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史的著作已经很多，但在本书作者以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没有一部相关的人文学史。作者将不同人文学科的学科历史资料加以梳理和汇聚，做了一次条理清晰的叙述。随着本书的展开，我们发现，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文学科确实展示出了某种自身独有的模式，继托马斯库恩之后，人文学者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某种意义上，人文学科一直在进步。尽管本书的涵盖面非常广，但论点和结论却丝毫未流于表面与肤浅，另外，其轻松活泼的行文风格使得本书也适合于大众读者。
【名人推荐】
“特别雄心勃勃的事业……任博德所撰写的并非是一部‘新的’历史，而是有史以来的第一部这类历史。”——诺埃尔﹒马尔科姆，《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任博德的著作旨在吹响启动一个大工程的号角，把人文学的历史发展为与科学史平行（完全可能密切合作）的一个亚领域，其目标是建构一种更加普遍的知识形成史……任博德的积极开拓很好地证明了研究范畴的变动不居。”——《美国历史评论》
“其著作的旨归不是为了编故事，而是要证明人文学科是关于进步的学科。”——赛斯﹒莱勒，《后中世纪：中世纪文化研究》期刊
“人文学者经常认为，当他们使用经验性的方法的时候，他们是在向科学看齐。任博德对此进行了反思，其结论是他们错了：人文学者使用经验性的方法是在回归他们在十五世纪人文学研究中的历史之根，当时经验性的方法刚刚被发明。”——迈克尔﹒谢尔默，《科学美国人》
“任博德的著作的确引起了轰动，不仅在学术界，而且也在荷兰、英国，以及更加广泛的西欧的主流大报。他不但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壮举，一部人文学的成文史，而且为此采取了这样一种视野，它特别参照自然科学重新界定了人文学的作用。”——奥利弗﹒格兰兹，《神学院研究》
“任博德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与自然科学极为类似，自古以来就有人文考察的多种思路，它们探寻支配语言、文学经典或者历史等发挥作用的普遍法则。”——安德里亚﹒博纳科尔西，（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
“任博德恢复了人文学在科学系谱图中的应有地位。”——哥本哈根，《周末报》
“学界关于人文学研究及其支持的绝望和末世预言，尤其是在美国，使得任博德的著作不但读来有趣，而且及时和雄心勃勃。”——《文艺复兴季刊》
“以防阅读本书读者不留下深刻印象，作者在每一项下不但小心讨论了欧洲的发展，而且（适当）讨论了印度、中国和伊斯兰文明的发展。其结果毋庸置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而且信息量非常大。”——约翰﹒亨利，国际科学史权威期刊《艾西斯》

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将以二重性模式永远地持续到将来。

这本“加州学派”的力作，尽管在国外学界频频获奖，但之所以在国内引起这样的轰动，是因为这本书以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再次触动了国人最敏感的老话题――我们这个长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一直保持领先的古老文明，到了近代究竟为什么突然“样样落后”地衰落了？

20世纪初，美国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来到中国上海，开启了他历时25年的东方传奇经历。他在中国转遍大江南北，游历前苏联、日本、菲律宾等国，因此对二三十年代远东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格外熟悉，并对当年发生的重大事件都进行了深入报道。
在中国，鲍威尔采访过当时许多重要的政治人物，也接触过深受战乱之苦的社会底层生活；他常是各国达官显贵的座上嘉宾，也曾在“蓝钢皮事件”中遭土匪绑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沦为日军的阶下囚；他深入中苏边境了解日苏在我国东北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也亲眼目睹了日军对上海和南京的大轰炸……
中国现代史那段风云最为激荡的岁月在这本书中都留下记忆的痕迹。作者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现实的观察与分析、感受与思索，对日军在华侵略罪行的体验与记录、揭露与批判，都以一种西方人的视角真实再现在我们眼前。

巴霍芬在《母权论》中第一次提出了母权制的概念，论证了母权制在人类历史上的存在。作者通过大量介绍引用吕基亚、雅典、利姆诺斯、埃及、印度、莱斯博斯等民族的神话传说与历史文献，向读者展现了母权并非某个民族或族群特有的个别现象，而在史前人类社会普遍存在，是人类早期所经历的多个文化发展阶段中的一个，并且早于父权存在。
民族学家卡尔·穆利评价此书：“无论是谁，若要试图完整评估《母权论》对后世的影响，就必须同时撰写一部关于现代民族志和社会学的历史。”

