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研究中长期以“仕女画”或“美人画”来表述以女性为主题的绘画作品，但这样的术语不仅相对晚出，在形成过程中还带有一定的画科定位和评论取向，也无法囊括所有围绕“女性”产生的绘画作品。本书中，巫鸿先生提出了“女性题材绘画”这个概念，并引入“女性空间”作为讨论的核心，意图把被孤立和抽出的女性形象还原到它们所属的图画、建筑和社会环境中去。
围绕“女性空间”，作者梳理了从战国到明清各个历史阶段中女性主题绘画的发展状况——从武梁祠的列女画像砖到南北朝的《洛神赋图》，从青楼名妓的自我表现到展现理想化美人的《十二美人图》，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女性”在各种绘画场景和时代中的不同呈现，重构其所从属的原作；结合艺术评论、时代背景等因素，深度挖掘作品背后审美价值和商业价值的相互影响，进而思考女性题材绘画在社会、宗教与文化环境中的意义。

作者认为本书“可能是最先描述晚清中国海洋史整体的书籍”。
本书尝试将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华南沿海的贸易、海盗、船难、秘密会社与叛乱、征税、移民等问题都放在“海洋史”的主题下加以讨论。书中集中讨论了四个问题：⑴“近代”之始；⑵沿海贸易的实际状况和贸易秩序的构建；⑶华南沿海地区社会管理的情况；⑷英国在中国近代所扮演的角色。全书将晚清华南沿海地区的许多问题加以专题性的讨论，最终要证明：正是无数民众自行采取的零散行为将中国推至新的时代，不仅将列强对中国国内的影响降至最小程度，甚至还摆弄、牵制了列强。
书中不仅讨论晚清时期华南沿海的变化，即晚清对于华南沿海的意义；也将华南沿海在长时段的海洋史中加以定位；同时通过对华南沿海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变化的讨论，对鸦片战争从新的角度加以认识，赋予其新的内容。

这部两卷的论文集，是众多学者在21世纪运用新的历史观念进行研究的研究成果，主要针对明清之际的时间观念的复杂性。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发生了明清交替之际，出现了崩解、变革和重建。当时的汉人、满人、蒙古人、朝鲜人和欧洲人，是如何被迫调整他们当下的用时和记时的手段，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对历史修正认识的基础上，在重新构想的模式下定位他们的当下的。

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独生子女研究的经典民族志作品。作者于1997—2002年间在中国大连进行了共计27个月的田野调查，通过收集统计数据、问卷调查、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方法，对大连市独生子女及其家庭进行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细致的研究。作者对何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力量造就了独生子女一代及其独特的成长经历和体验，以及独生子女身份对于青少年的主体性、渴盼、体验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绘和深刻有趣的探讨。该书曾获2005年美国东亚人类学学会授予的许烺光图书奖。

How did ordinary people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deal with the demands of the state? In 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Michael Szonyi explores the myriad ways that families fulfilled their obligations to provide a soldier to the army. The complex strategies they developed to manage their responsibilities suggest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an important period in China's history as well as a broader theory of politics.
Using previously untapped sources, including lineage genealogies and internal family documents, Szonyi examines how soldiers and their families living on China's southeast coast minimized the costs and maximized the benefits of meeting government demands for manpower. Families that had to provide a soldier for the army set up elaborate rules to ensure their obligation was fulfilled, and to provide incentives for the soldier not to desert his post. People in the system found ways to gain advantages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For example, naval officers used the military's protection to engage in the very piracy and smuggling they were supposed to suppress. Szonyi demonstrates through firsthand accounts how subjects of the Ming state operated in a space between defiance and compliance, and how paying attention to this middle ground can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not only Ming China but also other periods and places.

