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要目标是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形成、发展以及个别术语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毛泽东的思想模式中的作用。探讨这样的问题的方法主要是靠马克思主义的文献。这些文献必须包括尽可能从最早期的一直到毛泽东时期所出版的资料。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传入日本比传入中国早，所以中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多半是从日本的出版物翻译过来的。
翻译时，中国的译者借用了很多日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因此，也要追溯日本术语的形成过程。要探讨术语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必不可缺的资料是19世纪与20世纪初的词典。汉语的和日语的词典在本书资料的探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戴震与章学诚是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上两大高峰，他们的出现，在作者看来代表了清代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是儒家学术思想由“尊德性”向“道问学”这一学术转向的表征与逻辑结果。作者认为，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仅仅从外在原因诸如满清入主中原等方面来考察，并不能完全把握到其真正原因。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还应有其自身的“内在理路”。作者从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关系入手，细致地分析了清代儒学从理学转入考证并进而出现戴、章二大家的内因。其中最引人注意之处除了曾招致争议的“学术理路”之说外，作者对戴、章二人的心理分析，也非常精彩。事实上毋宁说，“学术理路”一说的得出正有赖于从心理状态的切入。本书写作及印行时间是七十年代中期，而此次印行的则是增订本。增订之处，一是根据新发现的章学诚遗文，补论书中所论章学诚的文史理论；其二是补论宋明儒学及清代思想史，加强了本书所论的历史根据。

本书对于从旧石器时代的遗存到中国北方地区、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再到中国文明相互作用的范围和基础，以及夏商周三代和三代以外的文明做了详细阐释，作者在理论和方法上确立起一个视野宏阔的中国古代考古学分析框架，并着意描述出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及其朝着高度复杂化和等级化的社会发展的脉络，力图揭示中国古代文化相互作用演进的动态图景。

《中国近代史》（The Rise of Modern China）自1970年面世后五次修订，销售数十万册，为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及最畅销的学术教科书，是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作品。
这部近代史自清朝立国起，下迄21世纪，缕述四百年来中国近代社会之巨变。然作者明确指出，这段艰难的历程并非如大多西方汉学家所言，是一段西方因素不断输入而中国仅仅被动回应的历史。作者拈出“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以及“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三条线索，作为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三股最重要动力，并通过对近代中国内部社会动荡的描摹，向世界讲述了“一个古老的儒家帝国经无比艰难，蜕变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
作者徐中约虽身处欧美学界，在书中想表达的却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但这种表达不囿于任何一家学说、一种主义，开出一种折衷调和的历史观。作者以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种族和文化的眼光，怀抱对各色历史人物的宽容、同情、善意之心，能够公平公正、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且参考了巨量不同语种的档案文献及研究著述，以跨学科的方法写就这部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之挣扎历程的史学巨著。

李约瑟教授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乃是20世纪的划时代巨著，本书是在该书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普及读物，同样具有重要价值。李约瑟在从事最尖端的生物化学研究时，改行研究科技史，使人敬佩，尤其是身为英国学者，愿意摒弃西方历来对中国科技傲慢的立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彻底研究我国二千多年来科技与文明的发展，这种高尚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由于跨越和覆盖的范围很广泛，书中的有些结论还不能算是定案，但无论如何，本书对科技史普及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
本书分上下两册，共五卷。作为李约瑟巨著的缩写本，本书承原著之精要，以简明流畅的历史叙事，达到了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境界，勾勒出中华几千年来辉煌的科学技术与文明史。书中以数理科学即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可以量化的科学为主，还涉及了医学、气象学、地理学、工程学等领域，包括对中国古代的儒、释、道、墨、法等各家思想也作了论述，堪称是对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的通史性读本。

《儒林外史》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它以敏锐的观察和细腻的反讽手法展示了士林的众生百态，而且在于它触及到了儒家精英社会的一些核心问题及其困境。本书以此为出发点来解读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作者认为，十八世纪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这些转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儒家世界的最终解体。《儒林外史》既是这些转变的产物，也是对他们的回应。而这正是《儒林外史》的意义所在，可以用来解释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学史上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本书由美国的易社强（John Israel）教授倾二十年之力写就，视角独树一帜。何炳棣先生称赞其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主体共有四部分，并有导言和结语。生动叙述了联大到昆明之前的经历，勾画了联大与云南社会以及当时政府之间的关系，对西南联大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精神渊源进行探讨，淋漓尽致地描摹了联大教师的风采，详细生动地再现了联大在昆明时期的生活。史料扎实，分析精湛，人物跃然纸上。《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的出版，势必会令广大读者注目与着迷。

