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reat Chinese poet in excellent translations.

在线阅读本书
Li Po (AD 701-62) and Tu Fu (AD 712-70) were devoted friends who are traditionally considered to be among China's greatest poets. Li Po, a legendary carouser, was an itinerant poet whose writing, often dream poems or spirit-journeys, soars to sublime heights in its descriptions of natural scenes and powerful emotions. His sheer escapism and joy is balanced by Tu Fu, who expresses the Confucian virtues of humanity and humility in more autobiographical works that are imbued with great compassion and earthy reality, and shot through with humour. Together these two poets of the T'ang dynasty complement each other so well that they often came to be spoken of as one - Li-Tu' - who covers the whole spectrum of human life, experience and feeling.

刘炫《孝经述议》国内早已失传，仅保存在日本古代经学世家清原氏留下的一批资料中，残卷目前藏于京都大学图书馆。日本学者林秀一自1935年开始调查研究，广搜博采，辑录各种典籍中的轶文，于1953年出版《孝经述议复原研究》。全书分为四个部分：1.影印卷一、卷四残卷。2.辑录轶文。3.校勘记。4.说明论述。林氏此书基本还原了《孝经述议》的本来面貌，是关于《孝经述议》最早、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该书在日本出版时只印了三百部，虽然迄今已经过去了六十余年，国内对该资料的利用和研究还非常少。因此，影印出版林氏这一重要成果对推动国内《孝经》研究以及经学史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方便读者阅读和使用，本书后附有《古文孝经孔传》的完整整理本。

《从钞本到刻本——中日论语文献研究(日本论语古钞本综合研究)》主要内容包括：《论语·里仁》篇三考、释《论语》中的“直”、——兼及“亲亲相隐”问题、由出土本看今本《论语》校勘、杏雨书屋藏《论语》残片三种校录及研究、《汉志》“论语类”文献构成舆《孔子家语》的相关问题、廖氏世彩堂本《论语集解》平议、宋元《论语》附释音本考略等。

被后人称为王荆公或临川先生的王安石，是我国北宋时期极为重要的政治家、经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在现代学科分类中，属于文史哲领域都不能不研究的巨子。而由于其“历史价格”（陈守实先生语）随现实需要而不断沉浮的缘故，千百年来王安石的著述除诗文集外颇有散佚，又以牵涉太广，迄今没有一种学界公认可放心使用的善本。《王安石全集》由中国宋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宋代文学专家王水照教授主编，融合两岸学术力量，汲取前贤已有成果，收录现存王安石全部著述，包括前人较少注意的《易解》《礼记发明》《老子注》《楞严经解》等，按经史子集分类，其中经、史、子部著作大多为数十年来最优秀的辑佚成果，而一直有成本流传的诗文集部分和《唐百家诗选》，也进行了详校、广集与汇注。此外，又整理和辑录了王安石独子王雱现存的关于《老子》和《庄子》的注释及其他佚文作为附录，以使更多读者了解这位少年英才的思想世界。《王安石全集》乃新时期古籍整理的重要成果，对宋代政治史、哲学史、文学史、学术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研究界而言，意义重大。

本书包括:《中国绘画的个性问题》、《中国艺术社会史札记》、《元代文人画序说》等16篇文章。

西藏在中国，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西藏山川巍峨，人杰地灵，文化积淀深厚，西藏文化吸引了全世界，故而藏学也在全世界。读者通过郑炳林主编的这部《法国藏学精粹(共4册)》，便可以窥见塞讷河畔、卢浮宫旁的藏学研究的点点滴滴。法国的藏学研究，基本上还是公正的，属于其考据派传统范畴。大多数法国藏学家还是坚持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论述西藏传统文化，对西藏人民，乃至对整个中国人民满怀着深厚感情。他们处理资料的手段、观察问题的角度、以他方的观点来看待西藏传统文化的态度。都值得我们借鉴，会对我们产生不少启发。

本书是对被现代研究者称为“麻风病”的这种令人恐怖、被污名化的疾病所做的细致研究与探讨。首先从包括该疾病最初的描述在内的帝制时代的典型记录入手，进而追踪了该疾病与中国社会、政治领域的关系（传染理论促动地区乃至全国性隔离病人的努力）；宗教传统（佛教和道教将病人患病归于救赎），和不断演化的医学话语（中国医生已对麻风病病因争论了数个世纪）。麻风病甚至突然出现于中国民间故事中，将麻风病的传染扩散归咎于同不守妇道女子的性接触。
作者还将麻风病本身的历史置于殖民主义、种族政治学以及“帝国危机”的全球性大背景中来加以考察。19世纪末的全球性瘟疫大流行似乎正验证了西方人对于黄祸的恐慌，他们认为中国移民严重威胁到了公共健康。因此，控制疫病（如果无法消除的话），就成为了贯穿晚清帝国，国民政府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现代化、建立民族国家目标的一项中心任务。
消灭麻风病的魔咒是实现“卫生的现代性”和祛除与疾病相联系的文化经济落后的第一步。该著最后将中国关于麻风病的历史经验和公共卫生的大历史以及西方医学权力体制联系起来，从中探索中国对待疾病的中西视野中的文化和政治含义。

