哲学史方面挑起了有价值的争论。……《追寻美德》值得哲学家、历史学家以及任何对道德哲学及其历史感兴趣的人的重视。
——格伦·布兰奇
序
本书源于对我自己早先道德哲学著作中不足之处的持续反思和对作为一个孤立独行的探究领域的“道德哲学”观念的日益不满。我的许多早先著作（《伦理学简史》，1966；《世俗化与道德变迁》，1967；《对当代自我形象的批判》，1971）的主旨是：我们必须从关于各种各样的道德实践、信念与观念体系的历史和人类学中学习。认为道德哲学家仅仅通过反思他或她及其周围人们的所言所行就能够研究各种道德概念——牛津的理论风格——的观点是无益的。我找不到任何充分的理由来放弃这种信念；而移居美国又使我认识到这种理论风格即使在麻省的剑桥或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也不见得有什么更好的作为。然而，在我肯定道德信念、实践与观念的多样性与异质性的同时，我越来越清楚我正致力于评价各种不同的道德信念、实践与观念。例如对于不同的道德的兴与衰，我给予或试图给予某些解释；而且，我的这些历史的、社会学的解释是——且不可能不是——由一种独特的价值立场来传达的，这一点无论对于我自己还是对于其他人都应该是明确的。更有甚者，我似乎断言，在独特的现代社会中，道德共同体与道德判断的性质使得我们不再可能以一种在其他时代与地方所可能有的方式诉诸于道德的标准——并且这就是一种道德灾难！然而，如果我自己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我又能诉诸于什么呢？
与此同时，自从我被特邀为著名的《新理论家》(The New Reasoner)杂志撰稿起，我就一直在考虑从道德上拒斥斯大林主义的根据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许多人是通过重新援引自由主义的原则来拒斥斯大林主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就肇端于对这些原则的批判。既然我过去与现在都在不断地接受这一批判的许多实质内容，那么这种回答对我来说是无效的。在回应列斯泽克·柯拉柯夫斯基当时所持的观点时，我曾这样写道：“人们不能通过简单地采取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发展观并为之添加上自由主义的道德，而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复活道德的内容。”《新理论家》第7期，第100页。而且我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本身所患的严重且危险的道德贫困症，既是因为它背离了自由主义，同样又是因为它承继了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
我所得出并体现在本书中的结论是，尽管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边缘性的偏见，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上的缺陷与失败源于它——和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一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独特的现代的和现代化中的世界的精神气质(ethos)；而恰恰是对这种精神气质（ethos）的大部分内容的拒斥，将为我们提供一种从合理性与道德上都可辩护的立场，我们以此去判断和行动，而且依据它去评价各种对立、异质且竞相要求我们信奉的道德体系。毋庸赘言，这一激进的结论不应归咎于爱瑞克·约翰、J.M.卡梅隆和阿兰·瑞安，他们对我早先著作的宽宏而又公正的批评使我能够认识到其中的许多错误，尽管这种认识可能尚不彻底。这个结论也不该归咎于若干年来不断地影响我的朋友与同事，对此，我尤其要感激海因茨·卢伯斯和马克斯·瓦托夫斯基。
我衷心感谢我在波士顿大学的两位同事托马斯·麦卡锡和伊丽莎白·拉芭波，他们阅读了我的大部分手稿并且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富有启发性的建议。我还要感谢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相似建议的其他地方的同事，如马乔里·格瑞尼和理查德·罗蒂。我深深感谢为我打印了书稿的居里·凯斯·康丽以及在手稿的产生中提供了各种帮助的罗莎林·卡尔松和莎拉·查平。我还要对波士顿人文学会和伦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致以深切的谢意。
本书的某些部分已向不同的团体宣读过，他们的深入的批评性回应使我受益匪浅。我必须特别提到由国家人文学基金资助在哈斯丁中心共同研究“伦理学的基础”达三年之久的那个团体——发表在他们所编辑的“伦理学的基础及其与科学的关系”丛书第3卷（1978）和第4卷（1980）中的论文的几个片段再次出现在本书第9章和第14章里，对此，我感谢哈斯丁社会、伦理学与生活科学研究所允许我重印它们。我还必须提到另外两个团体并致以深切谢意，他们是圣母玛利亚大学哲学系的教师和研究生们(我曾应邀参加他们的“前景系列讲座”，为我深化本书的某些观点提供了最重要的机会)，以及1978年夏参加国家人文学基金会在波士顿大学举办的研讨班的成员们，他们对我在美德方面的工作的高水平的批评给我上了重要的一课。为此，我必须再次感谢国家人文学基金会。
本书的献辞表达了一种更根本层次的感激之情；假如我早一点意识到其根本的特征，我迈向本书结论的进程就不会有那么多曲折了。但倘若没有我妻子琳恩·苏米达·乔伊的帮助，我或许永远不能以一种可能有助于得出这些结论的方式意识到这一点——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地方，她都必不可少。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
于麻省沃特敦
第二版跋
本书第一版的许多批评者使我在很多方面获益匪浅。有的人指出了从人名的混淆到有关乔托的一个事实性错误等多处硬伤；有的点到了为《追寻美德》提供论证连续性的历史叙事中的不充分性；有的反驳了我对现代尤其是当代社会状况的诊断；还有的以多种方式质疑了某些具体论证的实质内容与方法。
第一类批评不难答复：迄今为止所查出的所有错误都已在这一版里得到了更正。对此，我特别感激胡弗·罗埃德—琼斯和罗伯特·瓦希布罗特。回应其他类型的批评不仅是一项更为困难的任务，而且要求我针对批评者们源自多种学科的关注，去着手一系列长期的筹划。因为《追寻美德》有一个既是长处又是弱点的地方，那就是，在撰写过程中我有两个压倒一切的要务：既要陈述一个单一的有关美德在人类生活中之地位的复杂论点的总体结构，即使这样做导致了我是在勾勒而非充分地陈述那一论题内的各个从属性的论证；又要同时澄清我的论点如何不相容于通常学院里的学科划分——这些划分往往将思想弄得支离破碎从而扭曲或模糊了各种关键性的联系——即使从那些沉浸在每一门学院自主科目之中的人的观点来看，那就意味着某种巨大的不充分性。我希望这里所缺的至少某个部分将在《探究》、《分析与批判》以及《探测》等杂志中，我与多位批评者的交流里得到补充，而更多的不足将在《追寻美德》的续篇——我目前正在撰写的论“正义与实践推理”的著作中予以更正。不过，许多批评者使我确信，充分地重述作为论证总体架构之核心或前提条件的那些观点，至少能够缓解——如果不是消除的话——《追寻美德》一书的读者们的某些直接的不满。或许有那么三个不同的方面，这种需要最为紧迫。