凡 例
“西方漢學”以研究成果的語言爲主要限定條件，與作者的國際和血統無關。本書書目包括由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寫成的研究成果，但是不包括俄文和其他東歐語言。中國、日本、韓國學者如果利用西文發表研究成果，也包括在内。爲求齊備，本書書目還包括原來以中文發表、後翻譯成西文的成果，但是一般不在學術史叙述中做特别介紹。
“出土文獻”以先秦兩漢甲骨文、金文、石刻和簡帛文獻爲主，還包括古文字學和出土文獻學概論，不包括魏晉南北朝以後的金石學和各種寫本，諸如敦煌卷子。
“研究”以正式發表品爲主，也包括博士論文，都收録在書目中。但是，書目不包括碩士論文，也不包括會議論文和私人發表品。
“概要”是説每一部分所叙述的學術史無法涵蓋書目中的每一個發表品，僅選擇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做討論。
本書除序言外，分爲四部分，分别是：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契於甲骨、鏤於金石和書於竹帛。每一部分又都分爲三章，即：學術史的叙述、著名學者的小傳和書目。
學術史的叙述主要以時代早晚和歷史演變爲序，但是偶爾以各種專題爲綫索展開。
在每一部分學術史的叙述中，第一次提到某一位學者時，先給出中文姓名(如果有的話），然後在括號裏給出西文姓名，已經去世的學者也提供生卒年代（中國學者亦然）。第一次提到之後一律只用中文姓名。
在每一部分學術史的叙述中，凡提到本書書目收録的研究成果，稱引均按照書目中給出的中文譯名和編號，偶爾也注明發表年代。叙述中如果提到本書書目以外的發表品，均以脚注的形式説明發表信息。
每一部分都設有四位著名學者的小傳，主要選擇標準是學術影響，一律不包括現在仍然任教的學者。
每一部分都設有書目，按照年代早晚和作者的西文姓名排列。一個年份之下如果有兩個以上研究成果，按照作者姓名的字母順序排列。每一個發表品，無論是學術刊物上的文章還是單行本書，皆按照如下格式記録：
1881
100010 HOPKINS, Lionel C. (金璋). The Six Scripts or the Principles of Chinese Writing (六書：中國文字的原理）.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81.
1934
100280* KARLGREN，Bernhard (高本漢）.“Word Families in Chinese”（漢語裹的詞族).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y 5 (1934) ： 9 - 120.
“1881”、“1934”爲發表年代。如果某一年有兩個以上發表品，年代只列一次。
每一個研究成果都設有一個六位數字的號碼，如“100010”。第一位數字有1、2、3、4四種，表明該研究成果屬於四部分中的哪一部分;也就是説，“1”指該研究成果屬於第一部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的書目部分，以此類推。除個别例外，最後一個數字爲0,中間四位數字從0001排至0656,爲研究成果的次序。編號只是爲了尋找方便，没有特别意義。有的研究成果的内容牽涉兩部分以上的學術史，但是書目只記録一次，通常列入其主要内容所屬的那一部分的書目。有的編號後頭有“*”號，如上舉第二例。“*”表明此文有中文譯文，對應譯文見本書所載《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本書各部分書目的中文標題是直接翻譯原文，《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是發表品上的譯文，與本書各部分書目不一定一樣，請讀者注意。另外，《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不包括原來以中文發表，後翻譯成西文的作品。
書目按照作者西文姓名排列，在括號裏括注作者的中文姓名（如果有的話)。姓名之後是研究成果的標題，一律使用原語言，其後括注中文翻譯，中文翻譯多半按照字面意思直譯，偶爾采用研究成果在發表時本身所附的中文譯名。
單行本書列出出版地點、出版社和出版年代，地點和出版社都不譯作中文。
學術刊物上的論文提供學術刊物的名稱、輯號、發表年代和頁號。爲了方便讀者尋找學術刊物，均使用原文，爲了節省篇幅不譯作中文。不過，爲了讀者方便，本書還附加了《西文期刊刊名和中文譯文》。
本書另附有兩種索引，即《作者西文姓名索引》和《作者中文姓名索引》。兩個索引都列出每一個作者的每一個發表品的號碼，讀者可以據此去各部分書目中查找。
序言
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後不久，就開始了對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明末熹宗天啓五年(1625年），西安西郊(也許是周至縣）的農民在挖土時發現了一塊古代石碑。石碑上部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九個大字，下部刻有長達1780個漢字的銘文。除了漢字以外，碑脚及左右碑側另交錯刻有古叙利亞文及漢文。碑銘刻於唐建中二年（781年），叙述了景教在唐代146年的歷史和基本教義。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景教是天主教的分支教派。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掀起滅佛運動，景教受到牽連，《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被埋於地下。七百多年後，此碑才又重新面世。明末和盛唐的情况大不一樣，當時天主教已進入了中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出土之後，立即引起了國内天主教教徒的興趣，將碑銘拓本送給了杭州李之藻(1571—1630)。李之藻又把碑銘内容介紹給了天主教耶穌會葡萄牙籍傳教士謝務禄（Alvaro SEMEDO, 1585—1658,又名曾德昭）。據謝務禄記載，他在崇禎元年(1628年)前往西安親自考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後把銘文譯爲了葡萄牙文，運回了葡萄牙的里斯本。
在1631年之前，葡萄牙文的譯文就已經抵達了駐羅馬耶稣會的總會。在羅馬，碑銘又被譯成了拉丁文。1636年，碑銘被著名的耶穌會信徒基爾施(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又名阿塔納斯•珂雪)得知，在其所著的《埃及的科普特文概要》裏被首次提到。此後，他的名著《中國之圖表》（China Illustrata，1678出版)裏也載有兩種不同的翻譯。由此，歐洲各國的讀書人得知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後，許多駐華天主教教徒、基督教教徒以及漢學家都對之做了翻譯和研究，包括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李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等。