本书选译了著名美术史家巫鸿教授自1985年以来发表的31篇论文。这些论文；围绕着”礼仪美术”(ritual art)这一基本概念讨论了中国上古和中古美术中的多项艺术传统和形式，包括史前至三代的陶、玉和青铜礼器，东周以降的墓葬艺术，佛教。道教美术的产生和初期发展等。这些论文大量使用考古和文献证据，以扩大美术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作者结合人类学和社会学 的理论和方法论，探讨建筑、雕塑、画像和器物等各种视觉形象的组合以及与人类行为及思维的有机联系。其分析对象不再是孤立的物品和图像．而包括了对视觉环境的复原以及对艺术品的创作动因、社会环境，礼仪功能以及观者反应的考察。文章中的讨论往往在两个层面上进行，除了对具体历史问题的考察，还反思有关的学术史和研究方法。相当一批论文从比较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美术的特殊物质性和视觉传统对重新思考中国美术史的叙事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在西方学界中，这些文章对近年中国古代美术的研究已产生重要影响。本书是国内首次对巫鸿教授学术成果的系统介绍。全书分为四部分，包括史前至先秦美术、汉代美术、中古佛教与道教美术，及古代美术沿革。书后附有访谈录、论文出处。书中插配古代美术品照片、拓片、线图，地图等图像600余帧。

内容简介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一直是社会学的主要分支之一，也是经验研究方法运用得比较成熟的领域。《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学者分析中国》(三联书店，1996)翻译、收录了1996年以前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受到了国内学者的极大欢迎。《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是其后续之作，选译了1996年以来发表在美国主流社会学三大学刊《美国社会学评论》、《美国社会学杂志》和《社会力》上的关于中国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的12篇经典论文，提供了国际分析与比较的视角。
作者简介
边燕杰, 曾为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社会科学部主任，调查研究中心主任。现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经济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著有《中国城市的工作与不平等》(英文, 1994), 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2001)，《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2001)，《社会调查实践：论中国经验与分析》(2004)。自2003年起, 与中国人民大学李路路教授合作并主持“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的长期项目。
吴晓刚, 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 现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助理教授. 他的研究领域为社会分层与流动，劳动力市场与经济社会学，定量研究方法。目前的研究兴趣为改革时期中国的教育不平等的形成机制。他是2006—2007年美国国家教育学院斯宾塞博士后研究基金的获得者。
李路路,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系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流动，组织研究。

本书是关注近代东亚历史状态的一本专著。作者立足于对立的东西世界秩序状态，将叙述时期限定为19世纪中叶至甲午战争，以清韩宗属关系为主轴，凸现当时东亚的焦点问题——朝鲜“属国自主”，并将其放入多国间之交涉的背景当中，去捕捉近代东亚构造的变迁过程。作者运用了多种语言史料，从多角度观察了近代清韩宗属关系，试图从客观上恢复近代清韩宗属关系的真实历史面貌，继而揭示出近代东亚的真实历史状态。
“自主”一词对朝鲜半岛的人们来说可谓意味深长。朝鲜半岛统一的重要原则即为“自主”的再继续。作者以“属国自主”为话题，再现近代的东亚秩序状态，无疑对目前东亚局势的发展起到参考作用。
本书荣获第二十七回三得利学艺奖。作者冈本隆司，男，1965年生，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副教授，被日本史学界称为鬼才，已先后出版三部专著，一直力图再现近代东亚的真实历史面貌。

中古中国的门阀大族主导了中国数个世纪，关于他们在十世纪的完全消失，长期以来困扰着历史学者。在本书中，谭凯利用新的数据手段分析了大批量的史料，解开了他们消失的谜团。他通过所掌握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社会网络分析手段，系统地探究了近数十年前出土的数千方碑志，其中大部分从未被学者研究过。谭凯广泛地采用了摘自墓志、散文和诗歌中的轶事，来丰富其论证，从而将一千年前的男女形象变得鲜活起来。《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揭示了在七至八世纪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变迁下，唐代门阀大族比我们之前所认为的更加成功。只有在880年黄巢占领长安后伴随而来的三十年大动乱时期，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才因大范围的肉体消灭而崩溃。