1.哲学与历史的关系
威廉·K.弗兰克纳写道：“令我困惑的是没有把历史与哲学区分开来，或者说给人的印象是，历史的探究能够确立哲学的观点，麦金太尔似乎就是这么做的。”弗兰克纳在这里所辩解的仍然是一种学院的正统观点，尽管和现代其他正统观点一样，它所留下的不过是一鳞半爪。按照这种观点，哲学是一回事，历史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重述观念之兴衰的任务归观念史学者，正如重述帝国之兴衰的任务归政治史学者。留给哲学家的任务却是双重的：就不同于哲学本身的主题事物——诸如道德——而言，哲学家的任务是要确定在那一特定领域中什么是合理性与真理的适当标准。如果哲学成了其自身的主题事物，则哲学家的任务是要用最好的理性方法确定什么是事实上真的东西。弗兰克纳所预设的，似乎就是这种学院式的劳动分工观念，因为当他提到情感主义是一种哲学理论时，他说：“只要我拥有正确的概念工具，即使不明白一种观点乃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也能够理解这观点是什么；并且，就我所能明白的而言，即使不将它视为这样一种结果，我也能够评估其为真或假的地位，或相信其合理性。诚然，麦金太尔本人反驳情感主义的论证是从分析哲学中引申出来的；而且，他所谓的为道德作合理性论证的现代努力已经失败且不得不失败的断言，只能由分析哲学而非某种历史来确立。”
针对这种观点，我要强调的是，尽管为分析哲学家所青睐的那种论证，的确具有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只有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探究类型的语境内，这样的论证才能支持哲学家最希望为之辩护的有关真理与合理性的那类申言。正如弗兰克纳所指出的，我并非这类论证方式的首创者，他提到了黑格尔和柯林武德，不过他还应该提到维科。因为正是维科最先强调了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的重要性，那已是老生常谈了，即：道德哲学的主题事物——道德哲学家所探究的评价性与规范性的概念、准则、论证与判断——无处可寻，除了体现在特定社会群体的历史生活之中从而具有历史性存在的独特性格：亦即，在时间中所经历的同一性与变化，在制度化了的实践和具有多种多样活动形式的话语、互动和相互关系之中的表现。不属于任何特定社会道德的道德是不存在的。有“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道德”，有“13世纪西欧的道德”，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道德，但有过道德本身吗？
康德当然相信他已经成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重要的是，无论弗兰克纳所捍卫的分析的道德哲学还是我所捍卫的历史主义，其关键部分都旨在回应对于康德的先验回答的批评。因为康德的论点是，人类理性的本性使得存在某些为所有有理性的存在者——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意志上——都必然赞同的原则与观念；这一论点遭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致命反驳。一方面，黑格尔以及随后的历史主义者都强调，康德所谓的人类心灵的普遍和必然的原则，事实上只是人类活动与探索的某些特定的时代、地点与阶段所特有的原则。正如康德视之为自然科学本身的原则与预设的，原来只是牛顿物理学所特有的原则与预设，同样，康德视之为道德本身的原则与预设原来只是一种相当具体的道德——为现代自由个人主义提供了其特许权之一的世俗化了的新教道德——的原则与预设。康德对普遍性的申言就这样失败了。
第二类反驳的大意是，康德先验筹划所要求的必然性观念、先天性观念以及概念—范畴与经验的关系观念不可能被证实：后来对康德原来观点所作的哲学批评的历史，先由新康德主义后由逻辑实证主义对更为激进地这些观点所作的重述的历史，以及反过来对这些重述所作的批评的历史，乃是分析哲学发生史的核心。对于康德的筹划及其后继者（如奎因、塞拉斯和古德曼等人）的各种核心特征的最晚近的颠覆，已经由理查德·罗蒂作了记录，他指出了作为这种颠覆的结果，甚至对于什么是哲学的中心问题，分析哲学共同体内部的共识也大幅度地降低了。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甚或最重要的后果。
因为分析哲学的进展所成功地确立起来的是：在纯粹形式性的探究之外，除了与某些假设相应的原则，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普遍必然的原则。笛卡儿的第一原理、康德的先天真理、甚至长久萦绕着经验主义的那些概念幽灵，全被逐出了哲学。结果，分析哲学变成了一门其权能仅限于研究推论(inference)的学科——抑或亚学科？罗蒂道出了这一点，他说：“哲学能力的理想是要在其所有相互推论关系中统观所有可能论断的整体，并因此而能够建构或批评任一论证。”而戴维·刘易斯则写道：“哲学理论从未被最终驳倒过。（或者说极少有过，哥德尔与盖蒂尔可能这样做了。）哲学理论从对其驳难中幸存下来——是有代价的……我们的‘直觉’仅仅是意见；我们的哲学理论也一样……哲学家的一个适当任务就是要使它们均衡相称。我们的共同任务是要发现有哪些均衡能经得起检验，但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却总是要最终依赖于其中的这一种或那一种……一旦已然造就的理论菜单摆在我们面前，那么哲学就是有关意见的事情罢了……”
这就是说，分析哲学能够非常偶然地产生在消极性质的在实践上是决定性结果。它能在一些情形里表明，恰恰有太多的不融贯性和不一致性包含在某个观点之中，以致任何有理性的人都难以持久地持有它。不过，当两种互竞的备选观点，具有充足的值域和范围，并且每个支持者都愿意付出为确保融贯性与一致性所必要的代价时，它永远不能确立任一特殊观点的合理的可接受性。因此由那些比之罗蒂与刘易斯较少哲学自觉的作者所撰写的如此多的当代分析哲学著作，具有这样一种独特的风味，即，在其论证的段落中，为了确保最严格地轮流处理这些段落，他们运用了所能获得的所有最精巧的逻辑与语义学技术，但看起来这一切无非是将一系列松散地联系着的独断偏好修补在一起而已；当代分析哲学显示了一种深受弗雷格与卡尔纳普影响的表述方式与一种源于较为幼稚的存在主义形式的表述方式之间的奇异结合。
这个后果对于历史主义者来说首先意味着，由罗蒂、刘易斯和弗兰克纳所代表的分析哲学家似乎下定了决心，继续将论证视为这样一种研究对象，亦即，它们抽离了它们在其中扎根并从中引申出其独特意义之活动与探索的社会历史语境。可是在这样做的过程当中，分析哲学家很容易从其康德主义前辈那里，继承那些从对康德本人的先验筹划观点的两个核心驳难的前一个中产生出来的误解。因为，假如我们认为（例如）牛顿力学的原则与范畴满足合理性本身的诸要求，那么我们就难以理解，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物理学研究的实际语境中，是什么使得它们合理地优越于其仅有的互竞者。