著名汉学家杨联陞自比为汉学的看门人，其学术书评驰誉学界。本书辑录了杨先生60余篇中英文书评，所评皆为名家代表著作，内容遍涉语言、官制、考古、地理、边疆史、文学史、科技史、经济思想史、书画史、佛教史、史学史、敦煌学等领域，包罗中国文化史，显示了先生学问之博雅。这些书评篇篇皆有深度，或纠正原著中的重要讹误，或澄清困惑学界的关键问题，并提出了诸多独到卓见。本书所收英文书评多为首次翻译出版。

《日本国见在书目》，由日本学者藤原佐世于宽平年间(889年—897年)奉敕编纂。此目成书于《隋志》和两《唐志》之间，共收唐及唐以前古籍1568部，计17209卷，模仿了《隋志》分类的结构和次序。本书对该书目所载汉籍的卷数、流传、存世等情况作了详细考订，并附录有关论著和文章的索引。是利用和参阅本书目绝佳的工具书。

《科学在中国 (1550-1900)》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艾尔曼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1550至1900年科技发展史的一次重要探讨。17世纪初，欧洲人在钟表、杠杆和滑轮等重要机械制作上已经领先于中国了，但同时他们也在向中国人学习丝绸和瓷器 的制作技术。基督教传教士对于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无论是耶稣会科学知识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嫁接，还是新教徒影响下欧洲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都为后来晚清改革者和国共两党精英所一致倡导的科学进步奠定了基础。与许多学者贬抑中西接触之前乃至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科技发展水平不同，艾尔曼从中国人的自然史观和学科分类等角度论证说，中国人对科学从来不乏兴趣，这也正是传教士介绍的欧洲科学能够在明、清朝野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艾尔曼在本书中重新审视了一个被学术界一直视为当然的观点，即科学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失败的，而在欧洲、日本是成功的。为了剥离甲午战争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明、清中国科学失败论的外壳，艾尔曼以惊人的耐心和毅力考察了与中国科学以及中国人科学思维相关的各个领域，向读者展示了中国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重构现代科学的努力。

《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套装上下册)》是迄今为止中琉日关系史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其内容丰富，大量使用新发掘的史料，论点鲜明，论据充分，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套装上下册)》是琉球史、中琉关系史、日琉关系史研究以及包括东北亚区域局势在内的国际背景下的中琉日关系史研究的力作，《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套装上下册)》的翻译出版，将对中国学者的上述研究起到提示或借鉴的作用，具有比较重大的学术价值。
《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套装上下册)》作者系日本国立琉球大学教育学教授，1940年生于冲绳县，得地利之便，使《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套装上下册)》更具特色。

本书作者内藤湖南（1866～1934）是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的第一代教授，亦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开创者，堪称日本的史学大师。内藤湖南史学特色之一，就是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进行系统地把握。他关于中国历史最著名的理论是“唐宋变革论”。他认为中国历史分期以秦汉以前为“上古”，东汉到西晋为“第一过渡期”，五胡十六国到唐朝中叶为“中世”，唐朝后期到五代十国为“第二过渡期”，宋朝以后则为“近世”。他的理论被之后的日本学者所继承，成为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观念。他撰有多部有关中国历史的论著。本书则是根据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所讲授的“中国史学史”的内容整理而成的。正因为作者对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史学著作烂熟于胸，方能这样如数家珍般地滔滔不绝，娓娓道来。对每一本中国的史学著作的优劣、特色都能一一加以评点。读之，真可谓获益匪浅。故特约请马彪先生翻成中文，以飨中国读者。
《中国史学史》中文版序
例言
第一章 史的起源
第二章 周代史官的发达
第三章 记录的起源
第四章 史书的渊源
第五章 《史记》——史书的出现
第六章 《汉书》
第七章 《史记》、《汉书》以后史书的发展
第八章 六朝末唐代出现的史学变化
第九章 宋代史学的进展
第十章 元代的史学
第十一章 明代的史学
第十二章 清朝的史学
附录
中国历史思想的起源
章学诚的史学
中国史学史概要——从《史记》至清初
跋
后记
欧洲“历史主义”与中国史学——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译后
索引
凡例
人名索引
书名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