本书作者选取诗论、诗评、诗文作品等大量文献资料，采用以“作品”和“读者”的关系为焦点的接受理论研究视角，对处于“唐宋变革”时期的中国“作品是如何被阅读”的诸多事实进行独到的探讨和阐述。全书涉及“风景与绘画之间的关系”、“诗与绘画的关系”、“诗中有关‘形似’功能的问题”、“诗与历史记载、历史学关系的问题”、“诗人的内部世界与诗人所处外部世界、自身与他者间的关系”等诗学重要命题，有力地揭示出了唐宋之间“诗学观念上的断层”现象。作者受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传统熏陶至深，又曾在哈佛大学接受西方学术方法之训练，他的研究特色很可能预示着日本“中国学”的发展动向。

《中国家族法原理》介绍：1．《中国家族法原理》的翻译底本是日文原著《中国家族法原理》昭和51年（公元1976年）8月15日出版的第二版，但个别地方与第二版有所不同。在着手翻译前，滋贺先生对原书个别内容做了进一步修订，因此《中国家族法原理》是根据修订后的内容翻译而成。译书对这些地方不再——注明，凡与原书不同的地方，目前以本译书内容为准。
2．书中有个别日文在翻译时比较难于处理，后决定保持原文不泽。如“持分”、“持分权”、“得分”、“得分权”。“持分”的词义可以译为“份额”；“持分权”可译为“按份共有权”；“得分”可译为“应得的份额”；“得分权”可译为“应得的份额权”。但如果这样译出，则原文表达的涵义和形式会出现问题。“持分”所要表示的含义不仅是“份额”，还指相关的人“每个人都享有的份额”、“相关各方都有份儿”。四个词多少都是基于这一含义而形成的。所以，译为中文后将使原文所要表达的含义受损。同时，原文都是名词，如果翻译时照顾到含义的完备，则译出来的中文大都不成名词的形式而变成了短语或简直像个句子，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也很难看出来。此外，如日汉辞典通常释“换价”为“估价”，但《中国家族法原理》中出现的“换价处分”一词，含义却是表示卖出财产（如不动产中的土地、房屋）得到钱财，甚至似乎可以扩展到抵押、出典等对财产的处分行为，因此没有合适的中文专用名词对译。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在这里说明这些词的含义，而在书中仍用原文。现代中文里本来有许多名词来源于日语，我
们希望，假如没有其他中文论著使用更合适的对应词，既然都是汉字，那么不妨把这些词直接引进为我们所用，《中国家族法原理》很高兴成为引进这些名词的先行者。
3．原文喜欢用缩略方式引 用一些书籍的书名如《清明集》，为了保持原书风格，使读者能够了解外国学者的注释规范，我们仍保留这样的使用方法，因为所弓！这些书是唯一的，对熟悉这一学术领域的人来说，不会出现误读。不熟悉的，请从书的前面开始读起，也不会有问题。
4．书中引用的日文资料《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内容是问答式的，问和答的中间用等号“＝”划分开，即等号前是调查人的提问，等号后是被调查人的回答。初次见到这种形式的读者可能会不明所以，故此说明。
5．译书的反边码即页边所加的阿拉伯数字，是原书的页码。原作者在书中注明见某某页的地方，我们本来打算保留作者在这时使用的原汉字页码数字（如一二三）不变，以易于和译书的页码相区别，但这样有违出版局设立的数字使用规范，因此只好用阿拉伯数字。也就是说，原作
者行文中提到见某某页时，读者请到页边码所在的负中去寻找。
6. 原书在章下分节（个别不分为节而直接分一、二、三），注释都在节后，本译书最初考虑为了方便读者，将注释一律变成页下注，而注释的编号不变。但这样处理后，从校样来看，有的注释因内容太多，排版上将出现一些页面空白，不够美观，因此按出版社方面的意见又改为节后注。对这样处理带来的阅读不便谨深表歉意。
7．另一个涉及页边码的，是原书引用中文古籍案例资料时，同时附有对该案例的日文译文或说明，经征求作者意见，确定不再将B文回译成中文，而保留说明部分。但由于没有翻译这些案例的日语译文，相关的页码就没有了或页边码显示两页之间距离很近，这并非译书标页码出现错误，而是无法避免的技术原因。
8．译书中后面所附的滋贺先生的年谱和著述目录，不是原书内容而是译书新加进去的。著述截止到1999年，近三年的没有收录在内。考虑到这是滋贺先生自订的，作为译者对这几年滋贺先生的著述不便加以取舍，好在近年的资料比较容易查到，如日本每年出版的《法制史研究》等书中有论著索引。