使得牛顿物理学合理地优越于其伽利略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前辈以及其笛卡儿主义互竞者的是，通过解决在其中那些前辈与互竞者根据其自身的进步标准没能取得任何进步的诸领域中的问题，它能够超越他们的各种局限性。因此，除了历史地依据牛顿物理学与它所挑战和取代的那些前辈与互竞者的相互关系，我们不可能道出它的合理的优越性何在。将牛顿物理学从其语境中抽离出去，然后追问它对于其他物理学的合理的优越性何在，那么你就会遇到难以解决的不可公度性问题。因此，了解牛顿与牛顿主义者实际上是如何逐渐地采纳并捍卫其观点，对于了解为什么牛顿物理学会被视为具有合理的优越性至关重要。物理科学的哲学取决于物理科学的历史。然而道德的情形也没什么两样。
道德哲学，尽管它们所想达到的目标不止于此，却始终在表达具有某种特定的社会观点和文化观点的道德：亚里士多德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一个阶层的代言人，康德——如我已经指出的——则为正在脱颖而出的自由个人主义的社会力量提供了一种理性的声音。但即使这样来阐明问题仍嫌不足，因为它依然将道德视为一回事，然而，任何特定的道德都有其作为核心的东西，如有角色必须与行动性质如何相关的观念，有关规则应如何加以阐述的判断等等，借此，行为的理由就或多或少充分地得到裁定。于是，纵然任何个殊的道德始终都不止有哲学隐含其中，但是没有哪种道德忠诚不或隐或显地涉及某种哲学立场。道德哲学，在它们成为别的什么东西之前，乃是各种个殊道德要求获得理性忠诚之申言的明确表达。而这就是为什么道德的历史与道德哲学的历史是一个单一的历史的原因。从而，当互竞的道德作出互竞的、不相容的申言时，在道德哲学的层次上，总有一个问题，它涉及到这两种申言谁有能力完满地声称，对于其他申言具有合理的优越性。
那么应该如何裁决这些申言呢？和自然科学的情形一样，不存在任何一般的永恒的标准。个殊的道德哲学和个殊的道德的合理的优越性，就凸显在那系统阐明个殊的道德之申言的个殊的道德哲学辨明和超越其互竞者的各种限度的能力上，这些限度能够为那互竞道德的拥护者所乐于信奉的合理标准所辨明——尽管实际上可能没有辨明出来。道德与道德哲学的历史乃是一个持续挑战某种先在的道德秩序的历史，一个在其中哪一方在理性论辩上击败另一方的问题始终要被区别于哪一方保有或获得了社会政治霸权的问题的历史。并且，只有参考这一历史，合理的优越性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以这种观点来撰写的道德与道德哲学的历史对于当代道德哲学事业是不可或缺的，正如科学的历史对于当代科学哲学事业是不可或缺的。
我希望，弗兰克纳和我的分歧的原因现在应该较为清楚了。他似乎主张，分析哲学的方法足以在道德哲学中确立什么是真的或假的、什么是有理由相信的东西，而历史性的探究是不相干的。我则不仅认为，历史性的探究是为了确立一种个殊的观点是什么所必需的，而且主张，任何既定的观点恰恰是在其历史的遭遇中，确立或没能确立其相对于某些特定语境中的个殊互竞者的合理的优越性。在此过程当中将运用分析哲学的许多技术与技巧；但只在极少的情况下这些技术能够充分地置疑一种观点。因此，当弗兰克纳正确地指出有时我也运用来自于分析哲学的论证去证明某个或某些理论失败了的时候，他不能指责我的某个观点不相容于我的历史主义或我对这样一种观点的拒斥，即：分析哲学永远不能为维护道德哲学中的任何建设性的立场提供充足的理由。
于是，如果我们理解了，情感主义乃是对直觉主义道德的理论化活动与一种个殊的道德判断练习之个殊的历史结合的回应，我们就能够理解，其申言不仅是关于道德判断中所使用的句子的永恒意义的主张（一个不太有道理的主张），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关于可能在一个较宽或较窄范围的历史情势中被持有之道德判断的用法与功能的经验主张。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这种理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在何种情势之下，以被弗兰克纳在哲学探究与历史之间的截然区分所模糊的方式来对这一理论进行理解和评价，才是适宜的？
对此，或许可作如下答复。如果我们能撰写我设想过的那种哲学史——我在《追寻美德》中试图撰写的正是这种哲学史——那么在记录一种理论在合理的优越性方面的落败和另一种理论的胜利的时候，我们这些记录者必然也在复活判断一种理论合理地优越于另一种理论所依据的那种历史标准。这些标准本身就需要合理性论证，并且，这种合理性论证不可能由一个只能在提供了这些标准的合理性论证之后才被撰写的历史来提供。因此历史主义者也在偷偷地诉诸于非历史的标准，那些或许应该会被提供要么是先验的要么是分析的合理性论证的标准，但这两种论证都已被我所拒斥。
这种答复并不成功。因为我们在关于什么使得一种理论合理地优越于另一种理论之各种理论方面的境遇，无异于我们在各种科学理论或道德与道德哲学方面的境遇。无论哪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希望的不是一种完美的理论，一种因为无可辩驳或几乎无可辩驳而必然为所有有理性的存在者都赞同的理论，相反，我们所希望的是在这类理论的历史中迄今为止所出现的最好的理论。因此，对于迄今为止最好的理论必须是何类理论的问题，我们应该努力提供迄今为止最好的理论：不多也不少。
这就意味着这类哲学史的撰述永无止境。在任何特殊的领域，无论自然科学还是道德与道德哲学或理论的理论，对于迄今为止已经确立的最好的理论的某种新的挑战将会出现并取代它，这种可能性应该始终存在。因此，这种历史主义——不同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包含了一种可错论（fallibilism）的形式；它是一种排除了对绝对知识的一切要求的历史主义。然而，假如某个特殊的道德体系成功地超越了其前辈的各种限度，同时为理解迄今为止的这些前辈提供了最好的工具，并且在面临各种互竞观点的持续挑战时，都能够以在吸取那些观点的长处的同时避免其弱点与限度的方式来修正自身，并且为这些弱点与限度提供迄今为止最好的解释，那么我们就具有可能是最好的理由确信，未来的挑战也会被战胜，界定道德体系之核心的那些原则是持久性原则。而这正是我在《追寻美德》中归于亚里士多德的基本道德体系的那种成就。
我过去和现在所作的这种类型的历史主义申言并没有被足够清晰地表述出来；我所采用的有利于它的论证形式也没有得到充分的阐明。因为我不仅仅宣称，我所谓的启蒙筹划按其自身的标准是失败的——既然其倡导者从未成功地具体说明一系列任何完全理性的行为者都不可能不同意的唯一可证明的道德原则——或者说，尼采的道德哲学按其自身的标准也是失败了的；我还宣称理解这些失败的根据只能由从亚里士多德的美德理论中产生出来的各种资源来提供，而亚里士多德的美德理论恰恰以我描述过的那种方式，作为迄今为止最好的理论从其独特的历史遭遇中凸显出来。但应该指出的是，在《追寻美德》中我没有断言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证实了这一主张，现在也没有这么宣称。那么，还有什么是不得不做的呢？