明代中期以後，官方在閩粵贛湘交界設置南贛巡撫，正式設立新「政區」，並責付軍事討賊為主的任務，不預民事，以解決當地「盜區」層出不窮的「三不管」政治社會問題。但是若以明朝南贛仳鄰地區社會與政治互動關係的發展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即使明政府有心加強對地方的統治，其結果卻證明這個目的是失敗的。
關於明代閩粵贛湘交界的移民社會發展，可將其分為三個時期來觀察。其一，明初時期，南贛仳鄰地區的移民開發，主要由民間與官方兩股力量所相互促成。其二，至明代中期，受商品經濟發展化的影響，民間的移民行動更為擴大，完全高出官方的預期估計，甚至民間屢屢突破禁令入山墾殖。其三，明中後期，移民陸續地從流移到定住的完成，尤以家族性的移往開發擴展最為顯著。
隨著南贛仳鄰地區移民社會的形成，出現群體之間認同價值觀的轉變，其間有族群身分轉變的追求，亦有對於盜賊行動的認同。而對盜賊的認同感，主要在於地理環境提供適合入盜的溫床、官方的消極的治理態度，以及時人對「盜區」的深刻印象所促成。隨著明代中期以後社會經濟的發展，南贛地區作為山海交會的市場地位重要性增加，帶動走私貿易的需求，地方上的盜賊活動也就更為活躍，特別是從流賊、流寇的打家劫舍方式，邁向了組織化的集體形式與家族化的經營方式加以擴張。關於組織化的集體形式，群盜是採取有計畫的倡亂行動，從準備訓練、製作武器、組織聯絡、訂立儀式到開始攻掠，以形成訓練有素、組織嚴密的群體力量。家族化的經營方面，在於從流移到定住的過程中，以家族力量作為結合紐帶，同樣能成為穩定的群體勢力。為了能在鞭長莫及之處平盜，明代的南贛巡撫開始積極尋求地方勢力幫助，特別是倚重地方盜賊家族的勢力，而「以盜治盜」正是歷任督撫平亂所奉行的至高原則。然而南贛巡撫借重這些地方盜賊家族力量的結果，雖然能穩定移民社會的民間秩序，但也產生一批「糾眾叛掠」的菁英階層。
況且南贛巡撫雖為統合「三不管」地域與事務而設，但在維持著明初遏制地方分權過大的政策下，始自設置起就未曾被充分授與絕對的職權。實際上，巡撫行事仍然遇到無數阻礙，在職責未專的情況下，即使是力盡筋疲，轄下各級官員也未必皆俯然從命；若處理不慎，事關相鄰督撫，動輒還會被視作侵權之舉。政治社會的難題不斷湧現，這在各省拖欠協濟銀兩的財政收入，以及軍事征剿的責任歸屬問題上至為明顯。亦即「三不管」問題依舊存在，特別是在事權的矛盾上，一直無法有效解決，南贛巡撫終究落至裁撤的命運。

満洲人は，朝鮮人，中国人，モンゴル人が混在する遼東平野を故郷とし，これら歴史ある 3 集団にもまれながら清朝を形成した。そのため，異文化に対して敬意を表することに屈託なく，その摂取についても柔軟であった。
清皇帝は，向き合う集団の文化体系に合わせてその時々に自らの姿を示した。儒教官僚を前にしては儒教思想の説く理想的な王，天子の姿をとり，チベットやモンゴルの仏教徒の前では大乗仏教が理想とする王，菩薩王の姿をとり，満洲人たちの前では八旗の長たるハーンとして君臨した。マルチリンガルな国際人が向き合う集団の言語に合わせて自分の使用する言語を切り替えるように，清皇帝は対する集団の性質に合わせて言語体系や文化的な振る舞いを切り替え，異文化と円滑に交流を行った。
つまり，清皇帝を始めとする満洲人支配層は，満洲語，モンゴル語，漢語，チベット語を程度の差こそあれ理解し，中国文化人であると同時に，チベット仏教徒であり，狩猟に秀でた満洲武人であるという多面的な性格を有していたのである 。これは異文化を外なるもの野蛮なるものとして目下に設定する中国の王権とは対照的な性格である。
本書は，清皇帝が持つ複数の性格のうち，チベット仏教徒に向けて清皇帝が示した姿を様々な側面から解明していくものである。
―本文「はじめに」より