衆所周知，伯希和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西方漢學家之一(也許不必加上“之一”)。自從他於1906年在敦煌莫高窟購買了上千卷敦煌寫本之後，他的名字和中國出土文獻就分不開了。誰都知道他坐在石窟裏借蠟燭來閲讀卷子的照片。然而，除了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和敦煌寫本所做的研究工作以外，伯希和對中國其他出土文獻没有多少興趣，幾乎没有貢獻。中國讀者也都知道比伯希和稍微早到敦煌的英國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他在中國西部流沙做了三次調查，除了購買了大量敦煌卷子，還將之帶回倫敦，現收藏於倫敦大英圖書館。此外，斯坦因在他所著的《和田沙埋的廢墟：中國土耳其斯坦考古旅行與地理探索的私人叙述》(400060)裏還首次公布了漢代簡牘。斯坦因對中國簡牘學不無貢獻。然而，他自己看不懂中文書籍，這使他對出土文獻的研究受到了局限。
非常巧合的是，真正對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始於斯坦因和伯希和抵達敦煌的那一年。1906年，長期駐華的傳教士方法斂(Frank H CHALFANT， 1862—1914)回到了他的老家美國匹兹堡，在匹兹堡卡内基圖書館做了一次學術演講，給西方學術界打開了一個新的路子。在其所著《中國早期書寫》(100050)裏，方法斂對《説文解字》的六書做了相當詳盡的説明，還引用了兩種出土文獻作爲例證。一個是青銅器銘文的《散氏盤》，這是西方學術界第一次引用銅器銘文作爲歷史語言證據。另一個且更引起大衆注意的是，方法斂在這次演講裏首次提到了清朝末年剛剛發現的甲骨卜辭。在《中國早期書寫》裏，他還引用了十幾張圖畫來介紹自己收集的甲骨。
從一百多年以後的角度來看方法斂對《散氏盤》銘文和甲骨卜辭的理解，可以發現錯誤實在很多。然而，在給西方漢學家開闢一個新的學科方面，他的貢獻不可否認。本書即對方法斂以後一百多年的西方漢學家有關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做一個綜覽。遺憾的是，本書未包括《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研究，也未包括敦煌寫本研究。由於各種原因，這兩種文獻引起了西方學者的廣泛興趣與研究，衆多研究成果遠遠超過了作者的學術知識。然而，書中除了方法斂介紹的甲骨卜辭和青銅器銘文以外，還會對斯坦因介紹的古代簡牘和帛書寫本做一個綜覽，另外對石刻也將做出介紹，希望中國讀者會發現一些其從來未知的研究成果。
後記
本書緣起於2009年12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教授邀請我在該中心做三個演講，其中兩個演講的題目由我自己决定，但是劉教授特别要求要有一個演講介紹西方漢學的出土文獻研究成果。我原來很不願意做這樣的演講，寧願發表我自己的研究。然而，劉教授很固執，到最後我也没有辦法，只好做了一個題作《西方金文學史》(2009.12.15)的發言，基本上以展示PPT爲主。在座聽衆的反響意外地熱烈，之後劉教授和裘錫圭先生都勸我把PPT寫成文章正式發表，當時我還是不願意。後來又在武漢大學和清華大學做了同樣的演講，也收到了同樣的反響，同樣得到了陳偉和李學勤兩位先生的鼓勦。在那之後，我只好决定寫一本書，全面介紹西方漢學的出土文獻研究成果。
我原來只打算介紹二十世紀的研究成果，但是寫作時間拖長以後，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中葉，而這十幾年中，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特别活躍，只好决定介紹當代的研究成果。學問不斷地發展，但是本書必須要劃一個終點綫，因此所收材料只好截止於2015年年底，之後的研究成果只好等待下一代學者去取得，再由下一代中的某一位學者來介紹了。
在本書寫成過程中，受到許多朋友的支持和幫助：西方學者當中，芝加哥大學東亞語文系同師蔡芳沛修改了本書的《序言》，并且三十年以來修正我的中文；許多西方同仁提供了他們自己發表品的中文翻譯的信息，特别是美國達慕思學院教授艾蘭(Sarah ALLAN)和加拿大英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高岛谦一（Ken-ichi TAKASHIMA）提供了他們自己學術論文的中文譯文的目錄；另外特別想感謝美國賓州大中教授金鵬程(Paul R. GOLDIN)，他所公布的兩種學術目録是本書所載目録的基礎。中國學者提供了更多的幫助：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任陳偉、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韓巍、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教授李學勤、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錫圭、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研究員沈建華以及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朱鳳瀚都給予各種鼓舞。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教授李天虹編了第一部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并發表在《簡帛》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鎮豪編了第二部分《契於甲骨》，并發表在《甲骨文與殷商史》上；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教授白於藍對第三部分《鏤於金石》做了特别多的修改；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淵淸對第四部分《書於竹帛》做了最後修訂。特別值得感謝的是五位年輕學者，在他們自己百忙之中抽了時問幫忙：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郅曉娜對本書所載《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提供了很多幫助，特别是甲骨文部分；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博士黄杰對本書目録的譯文做了全面修改；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蔣文與芝加哥大學博士周博群都修改了本書許多的地方；最後，特別感謝芝加哥大學碩士孫夏夏對全書的修訂提供了各種幫助，并且做了《作者西文姓名索引》、《作者中文姓名索引》和《西文期刊刊名和中文譯文》。對所有友人的支持，謹此表示深刻的感謝。
最後要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張亞莉老師和吳長青老師，他們對編輯工作采取非常謹慎的態度，改正了本書各種各樣的問題。當然剩下來的問題是我自己的責任。