安妮特·巴厄责备我没有理解休谟观点的力度；奥诺拉·奥尼尔认为我对康德的解释是断章取义并且过于简单化了。我对这两种抱怨深表同情，因为正是休谟与康德提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实践推理理论，向亚里士多德的体系及其所包含的实践推理理论发起了根本的挑战。并且，在这三种理论的关系得到澄清之前，《追寻美德》的核心主张不会以《追寻美德》的论辩性叙述所预设的历史主义的知识论所要求之方式予以确立。
最后，对于《追寻美德》中哲学与历史的联系方式，尚有一种类型截然不同的批评，是不能不注意的。弗兰克纳认为我对分析哲学估价不足：阿伯拉罕·伊德尔则认为我作为分析哲学家都过头了，并且指责我无非是“一个其异端仍受分析哲学传统束缚的异端分析哲学家”。其批评的要点是，首先，我把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各类人群有关其状况的明确的理论化活动、系统阐述了的概念以及传说的层次上，而没有足够地关注这些人群的实际的社会制度生活；其次，我的党派偏见导致我为了我自己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观点而扭曲了道德的实际复杂的历史。弗兰克纳将我看做是一个对历史有着额外的、并不全然相干之兴趣的不甚够格的分析哲学家，相反，伊德尔却将我看作是一个拖着分析哲学累赘的不甚够格的社会史学家。因此，伊德尔的批评乃是弗兰克纳的批评的镜像，而这并不奇怪。
因为，正如我想撰写的那种哲学史在某些方面与分析哲学的规矩决裂了，同样在其他方面它又可能以两种方式冒犯了学院式的社会史的金律：首先，我对理论和哲学的事业及其成败在历史中的影响所持的观点，远远超过了学院历史学家的一般估计。在这个领域里应该得到解决的问题都是涉及因果性影响的事实问题。它们包括诸如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对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社会、道德和政治变迁之影响的性质等问题。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例如）作为思想之载体的大学与学院的社会角色与效果所做的研究。历史性的研究最终将表明我把注意力放在明确的理论化活动、系统阐述了的概念以及传说上是错误的——这也许是可能的，但到目前为止我仍不信服。
其次，学院式社会史的叙事，倾向于依据一种预设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之间的逻辑区分的方式来撰写，而《追寻美德》所提出的叙事理论却让我不得不否认这种区分。并且，构成《追寻美德》本身的核心叙事的那种哲学史，是从其本身所达到和支持的那个结论的角度来撰写的——假如其叙事是以我希望在《追寻美德》的续篇中详述它的方式而被详述的话。因此，《追寻美德》的叙事并不是偶然地或由于缺失而成了具有其自身审慎的片面性的党派叙事。
不过，伊德尔的两个指责在很大程度上显然也是正确的。《追寻美德》至多是间接地指涉的大量的社会制度史。实际上对于我在《追寻美德》中作了努力却未能成功写就的那种叙事来说是本质性的；而且，亚里士多德美德理论与柏拉图主义以降的其他道德体系之间的关系史当然比我所考虑到的要复杂得多。因此，无论弗兰克纳还是伊德尔都通过指出我至少重视不足的那些问题，而对我和我的读者们发出了有益的警告。他们的评论使我永久受益。
2.美德与相对主义问题
塞缪尔·谢弗勒对我的美德理论提出了重要的质疑，斯坦利·豪尔沃茨与保罗·沃德尔也一样；罗伯特·瓦希布罗特则认为，这一理论隐含着，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只有成功地答复谢弗勒、豪尔沃茨和沃德尔提出的问题，我才能充分地回应瓦希布罗特的论辩，那么将他们对我的建设性论证的核心观点的怀疑放在一起来考虑，可能是最有成效的。
我的美德理论历经三个阶段：首先，将诸美德视为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所必要的诸品质；其次，将它们视为有助于整个人生的善的诸品质；再次，显示它们与一种只能在延续中的社会传统内部被阐明与拥有之对人来说的善的追求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从实践开始？别的道德哲学家毕竟都是从考虑情感或欲望或者从阐明某种义务或善的观念入手的。无论哪种情形，其讨论很容易从一开始就为某种形式的手段—目的二分观念所左右，按照这种观念，一切人类活,动，要么是已经给予或决定了的诸目的的手段，要么仅其本身就是值得做的，要么两者兼而有之。这一框架所忽略的是那些在其中目的必定被发现和重新发现、手段必定被设计出来以达到这些目的的发展中的人类活动模式；由此，它遮蔽了那些活动模式产生新的目的和新的目的观念之方式的重要性。那一类别的实践——如我所界定的——乃是那些活动模式的类别，而对于豪尔沃茨和沃德尔提出的为什么某些项目被括入这一类别而其他的则被排除（他们问，为什么建筑被括入而砌砖则被排除？）等问题的最简短的答复是，那些被排除的项目并不是诸如此类的活动模式。
因此，在任何美德理论中，从实践入手的重要性在于，美德的践行不仅就其本身的目的而言是值得的——事实证明，不关心诸美德本身的目的，你就不可能真正勇敢或正义等等——而且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和目标，而正是在把握这种意义与目标的过程中，我们才从头开始逐渐地对诸美德作出评价。不过，诸美德并不以以下的方式与为它们提供了进一步的意义与目标的利益相关，也即，某种技艺与其成功的践行能够达成的目的相关的方式，以及某种技艺与其成功的践行就能使我们获得的我们所欲望的对象相关的方式。按照他的界定，康德极为正确地指出，道德律令既非有关技艺的律令也非有关审慎的律令。他的错误之处在于，以为唯一剩下选择就是，道德律令只能是他所谓的绝对律令。而这正是人们无需康德本人的任何附加理由就可能得出的结论——如果人们试图在实践语境之外理解诸美德的话。因为没有诸美德的践行就不可能获得的实践的内在利益，并不是特殊个人在特殊场合所追求的目的，而是为那些类型的实践所特有之优秀，人们借助于他在特殊场合追求其特殊目的或目标之方式所达到或没能达到、趋向或没能趋向之优秀，当我们的目标变化时，我们有关于它的观念也随时间而变化之优秀。
理解这一点是回应谢弗勒对我关于美德与实践之间的关联的论点之反驳的必要前提；“尽管麦金太尔否认从这一理论可以推断出伟大的棋手不可能是邪恶的，但是我并不完全相信他有权利否认它，无论如何他似乎津津乐道于某个极不可能的事情，即，一个伟大而又邪恶的棋手不可能获得象棋方面的任何内在利益。”在他归于我的那些观点上，谢弗勒是极为正确的，不过，当且仅当他所指的“内在利益”时才是如此也正是我所指的“内在利益”。而假如这两者一致，那么对谢弗勒的答复就清楚了。