一家花店、一块三明治、一份投资合同，
一座城市中的梦想。
一盒信、一个户口、一封动迁通知，
一条街道里的中国。
长乐路长约3.2公里。
在地图上，长乐路是一段很短的波浪线，位于上海市中心地标人民广场的西南方。我的家在波浪线的最西端。从窗口向下望，树叶堆成的华盖常年都在两层楼高处徘徊。
中国极少有这般绿树成荫的街道。19世纪中叶，当欧美国家瓜分这座城市、划界而治时，法国人在租界里种下了这些梧桐。将近一个世纪后，法国人走了，树留了下来。日本人曾轰炸并占领过上海一段时间，但最终他们也从这座城市撤离，梧桐完好无损。随后，共产党来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很多人英年早逝。这些树依旧傲然挺立。
如今，长乐路上的餐厅、小店琳琅满目，极具小资情调。当我漫步于人行道上，不禁想起这条路见证的那些风起云涌。此处，一个帝国崛起、衰落、又再次崛起。唯有树木恒立。
在长乐路上闲逛之所以让人如此心旷神怡，还要多亏像CK这样的人，正是他们心中怀揣的理想和情怀，支撑起这条狭窄马路两边的各色小店和咖啡馆。这些目光炯炯的外来者将各种梦想层层叠叠垒在一起，希望有机会在大城市里将它们实现。
我想到在大理遇见的那些人心中的梦想，想到亨利在街对面的高楼里分享的有关中国的梦想。我想到了现下充满意味的“中国梦”。
我想到麦琪里的老康、“陈市长”和他的妻子。他们的梦想很简单，只想在自己家里好好过平静安生的日子。
我想到50年代王明一家的通信，想到60年代冯叔和傅姨建设新疆的故事。当时谁又能想到，在5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还能肆意梦想、甚至拥有追梦的手段和自由？

本书所呈现的是有关1949—1994年间中国城市社会分层过程的系统研究。根据中国20个城市的居民样本的生活史，本书讨论了两个主题：（1）在国家社会主义下，中国城市中的再分配与社会分层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国家及国家政策在教育获得、劳动就业、组织中的晋升、明显的和潜在的经济利益分布等领域对个人生活机遇的影响；（2）对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转型的起源和程度的评估。作者在诠释国家社会主义中国45年历史的变化和持续性时，融合了社会学分析和对于历史背景的感受。迄今为止，这是关于中国社会分层最全面和最严谨的研究。

生活在现代中国的人，都明白见证传统流失，老景翻新的感觉。在北京，也许你上周还在一条巷子里的小店吃面条，下周再去就发现那儿已经变成了一堆瓦砾。
相比之下，东北的历史还不算那么遥远。
你乘坐的火车可能行驶在以沙皇命名的铁路上；你漫步而过的建筑不是佛教古寺，而是洋葱圆顶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你走过的大道两旁种着日本赤松；树木掩映之下，是殖民时期各国政府的办公楼，散发着浓浓的旧时代气息；你还可以去参观溥仪的“傀儡皇宫”，看看二战时期日本关押盟军战俘的地方；你站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军飞行员俯冲轰炸过的大桥上，就是站在中朝边境上，跨越了鸭绿江。
17世纪早期，东北，开始比较频繁地出现在有记载的古代历史中。当时在世界的另一边，莎士比亚正在创作经典戏剧，英格兰的清教徒登陆普利茅斯岩，开始创建美国。
也许你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故事，有什么样的过往。而在我眼里，这些恰恰就是历史的印记，记录了东北的兴衰荣辱，也浓缩了现代中国的起落沉浮。
1993年，美国的人口普查不再把农民的数量算在统计范围内，只有不到2%的美国人居住在农村。但中国，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大概七亿人，还住在荒地这样的乡村。不过，这个数字正在直线下降：2000年以来，中国有四分之一的乡村已经悄然消失。
我很清楚，在东北，能够对中国的过去一探究竟。但没有料到，在荒地，我能一瞥这个国家的未来。

当我们津津乐道地谈论历史问题时，很少有人关注这些脍炙人口的历史进程是如何产生的？建构这些历史进程的史学家有着怎样的现实关注和心路历程？这些历史进程是否真实无误？所有答案似乎都可从《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去寻找。
《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第一次系统地回顾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各个时期的中国近现代史历史书写，包括1949年以前现代化史学与革命史学的平行发展和对抗、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化以及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的“激进史学”、19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引进、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史学主叙事危机和史学的“后现代转向”，并深入探讨了主叙事构建背后的复杂原因。由此得出结论：尽管史学家们努力如实还原历史，但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写出既符合现实议程，又为政冶合法性服务的历史。在解构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叙事之后，《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提出了一个在时的、开放的历史观，以期有助于辨清现今的中国在通往最终目标的漫长道路上所处的位置，从存在诸多可能性的、杂乱无章的过去找出线索，以把握中国未来社会改造的轨迹。