Winner of the 2009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 Book Award
Winner of the 2009 Levenson Book Prize (for book on pre-1900 China), sponsored by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Winner of the 2009 Charles Rufus Morey Book Award from College Art Association
Winner of the 2008 James Henry Breasted Award fro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Early China is best known for the dazzling artifacts it has left behind. These terracotta figures, gilt-bronze lamps, and other material remnants of the Chinese past unearthed during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re often viewed without regard to the social context of their creation, yet they were made by real individuals who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foundations of early Chinese culture. With Artisan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Anthony Barbieri-Low combines historical, epigraphic, and archaeological analysis to refocus our gaze from the glittering objects and monuments of China to the men and women who made them.
This book represents the first in-depth social history of artisans in early China. How did they live? How were they trained? How did they market their products? How free were they? In this engaging and illuminating analysis, Barbieri-Low explores these artisans' lives and careers from a variety of aspects. First, he examines their position within early Chinese society, analyzing their social status, social mobility, and role in the early Chinese economy. Delving deeper, he steps into their workshops to learn how they were trained, what tools they used, and what workplace hazards they faced. Following their wares to the marketplace, he investigates some of the marketing techniques used by artisans and merchants, including such startlingly modern practices as family trademarks, rhyming jingles, and knockoffs of royal products.
From the dirt and din of the marketplace, Barbieri-Low enters the rarefied air of the court, with its own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 and its own professional artisans. This court was constructed upon the backs of yet another class of artisans, the most abject, those found in labor camps and slave markets. These were the men and women who built and decorated many of the great palaces, temples, and tombs of early China. Barbieri-Low compellingly argues that the state used a cold-blooded mathematical formula to optimally exploit these coerced laborers without upsetting the balance of the economy or fostering revolt.
Artisan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humanizes the material remains of the past, revealing the men and women who made the beautiful artifacts we know today. This book will appeal to anyone interested in Chinese history, as well as to scholars of comparative social history, labor history, and Asian art history.