设想一个技艺高超但只关心赢棋的棋手。他的技艺使他荣登大师之列。因此他是个伟大的棋手。但既然他所关心的只是赢棋——或许还有赢棋偶然带来的利益，诸如名声、威望与金钱——那么他所关心的利益绝非象棋或与象棋同类的游戏所特有，绝非内在于象棋实践的任何利益。因为他所能获得的恰恰是在任何其他有竞争和胜利者的领域都完全相同的利益，亦即胜利及其偶然的奖赏，如果他能够在那些领域达到相当的技术水平的话。因此，他所关心的以及作为他的利益而被他获得的东西，不是那种为象棋所特有的优秀，也不是那种随这样的优秀而来的愉悦，而是一种即使生手也可以在其自身的水平上获得的利益。因此谢弗勒的反驳失败了，美德与实践的关系，一旦我们更明确地将它区别于技艺与实践的关系，也就无需承受谢弗勒想要归咎于它的那些不幸后果了。
谢弗勒的反驳似乎还认为，由于我阐述得不够清楚而产生了另一个错误。因为他说，在我看来“诸美德的特征是参照一种实践概念暂时地被界定的，并且这一暂时的理论又在后来的各个阶段得到修正与补充”。我本该澄清，我并不打算表明——尽管我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基于实践的最初的美德理论提供给我们有关一种美德的一个充分的观念，这种观念后来通过与整个人生的观念和延续中的传统的观念相结合，又得到了丰富与补充。事实毋宁是，没有任何人类品质会被视为一种美德，除非它满足那三个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所指定的条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一些品质至少可以被理解为满足来自于这种实践观念的那些条件，但是这些品质在第一阶段的检验中幸存下来，却在第二与第三阶段中失败了，所以不是美德。
我们来考虑诸如残酷和无情的品质的例子，并将它们与能够决断何时应当残酷或无情的品质区分开来。显然有很多实践——野外考察是一个例子——在其中无情和残酷地逼迫自己与他人的能力，不仅是达到目的的条件，而且也是存活下来的条件。这样一种能力可能要求培养对他人感受的麻木不仁作为其践行的条件；对他人感受的关心可以通过关心他人存活的方式来获得。把这些复杂的品质置换到参与创造和维系家庭生活的实践当中，你就拥有了抵御灾难的秘诀。在一种语境中似乎是一种美德的，在其他语境中似乎已成了一种罪恶。不过，这种品质在我的理论中既非美德也非罪恶。它不是美德，因为它不能满足如下要求所加的各种条件，即，一种美德应该有益于那种整个人生的善，而在这整个人生中，各种特殊的实践利益被整合进了一个为“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什么是至善的生活？”的问题提供答案之诸目标的总体结构形式中。当然，也可能某些品质成功地满足了第二类要求，却无法满足第三阶段的各种要求，而在第三阶段，各种特殊的生活利益必定被整合进了一个由对善与至善的追求来激活之传统的总体结构形式之中。
我的美德理论对这第三阶段的描述，其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为很多批评者提供了相对主义责难的根据。罗伯特·瓦希布罗特认为，我基于善的追求而对人类的善的界定——即使带有我对前两个阶段的解释所提供的各种限制——与承认各种不同的、不相容的、互竞的美德传统的存在是可以相容的。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接着，他却试图将我逼到一个两难境地上去。假设有两个互竞且不相容的道德传统在某个特殊的历史情境中彼此遭遇，要接受一个传统的各种申言势必与另一个传统的各种申言相冲突。那么，或者有可能诉诸于某些独立于这两个互竞的传统且有合理根据的原则，或者对于它们的分歧不可能有任何合理的解决。然而，如果是前者，那么在根本的道德问题上就能够诉诸一系列其合理根据独立于各个传统的社会特殊性的原则；如果是后者，那么就不存在任何不内在于和相对于某个特殊传统的道德合理性。可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有任何充足的理由，去信奉和忠诚任一特殊的传统而非任何其他的传统。而既然我对启蒙筹划的拒斥，使我不得不否定来自于两个选择中的前者的各种后果，那么看起来，我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后一选择的那些后果。
这一论证的力量取决于这个二者选一的选言命题是否是包罗无遗的。它并非包罗无遗。因为有时至少可能的是，一个诸如此类的传统为了获得比其互竞者更有利的裁决，可以诉诸于在两个互竞的传统中都有其重要性的考虑类型。那么，这些又可能是什么样的考虑类型呢？
如果两个道德传统能够相互承认在重要问题上提出了互竞论点，那么它们必然分有某些共同的特点。而既然与实践的某种关系、某种独特的人类利益（或善）的观念、某些源于一传统之本性的特征都将是这两个传统的特点，那么这也并不奇怪。有关一个传统的支持者们所诉诸的标准与另一个传统的支持者所诉诸的标准不可公度的问题，将来不会是、过去也不可能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中所产生的仅有的问题。因此，每一个传统的支持者们，有时至少有可能以他们自身的标准，去理解和评价他们的互竞者对他们的观点的界定。而且，没有什么能够妨碍他们发现，这些界定向他们揭示了迄今尚未注意到的他们自身观点的某些特点，或他们应该以其自身的标准来接纳却尚未接纳的某些考虑。诚然，也没有什么能够妨碍他们发现，互竞的传统对其自身的传统中的弱点、没有能力充分地阐明或解决问题、多种多样的不一致性提供了中肯的解释；相反，其自身传统的资源却没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论述。
诚然，即使按其自身的兴衰标准来衡量，各个传统有时也会衰微，而一次带有互竞传统的相遇可以这种方式，或者为努力以某种激进的方式重构某人的传统，或者为废弃它，提供充足的理由。但如我前面所指出的，还有这样一种情形，即：如果在这类连续的相遇中，一个特殊的道德传统在各种合理的考虑要么从传统内部要么从传统外部推动其支持者的时候，成功地重构了其自身，并且对于其互竞者和其自身的缺陷与弱点，提供了比那些互竞者所能够提供的——无论关于它们自身还是关于他者——更为中肯的解说，而且所有这一切当然都依据内在于这个传统的各种标准，亦即在那些兴衰过程中本身，将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得到修正与扩展的各种标准，那么，这个传统的支持者们有资格在很大的程度上合理地确信，他们栖居其中并且将他们的道德生活的实质归之于它的那一传统将找到成功地迎接未来挑战的各种资源。因为，有关道德实在体现在其思想与行为模式之中的理论本身已经表明它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理论——就我赋予这个短语的那种意义而言。
对此，罗伯特·瓦希布罗特可能会认为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反驳。因为我所说的这一切并没有以任何方式表明，这样的情形会发生，也即证明了不可能找到任何合理的方式来解决两种互竞的道德和认识论传统之间的分歧，因此，相对主义立场有其坚定的根基。不过，我没有任何兴趣否定这一点。因为我的立场决定了，没有任何成功的先验论证事先会保证这样一种情境不可能发生。诚然，没有什么能给我们提供这样一种不涉及康德先验筹划的成功复活的保证。