★《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系日本著名建筑史家关野贞博士文集全四卷中的第四卷。全书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中国艺术史概论，对中国自秦汉至清代建筑与工艺品的特征与发展进行了脉络性的梳理，并专设陵墓、砖瓦、墓砖、碑碣等条目详细介绍。第二，个案分析，以西安府文庙与碑林、蓟县独乐寺、大同大华严寺等地建筑为例，详细考证其历史渊源与建筑特色。第三，游记信札，记录作者游览过程中的客观见闻与主观感受。全书不仅对于中国古代建筑和艺术有完整的介绍与扎实的考证，同时也收录了大量精美而珍贵的图片，对于知识获取和艺术欣赏均弥足珍贵。

本书是一部别开生面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精彩之作。全书分三部分，分别是：（1）渴望现代：“五四”的西方主义和日本主义；（2）重思现代：京派；（3）炫耀现代：上海新感觉主义。民国时代对现代主义的理解呼唤了一种地区、全球语境相互交织的多元背景。文化争论、政治纷争和社会动乱等不断变化的地区语境塑造了现代主义，同时帝国主义推动下的全球文化经济潮流也参与了现代性的塑造。这种地区/全球连接最为明显的显现即是半殖民地性。这是一种多重外国势力对中国进行多层次占领的政治方式。为了自身的经济和政治目标，这种种的外国势力在中国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 作为我们所处的后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新殖民时代的标志即是：西方文化霸权将西方自身定位为终极价值的裁定人。同时，新殖民时代的被殖民者又反过来将这种定位内在化，从而使文化霸权的可能性得以实现。无论是在“五四”一代西方主义的现代主义之中，还是在京派的文化普遍主义那里，亦或是在新感觉派这里，都市西方的视角都参与其中。京派思想家发现中国文化复兴在战后欧洲流行的文明话语中占有相当的合法性。与之相区别，西方主义者对中国传统的彻底否定采取了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新感觉派既不号召否弃传统，也不呼唤有限度地复兴传统，而资本主义现代性是唯一需要他们考虑的因素。 在中国作家遭遇西方现代性之时，一旦作家们去除掉传统的保护层，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可被用来代替传统以发挥中介作用。西方主义者通过对自身必能赶上西方的确信来想象一种平等。京派思想家在西方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对西方进行一种有限度的批评，新感觉派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看做是不可改变的既定现实。这三种与西方协商的模式构成了三种重要的进程。如果被加以利用，它们将在以后的岁月里成为进一步反思中西关系的基础。

本书从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观察德国占领并统治青岛的殖民历史和社会。这是一部观点突出的著作，作者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阐述这样的观点：在殖民历史中，历史的主体由殖民统治者、殖民地人民以及两者的交合构成，任何单方面的考察和研究都不能公正地叙述殖民时期的中德关系。据此，作者认为，德国在中国的胶澳租界是殖民统治与抵抗侵略、文化使命与民族自强等等彼此对抗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尤其中国方面的抗争和顺应、丧失和建设在这种相互作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这一点在以往的德国汉学、史学研究中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另外，这部著作运用“后现代主义”理论，使用学科交叉的方法，对研究界基本定型的有关观念、方法及学科领域的划分等等进行了新的“解构”式探讨，通过分析德意志帝国的殖民统治措施，分析中国政府和人民直接的或迂回的抵抗方式，进而有理有据地论述了1897—1914年中德两国之间围绕胶州湾问题在军事、政治、宗教及文化等方面所展开的相互接触、相互认识和相互作用。

1949—1972年间美国不承认中国，并且不承认中国独立于苏联之外，与苏联的政策也不同。以往的观点认为“共产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中国与苏联没有不同。这种观点一直蒙蔽美国政府。张少书教授利用多国文献（包括中国材料）证明：尽管美国政府从杜鲁门开始到约翰逊时期在公开场合没有承认中苏的分歧，但是大量文献表明，这几任总统不但认识到中苏的不同，而且还利用这种不同和分歧。本书重点分析了冷战时期的复杂问题并对以往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全书的结构和写作清晰，出色地使用大量原始和多国档案，结论令人信服。
——斯图尔特•L.伯纳斯图书奖（The Stuart L. Bernath Book Prize）获奖评语

This book explor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war and the environment in Henan Province, a hotly contested frontline territory that endured massive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and human disruption dur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at raged during World War II. In a desperate attempt to block Japan's military advance, Chinese Nationalist armies under Chiang Kai-shek broke the Yellow River's dikes in Henan in June 1938, resulting in devastating floods that persisted until after the war's end. Greater catastrophe struck Henan in 1942-1943, when famine took some two million lives and displaced millions more. Focusing on these war-induced disasters and their aftermath, this book conceptualizes the ecology of war in terms of energy flows through and between militaries, societies, and environments. Ultimately, Micah Muscolino argues that efforts to procure and exploit nature's energy in various forms shaped the choices of generals, the fates of communities, and the trajec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North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