This revealing book challenges longstanding notions of the Qin dynasty, China s first imperial dynasty (221 206 BCE). The received history of the Qin dynasty and its founder is one of cruel tyranny with rule through fear and coercion. Using a wealth of new information afforded by the expans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in recent decades as well as traditional historical sources, Charles Sanft concentrates on cooperative aspects of early imperial government, especially on the communication necessary for government. Sanft suggests that the Qin authorities sought cooperation from the populace with a publicity campaign in a wide variety of media from bronze and stone inscriptions to roads to the bureaucracy. The book integrates theory from anthropology and economics with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 and argues that modern social science and ancient thought agree that cooperation is necessary for all human societies."

全书从内容上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近年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发现、整理入手，对《缁衣》的简本和传世本进行了详细比对和考索；第二部分则从晋代汲冢竹书的发现和整理入手，集中讨论了《竹书纪年》不同整理本之间的异同，并试对墓本《竹书纪年》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考证和重构。通过深入分析，作者认为，同一文献的众多版本虽然多脱胎于同一祖本及其相关副本，但历代整理者因受当时语言和思想环境的影响，在整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文献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改变和重写，且由于中国古书早期多以竹简为载体，对散乱的简本进行重新编联时，很可能因为错简而致使文本排序有异，而这种种可能皆可在古代和当代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中得以印证。
本书的出版，应对目前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古书真伪问题的辨证多有借鉴意义，其中诸多观点值得深入思考。

《<竹书纪年>解谜》重构了《竹书纪年》原始文本的前303条竹简，讨论分析了商周递嬗之际的年代，并认为今本《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人对真实年代篡改的结果。

商，在周代文献中首先是取得王朝地位的王室的名字。它是被商王室统治的国家的称号，也用以称呼商国人民及其他同时代人民所创造的文明。商还用来称呼中国历史上被商王朝统治的那一时代。
本书从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卜甲和卜骨、考古学、理论模式这五个角度切入，依据已知的考古发现和文献材料，力图全面呈现商文明的各个方面。

"This is a work of extraordinary maturity--a well-considered, incisive, careful, yet bold and highly original summation of insights..." --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Picturing the True Form investigates the long-neglected visual culture of Daoism, China's primary indigenous religion, from the tenth through thirteenth centuries with references to earlier and later times. In this richly illustrated book, Susan Huang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mapping of Daoist images in various media, including Dunhuang manuscripts, funerary artifacts, paintings, and other charts, illustrations, and talismans preserved in the fifteenth-century Daoist Canon. True form (zhenxing), the key concept behind Daoist visuality, is not a static picture but entails an active journey of “seeing” underlying and secret phenomena through a series of metamorphoses.
The book's structure mirrors the two-part Daoist journey from inner to outer. Part I focuses on inner images associated with meditation and visualization practices for self-cultivation and longevity. Part II investigates the visual and material dimensions of Daoist ritual. Interwoven through these discussions is the idea that the inner and outer mirror each other and the boundary demarcating the two is fluent. Huang also reveals three central modes of Daoist symbolism—aniconic, immaterial, and ephemeral—and shows how Daoist image-making goes beyond the traditional dichotomy of text and image to incorporate writings in image design. These particular features distinguish Daoist visual culture from its Buddhist counterpart.

The Ming–Qing dynastic transi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was an epochal event that reverberated in Qing writings and beyond; political disorder was bound up with vibrant literar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focuses on the discursive and imaginative space commanded by women. Encompassing writings by women and by men writing in a feminine voice or assuming a female identity, as well as writings that turn women into a signifier through which authors convey their lamentation, nostalgia, or moral questions for the fallen Ming, the book delves into the mentality of those who remembered or reflected on the dynastic transition, as well as those who reinvented its significance in later periods. It shows how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tersect, how conceptions of gender mediate the experience and expression of political disorder.
Why and how are variations on themes related to gender boundaries, female virtues, vices, agency, and ethical dilemmas used to allegorize national destiny? In pursuing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Wai-yee Li explores how this multivalent presence of women in different genres provides a window into the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turmoil of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and of subsequent moments of national trauma.

This work explores significant physical aspects of the printed book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o reconstruct the changing assumptions with which Chinese popular novels were originally read from the sixteenth through nineteenth centuries. It focuses on the previously neglected areas of book format, varieties of illustration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an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ading illustrated narratives.
The author first considers the physical book itself, as a vehicle for reading and as an object for visual enjoyment,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mat commonly used for popular reading materials, the blockprinted book in sewn volumes with illustrations. He describes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at made book production efficient and economical by the middl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makes extensive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novels and books of more artistically refined content.
The focus of the study then shifts to the illustrations that accompanied virtually all printed materials during the period when popular fiction became common. They are found to consist of a range of conventional elements that are related to images in more refined arts, such as the paintings of the literati and the decorations produced by commercial artists. Close parallels in both content and pictorial motifs between these various levels of painting and book illustrations suggest a continuum of the arts on which the pictures in mass-produced fiction initially held a respectable position.
The final chapters assert,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e function of illustrations in narratives as a guide or a hindrance to reading.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the correspondencebetween the later decline of fiction illustrations and the growth in reading audiences, explaining this connection as a function of flagging interest in pictures -- which often interfere with, rather than promote, the visualization so essential to reading for pleasure in other cultures as well.
Throughout, the author incorporates findings from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new explor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e in cultural objects, recent research on the commercial arts, and the latest theories of reading for pleasure to situate -- and explain -- the numerous changes in popular literary trends during the last several centuries of imperial Chinese rule.