毋庸赘言，《追寻美德》的核心论点是，亚里士多德的道德传统，是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一个传统其支持者有资格合理地高度确信其认识论与道德资源之最佳范例。然而，一个历史主义者对亚里士多德的捍卫注定要令某些狐疑满腹的批评者吃惊，因为这些人认为这不仅是一项堂吉诃德式的事业，而且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亚里士多德本人，正如我在讨论其美德理论时所指出的，并不是任何种类的历史主义者，尽管某些著名的历史主义者——包括维科和黑格尔——多多少少都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因此，要表明这里并无任何的自相矛盾乃是一个更为必要的任务；但是要大规模地完成这一任务，也只能等待《追寻美德》的续篇了。
3.道德哲学与神学的关系
许多批评者指出了作为《追寻美德》之核心的论辩性叙述的诸多不足。其中最显著的，是没有充分讨论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传统与《圣经》宗教及其神学的关系。杰夫瑞·斯道特指出了由此导致的某些不幸后果，其中有一个尤为重要。从《圣经》宗教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彼此相遇那一刻起，有关人的美德的申言与有关神法和神律的申言之间的关系问题，就要求一种回答。对《圣经》神学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任何调和，都不得不认可对这样一种观点的辩护，即：只有一种其主要部分是由对法律的遵从所构成之生活，能够充分展现那些没有它们人类就不可能达到其telos（目的）之美德。对这样一种调和的任何证明了的拒斥，都必须给出理由来否定这种观点。对这种观点的古典陈述与辩护当然是由阿奎那作出的；而对相反情形的最中肯的陈述却在一个被过分忽略了的现代古典学者哈里·V.雅法对阿奎那注释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评注里。
通过回避阿奎那将对《旧约》的神学忠诚与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忠诚相结合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我模糊了或扭曲了许多对于我后面的叙述来说本该是核心的东西：新教和詹森教派对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反应的复杂而又多变的性质，以及随后，康德为规范伦理学确立一个世俗的理性基础的努力，他尽管预设了上帝的存在，却隐含了不仅要拒斥亚里士多德主义，而且要将亚里士多德主义视为道德谬误的本源。因此我的叙述再次需要多种方式的补充与修正，如果我从中所得出的主要结论，能支持它们的合理性论证的申言的话。
因此，《追寻美德》，无论这个方面还是别的方面，都应该作为一部有待完善的著作来阅读，而如果说我现在还能够将这项工作向前推进的话，主要是因为如此多的哲学家——还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以其友善而又犀利的批评有益于这项工作。

【内容简介】
《思虑20世纪》是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尼·朱特的绝唱，它将一个时代相互冲突的智识史统一进了一段高蹈的叙事当中。
20世纪是作为一个理念的时代出现的，在朱特与蒂莫西·斯奈德的一系列长谈之中，朱特精到地解释了这些理念以及它们政治许诺的危险之处。他复活了那些思想和思想家，指引我们穿越那些塑造了我们这个世界的论辩。随着对那些被遗忘的观念的重访和对时髦思潮的仔细检视，20世纪的轮廓得以浮现。朱特和斯奈德将我们带入他们的分析当中，使我们开始意识到现在对于过去的责任，以及历史视角和道德考量在对社会的批判和改革中一直所具有的力量。
在对20世纪最好的智识生活的恢复和示范中，《思虑20世纪》敞开了一条通往21世纪道德生活的道路。这是一部关于过去之书，但也是关于我们应为之努力的未来的一份申辩。
【本书看点】
从少年往事到史学技艺 从犹太复国主义到东欧自由主义
一场贯串朱特生平、时代状况和理念沉思的长谈
一部20世纪智识生活史
◎“全球百大思想家”、奥威尔终身成就奖得主、《战后欧洲史》作者托尼·朱特的绝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弗朗西斯·福山、伊恩·克肖、伊恩·布鲁玛等欧美著名学者真诚推荐；
◎《纽约时报》《纽约书评》《经济学人》《金融时报》《泰晤士报》《卫报》《独立报》《每日电讯报》《洛杉矶时报》《出版人周刊》等欧美媒体一致推荐。
【编辑推荐】
1、本书的两位作者举足轻重。托尼·朱特是西方学界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曾入选《外交政策》杂志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并于2009年获得奥威尔终身成就奖。朱特在《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新共和》等媒体上的文章令其蜚声知识界和文化界，其著作《战后欧洲史》连续荣获2006年亚瑟•罗斯图书奖、2007年汉娜•阿伦特奖、2008年欧洲图书奖等奖项。另一位作者蒂莫西·斯奈德也是西方学界在东欧历史领域的新锐学者，其著作《血色大地：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的欧洲》荣获2014年安东诺维奇奖以及2013年汉娜·阿伦特奖。
2、这是一本托尼·朱特的个人传记，同时也是一部20世纪思想史，更是一部精心打磨的思想对谈。对话的发起者蒂莫西·斯奈德既高明又敏锐，他引导被病痛剥夺了写作能力的朱特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平以及对历史和政治的思索。因此，每一章都由两个部分所充实：朱特的自述，及朱特与斯奈德对欧洲历史和政治的讨论。话题涵盖纳粹大屠杀、马克思主义、犹太复国运动及其欧洲起源、欧洲及美国的社会规划等。
3、朱特是一位真正的思想者。他亲身观察了20世纪发生的一些最有趣的事件，和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同，他认为历史的“在场感”可以提供鲜活的视角，观察者自身的偏见和记忆并非一无是处。他在生命尽头最关心的不仅是作为历史学家如何“思虑20世纪”，还有在面对全球化、移民、伊斯兰恐怖主义等复杂问题的21世纪，我们如何“避免更坏的世界”。
【媒体、名人推荐】
对所有想了解当代历史学家想跟人们说些什么的人来说，本书都是必读。它也是全球学术界文明对话的模板。这本书展现了，历史学家能够探入他们自己的设想，检视他们所认定的事，看到他们自己的人生被他们所生活的世纪一次又一次塑形的方式。这是对一个非凡的人和他所力图争取的生活颇为相称的纪念。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本书是一位学者与知识分子的重要成就，他的英年早逝将是我们所有人的遗憾。
——弗朗西斯•福山
斯奈德的提议促成了这段火花四溅的对话，谈到了朱特各个人生阶段以及他如何成为一位特立独行的历史学家，向读者呈现了对20世纪主要政治思潮的重要反思。