本书收录日本中国学家兴膳宏教授的十八篇论文，涉及从潘岳、郭璞、庾信到卢照邻、皎然，以至欧阳修等著名的中古时代的文人学者，也涉及《真诰》、《文选》、《诗品》、《金楼子》、《翰林学士集》、《隋书·经籍志》、《文镜秘府论》等重要的中古时代典籍，还有一部分是关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论述。这些论文，特别是其中有关文学与宗教的论文，一方面可以说代表了最近几十年来日本中国学界在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文化思想史研究上的一点进展、一种方向，另一方面也恰好弥补了国内学术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某不足。

世袭贵族在明代历史研究中基本上被忽略了，或仅仅是其他一些更令人关注的研究对象故事里的脚注。《藩屏》一改旧例，将明朝的贵族（包括被历史遗忘的宗室女性艺术家）作为主角，以王国的艺术生产为中心，讲述王国的历史与地理。这本独具一格的专著，有可能会修正人们对明代艺术的理解。

从17世纪始，欧洲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中国风”。这场中国风发端于11世纪，得到了马可·波罗、圣鄂多立克等曾旅行中国的冒险家们、传教士们的有力助推，经几个世纪的发展后，从17世纪开始全面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上至王公贵胄，下至商贾乡绅，都对所谓的中国风尚趋之若鹜；中国风更直接形塑了西方时尚史上著名的洛可可风格。这场中国风在18世纪中叶时达到顶峰，直到19世纪才逐渐消退。华托、布歇、皮耶芒、齐彭代尔、钱伯斯、瑞普顿等著名的艺术家、设计大师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设计师、工匠所创造出的众多中式建筑、艺术品和工艺品为后人记录和保存了它席卷欧洲大陆的深刻痕迹。
作者以史学家的严谨、文学家的细腻笔触和艺术家的敏感梳理了西方文化中中国风的兴起、兴盛及其衰落、流变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诚如作者所言，在19世纪以前的大部分西方人心目中，神州并非真实的场景，而仅仅是一个幻境；虽然不乏中国元素，但像哥特风一样，中国风归根结底仍是一种欧洲风格，它表明的是欧洲人对一个在距离上遥远、心理上神秘的古老国度的理想化的认识和理解，而非某些汉学家所言，仅仅是对中国艺术的拙劣模仿。
本书恢弘的气势、严谨的考察和细腻的分析使其成为西方为数众多的中国风相关著述中的经典之作，至今无出其右。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is an important study of the way in which, during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centuries, China's ruling meritocracy was transformed into a locally rooted elite whose principal aim was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ir power, wealth and influence on a local as opposed to a national and dynastic basis. Professor Hymes offers a remarkable picture of the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changes this process entailed, but he also examines in detail the subtle ways in which the elite's perception of itself and its social role changed and it came to offer powerful support to local self-defence, social welfare, religious cults and temple-building.

杜希德以毕生精力治唐史，在欧美汉学界有公认的领导地位，《唐代官修史籍考》是他晚年的一部精心著述，是全世界各种文字中第一部有关唐代的官修史学、史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著作。
全书考察了约620年至850年间官方修史机构的创设变迁，以及该机构择取编辑史料以成正史的过程。共分为三大部分，十四章。第一部分重点详论唐代政府中各种修史机构的分支（如史馆、秘书内省、集贤院等）和官职（如起居郎、内起居郎等），其规模建制为唐后各朝沿袭。与此前国内外缺乏这方面的细致研究，杜希德的研究“吸收、综合了诸多前人的成果，使其对唐代修史机构的考察更加完备”。
第二部分重点分析唐代的史官运用的一整套史料系统，包括起居注、内起居注、时政记、日历、传记、典志、实录、国史等，网罗宏富，考据细密。作者既熟悉西方的史法，又通晓国学中的考据功夫，再次融会贯通，是其特色之一斑。
第三部分为《旧唐书》的个案研究，分析它复杂的史源，用图表等表现方式，对《旧唐书》的二十本纪、十一志等部分，作了细致梳理，借以看出这一部五代时期编者总其成的正史，是如何运用唐代为本朝官修正史所准备的各种史籍，秩序井然。其附录的“《旧唐书》本纪史源渊源表”即为代表。
欧洲汉学名刊评论杜希德此书特色，称赞其在处理反复的史源时，使人如读一侦探小说，趣味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