Julia Andrews's extraordinary study of art, artists, and artistic policy during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kes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From 1949 to 1979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trolled the lives and work of the country's artists—these were also years of extreme isolation from international artistic dialogue.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ucceeded in eradicating most of the artistic styles and techniques it found politically repugnant. By 1979, traditional landscape painting had been replaced by a new style and subject that was strikingly different from both contemporary Western art and that of other Chinese areas such as Taiwa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Through vivid firsthand accounts, Andrews recreates the careers of many individual artists who were forced to submit to a vacillating policy regarding style, technique, medium, and genre. She discusses the cultural controls that the government used, the ways in which artists responded, and the works of art that emerged as a result. She particularly emphasi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Soviet Union on Chinese art and the problems it created for the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painting.
This book opens the way to new, stimulating comparisons of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s and will be welcomed by art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scholars of Asia.

本書收錄石守謙教授自1994至2007年間陸續發表的十五篇論文，共分五個單元，以元明繪畫為主，上溯五代，下及二十世紀。作者以中國繪畫史的論述架構為經，以不同研究論題為緯，探索並示範中國繪畫的研究方法。
自二十世紀中期以來，關於中國繪畫研究的方法與模式已有長足發展，其中以風格學的形式分析貢獻最力，在時代風格的確立與特定風格系譜的建立方面，成果卓著，但另一方面也出現了侷限。作者對此作了回顧與反思，質疑以西方狹義的「再現」（representation）標準來研究中國繪畫的適當性，進而提出「畫意」作為一種觀看中國繪畫的方式。「畫意」一詞原出自中國傳統畫史，但作者試圖從藝術品與觀者互動的角度予以考量，力求將作品還原至創作初始的文化情境來理解其「畫意」。全書以「畫意」一旨貫串，於風格分析的基礎之上，一方面開展新議題，一方面對傳統的議題提供新視角，如以族群衝突、交融的觀點解析豐富多元的蒙元繪畫、或以區域競爭的角度觀察地方畫派等，其中對於「文人畫」發展的重新審視與解讀，更是前所未發之真知灼見。
作者就不同研究個案的題材與性質，選擇切入視角與適當的研究方法，同時展現了藝術史微觀的深入與宏觀的淵博。本書不僅可提供中國繪畫愛好者一窺中國繪畫精髓的管徑，更為中國藝術史提供一組多元、開放而可行的研究方法，是不容錯過的一部佳著。

與以往學界對中國基督教活躍於內陸鄉村社會的認識有所不同，本書側重描繪基督教在發達的沿海商業中心溫州迅猛崛起的軌跡，並以溫州為例，剖析宗教實踐、宗教空間和宗教話語在中國城市現代性變遷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內容涉及政教關係、民營資本主義發展、日常消費、性別關係、道德文化、階層關係、城鄉差異以及農民工的城市融入。作者為寫作本書所做的人類學田野調查和生活史素材的收集歷時近兩年，勾勒出一幅新興城市商業精英所引領的宗教復興之圖景。通過著重記錄商人基督徒群體在日常框架下對現代性與經濟發展的理解以及他們的身份建構，力圖從社會文化層面揭秘改革時期都市基督教的驚人增長。本書強調基督教並非一個內部高度同質的意義體系，而可將其當作一面棱鏡，多角度透視當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的宏觀過程。本書可用作中國人類學／社會學、都市研究、宗教研究以及定性研究方法的大學教材。
「對於對政教關係或對現代中國宗教實踐有興趣的人士來說，這是一本必讀書，作者淺白易懂的文字適合用於本科教材。」──《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這是第一部關於中國基督新教的民族志專著。曹南來博士成功地粉碎基督教在中國作為洋教的刻板認識，讓讀者窺見一個已高度本地化、去政治化的宗教，而這一宗教又與資本主義經濟行為形成高度互滲。」──《亞洲人類學》(Asian Anthrop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