——伊恩·克肖
朱特的时间用完了，这不光对他的家人和朋友而言是悲剧，也是公众的悲剧，因为我们需要他的思考。一个智者的去世，也意味着他经年积累的经验和学术智慧 的逝去。朱特永远不会声称他给出了所有答案。但是他问对了所有问题。对此我们唯有感激。
——伊恩·布鲁玛
朱特的勇气无时不在，但从未真正表露。就在斯奈德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这是一本关于精神生活与用心生活的著作。
——《经济学人》
对历史的掌握，即便不能保证权力滥用，对维持自由亦有贡献——关于这点，朱特是正确的。他浓墨重彩的一生都在践行这一真理。
——《金融时报》
在这本卓然不凡的书中，两位探索者踏上了一场只有一人得以归来的旅程。他们涉入的未知土地是一片通常令人畏惧的大陆，我们称其为20世纪。他们的路途穿过他们自己的思想与记忆……才思出众、洋洋洒洒，两位历史学家近乎回忆了每一本他们读过的书，对几乎所有事物都说出了一些让人印象深刻而新颖的见解。
——《卫报》
本书是那种最棒的类型：你可以在书中同时发现作者想要告诉你的，以及他们的弦外之音。
——《泰晤士报》
这本书展示了一位拥有世界视野、对历史充满热枕以及不惮于扭转观念的学者。
——《每日电讯报》
本书是一场知识盛宴——充满学识、清晰易懂、极具挑战性。
——《旧金山纪事报》
《思虑20世纪》有许多地方称得上是一部杰作：一生的学术和智性承诺凝集于书名中“思虑”二字；两位作者言谈中擦出的智慧火花；积极介入政治议题和争议事件的讨论……
——《洛杉矶时报》
《思虑20世纪》是朱特最后的精彩之作，书中包含了他对被忽视的历史以及政治冷漠的反思，本书字字珠玑，和作者本人一样具有创造力且毫不妥协。
——美国公共广播电台
本书的每一页都闪耀着知识的光彩。
——英国《前景》杂志
才华横溢……这位非常值得纪念的公共知识分子对近代历史的沉思令人信服、视野广阔。
——《出版人周刊》

【内容简介】
马克斯·韦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政治密切相关：他激烈批评俾斯麦和德皇保守的社会政策，却更失望于资产阶级的政治软弱；他在“一战”中出于德国利益稳步推动“体面和平”的实现，却被自私的政治领袖葬送；他在魏玛制宪中期盼卡理斯玛威权领袖重振大国荣耀，却未料到会是纳粹主义的兴起……
本书是德国历史学界的重要著作。作者蒙森向读者揭示了韦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热忱的自由主义者，却也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厘清了韦伯这两个看似矛盾、相悖的立场之间的重要联系。
他们在20年代营造了一个神话，就是韦伯作为一个天然领袖被极度冷落了，但他们描绘的这幅伟人肖像是根本不恰当的……我的目标是根据对原始资料的谨慎分析刻画韦伯的政治人格，这不是一种片面的意识形态解释，而是力求描绘出韦伯的全部复杂性，包括他的内在矛盾与模棱两可。
——沃尔夫冈·J. 蒙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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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沃尔夫冈·蒙森是20世纪闻名于世界的德国历史学家，在英国史和德国史研究领域名声斐然，在韦伯思想研究方面更是首屈一指。蒙森生于史学世家，其曾祖父特奥多尔·蒙森1902年因写作《罗马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父威廉·蒙森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本书德文版甫一出版便在学界掀起巨大波澜，蒙森对韦伯极具争议性的解读，令这本书先是遭到尖锐抨击，之后逐渐获得普遍好评。许多学者赞誉蒙森“重新发现了许多重要事实”。
◆本书是最详实韦伯传记，是了解韦伯生平及其思想的必读书。在这本独一无二的韦伯传记中，读者将发现一个全新的在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中徘徊的韦伯。
◆这是一本韦伯传记，同时也是一本史料详实、论述有力的德国政治史。其从经济崛起却政治保守的19世纪末德国讲起，一直叙述到民族复兴焦虑掩盖了魏玛宪制脆弱的“一战”后的德国，几十年间诸多重要的德国政治家如俾斯麦、威廉二世、胡戈·普罗伊斯等轮番上场。
◆本书译者阎克文是马克斯·韦伯著作中文本译介的专家，从事相关译介工作近二十年，目前市面上已有的韦伯著作中译本，半数以上出自阎克文的译笔。阎克文为本书撰写一篇译者序，详细阐释了本书的历史价值以及韦伯的政治使命。
◆特邀著名学者、韦伯研究专家钱永祥为中文版撰写导读。导读将韦伯所处的历史与政治环境及其思想对中国目前处境的借鉴意义一一详述，可谓情理兼备、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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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媒体评价】
尽管由于命运和环境的作弄，（韦伯）没有在政治方面享有显赫的地位，但却毫不减损他杰出政治家的本色，他的伟大就像一个没有手的拉斐尔，没有功绩但却有无限的潜力。
——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
（韦伯是）历来登上学术舞台的角色中最有影响的一个。
——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韦伯是最后一批博学者之一。
——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A·科瑟尔（ Lewis A. Coser）
沃尔夫冈·蒙森详细重建了马克斯·韦伯的政治观点……尽管蒙森打破常规的观点引起了巨大争议，但他在学术史料上全面彻底的挖掘不容置疑。
——《美国社会学期刊》
蒙森这本著作的价值不在于重新发现了许多重要事实，而在于对散落各处的文献的仔细校订，系统性的分析，以及从民主和反民族主义者的角度对韦伯突出敏锐批评。
——德国历史学家克洛泽·爱泼斯坦（Klaus Epstein）
在浩瀚的韦伯二手文献中，认真研究“政治人”韦伯因而具有里程碑意义者，首推蒙森這本经典。
——台湾著名学者钱永祥

《认真对待权利》是美国当代著名法理学家罗纳德·德沃金的成名之作，写作于20世纪60至70年代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
在此期间，种族歧视、越南战争、公民不服从等问题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围绕着什么是法律，法律的目的是什么，谁在什么情况下应该遵守法律，在没有成文法依据、也没有先例的情况下法官如何审判案件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德沃金发表了自己的主张。
德沃金尖锐地批判了美国法律传统中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提出：政府必须平等地尊重和关心个人权利，不得为了社会福利或者社会利益牺牲人权。他在本书中论述的关于个人权利的法律与道德理论使他成为本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凯若斯古希腊文读本（上册）》主要为大学文科学生和古典学问的爱好者提供接触古希腊文典的机会，涵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纪事、哲学和早期基督教文典等多种文类。
《凯若斯古希腊文读本（上册）》在07年版的《凯若斯古希腊语文教程（上册）》基础上进行了大篇幅的修改、增订。编修者总结多年教学经验，在新版教程中增加了具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希腊语原文，同时将繁多的语法知识点进行了详细的归纳总结分类，教材的体例和规范进一步细化，更有利于教和学。

本书由刘小枫选编，2006年重新编排出版。书中选编了近四百年来的德意志美学的著名论作，包括了鲍姆伽通、席勒、黑格尔、谢林、布伦塔诺、柯亨、哈特曼、布洛赫、维特根斯坦、马尔库塞、伽达默尔、巴尔塔萨、哈贝马斯等三十一位德语国家作者的文章，分上下两卷。

《古典诗文绎读》打破现代化的学科分割，以可读性强的原典绎读开学养正，不仅为人文科学的本科生也为社会科学各专业本科生提供通识教育基础读本，亦可供理工农医科学生休闲。上哲历来罕见，唯有进入古典诗文，我们才能与之相遇——“经典者，身之文也；所以陶铸神情，启悟耳目”。西方大学教育的奠基人昆体良早就强调，大学时光务必先读、多读古人作品，后读、少读当世作品，理由是：选择作家非常重要也非常困难，作家越古选错的可能越少，我国古人所谓“为文之难，知之愈难”——我们的大学如今“不述先哲之诰”，则“无益后生之虑”。
滋养性情者，向来是敦厚的诗文，而非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理性经验。“不学诗，无以言”——用昆体良的话来说，涵咏经典诗文，观于嘉言懿行，方能培育优良的政治观念和辨美恶目光如镜的审断能力。

On the Duty of Man and Citizen (1673) is Pufendorf's succinct and condensed presentation of the natural law political theory he developed in his monumental classic On the Law of Nature and Nations (1672). His theory was the most influential natural law philosophy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ies. He advanced a compelling reply to Grotius and Hobbes, and in doing so, set the intellectual problems for theorists such as Locke, Hutcheson, Hume, Rousseau, and Smith.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Pufendorf sets forth a classic justification of the early modern enlightened state and of the proper relations of moral and political subjection to it. This lucid and historically sensitive translation by Michael Silverthorne, (a classicist and a specialist in Roman Law and early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is the first since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James Tully's introduction sets the text in its seventeenth-century context, summarises the main arguments, surveys recent literature on Pufendorf, and shows how Pufendorf transformed natural law theory into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of juristic political philosophy which dominated reflection on politics until Kant.

波考克是“剑桥学派”代表性人物之一，曾在剑桥大学任教多年，后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哈里•C•布莱克讲座教授，发表和出版多部具有影响的论著。
本书收入的文章涉及内容大体限于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100年里英国的政治思想，与当前社会具有很多相关性。该书既包含对《马基雅维里时刻》一书的核心问题——以马基雅维里和哈灵顿等人为代表的共和主义传统的曲折发展历程——在英国社会的具体表现的深入阐述，又有波考克后来的巨著《野蛮与宗教》中主题的预演，因此可为全面了解波考克的思想提供十分有益的帮助。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欢声对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论道德与文学》是休谟论说文集卷2，选译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关于道德、文学、政治等地散文，共21篇，能让读者感受到“人性科学”的恢宏气势。这样的译读或许会被认为是“误读”，但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在一次次“误读”中接近休谟及他的时代，以及那个启蒙时代的主题。

《韦伯作品集》总序 余英时
序言 苏国勋
说明 康乐
前言
第一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文献
第一卷 问题
第一章 宗教信仰与社会阶层
第二章 资本主义的精神
第三章 路德的职业观：研究的课题
第二卷 禁欲新教的职业伦理
第一章 人世禁欲的宗教基础
第二章 禁欲与资本主义精神
第二部 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
附录
译名对照表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