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描写了“一战”后英国托管时期巴勒斯坦重建过程中，三位不同背景的建筑师参与建造耶路撒冷新城的往事。
脾气暴躁的天才、德国犹太建筑师埃里希·门德尔松，刚从纳粹手下逃离欧洲，他必须在建造时考虑中东复杂的新现实。肖肯花园、巴勒斯坦银行、希伯来大学出自他手。
奥斯汀·哈里森是英国托管政府的首席建筑师，这位热爱自由的公务员，必须在托管地暴力频发的空气里工作，最终缔造了伟大的洛克菲勒考古博物馆。
神秘的阿拉伯建筑师斯派罗·霍利斯，他在城内留下了宏大精美的瓷片建筑，他就像一个幽灵，见证了这座城市里文化的流动性。
一个不为人知的建造团队，如何奇迹般地克服种种困难，修复了金碧辉煌的圆顶清真寺。

《空间·记忆·社会转型》：社会与文化丛书。《空间·记忆·社会转型》分为“空间：从传统到现代的建构”、“知识传承：东方与西方”、“历史记忆与中国基层社会”三编。

《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是萧公权先生的学术代表作之一，考察了19世纪清王朝统治中国乡村的政治体系，包括理论基础、措施和效果。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乡村地区自然的社会组织划分和基层行政体系，即村、集市、乡镇的划分，保甲和里甲的行政分配和结构特色；第二部分考察国家控制乡村的统治体系，涉及保甲监控、里甲税收、社仓等灾荒控制以及乡约等思想控制系统的设置情况；第三部分讨论乡村控制的合理性及其效果，以及乡村对它的回应。本书附录有关里甲、粮仓等制度的珍贵资料。

从为黑船震动惊恐的江户幕府，到主办东京奥运迎向全球的现代化国家，
伊恩•布鲁玛深入浅出地重新解读“日本成为现在的日本”的过程，
发掘日本真实而复杂的面貌，探索日本模式蕴含的黑暗力量，提供借镜历史、思索未来的独到视角。
从1853年马修•佩里的黑船驶入江户湾，结束长达二百多年的锁国，到在美国的监管下成为一个经济高度发展，并于1964年成功举办东京奥运的现代国家，日本不过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在这本睿智、优美而精简的书中，伊恩•布鲁玛通过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细腻考察，清晰地呈现日本历经的种种重大事件及相继而来的转变，从倒幕运动、明治维新、日俄战争、侵华战争、东京审判，一直到美国接管及东京奥运。布鲁玛深刻地探讨日本社会思想、政治秩序和经济生活等各个面向，并以独到和客观的视角解释日本如何经历这些戏剧性的巨变及伴随的战争与变革，最后从一个小小封闭的传统岛国一跃成为牵动东亚乃至世界的现代国家。

《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是一本在中国边疆史研究领域内由“重新发现”拉铁摩尔到新的“边疆范式”形成的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本书通过对两千多年历史时段之内游牧帝国与中原政权之间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提出了一个解释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游牧大帝国兴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分析模式，并对中原政权与这些帝国的关系作了贯通性的研究。作者提出了边疆游牧力量在与中原政权接触时所交替采取的“外部边界战略”和“内部边界战略”问题，指出外族王朝对中原北部地区统治的周期律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基于集权化与分权化之上的机制性更替过程。《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为中国边疆史研究贡献了一种不同于专业史学家的新思路。
本书作者托马斯·巴菲尔德出生于1950年，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及人类学教授。

Between the mid-eighteenth and mid-nineteenth centuries, Qing rulers, officials, and scholars fused diverse, fragmented perceptions of foreign territory into one integrated worldview. In the same period, a single "foreign" policy emerged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many localized "frontier" policies hitherto pursued on the coast, in Xinjiang, and in Tibet. By unraveling Chinese, Manchu, and British sources to reveal the information networks used by the Qing empire to gather intelligence about its emerging rival, British India, this book explores China's altered understanding of its place in a global context. Far from being hobbled by a Sinocentric worldview, Qing China's officials and scholars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foreign affairs. To meet the growing British threat, they adapted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and geopolitical assumptions to coordinate a response across their maritime and inland borderlands. In time, the new and more active response to Western imperialism built on this foundation reshaped not only China's diplomacy but also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Beijing and its frontiers.

Beginning in the 1920s thousands of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set out for Soviet Russia. Once there, they studied Russian language and experienced Soviet communism, but many also fell in love, got married, or had children. In this they were similar to other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ho were enchanted b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lured to Moscow by it.
The Chinese who traveled to live and study in Moscow in a steady stream over the course of decades were a key human interface between the two revolutions, and their stories show the emotional investment backing ideolog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They embodied an attraction strong enough to be felt by young people in their provincial hometowns, strong enough to pull them across Siberia to a place that had previously held no interest at all. After the Revolution, the Chinese went home, fought a war, and then, in the 1950s, carried out a revolution that was and still is the Soviet Union's most geopolitically significant legacy. They also sent their children to study in Moscow and passed on their affinities to millions of Chinese, who read Russia's novels, watched its movies, and learned its songs. Russian culture was woven into the memories of an entire generation that came of age in the 1950s - a connection that has outlasted not just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but also the subsequent erosion of socialist values and practices. This multi-generational personal experience has given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an emotional complexity and cultural depth that were lacking before the advent of twentieth century communism - and have survived its demise. If the Chinese eventually helped to lead a revolution that resembled Russia's in remarkable ways, it was not only because class struggle intensified in China due to international imperialism as Lenin had predicted it would, or because Bolsheviks arrived in China to ensure that it did. It was also because as young people, they had been captivated by the potential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o help them to become new people and to create a new China.
This richly crafted and narrated book uses the metaphor of a life-long romance to tell a new stor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These lives were marked by an emotional engagement that often took the form of a romance: love affairs, marriages, divorces, and

清代的大部分时间，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本书利用极为丰富的多语种资料，重建了广州贸易在18~19世纪上半叶的日常运作。它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通过专注于实践和程序，而不是官方政策和协议，重新审视了贸易的成功和失败。作者揭开了所有参与者的日常生活，从引水、买办、通事，到大班、行商和海关官员。本书最后对广州贸易体制的反思极为深刻。全书论证透彻严密，翻译语言精练流畅，可读性强，是一部了解清代对外贸易的经典著作。
·
第一章回顾了18世纪早期广州贸易初期的状况，论述整个贸易赖以发展的机制的基础。
·
第二章进一步探讨广州贸易的运作。随着每天日常运作的逐渐清晰，我们可以 更清楚地了解外国人之所以信任广州贸易体制的原因，这促使了来华外国船舶急剧增多。
·
第三章到第五章，具体探讨三种为贸易服务的特殊职业人群：引水人、买办和通事。第三章分析把大型船只引至珠江狭窄水道航行的全过程，可以更好地了解清朝官员如何控制这些船只的来往。第四章通过补给品贸易以及外国人获得物资和劳力以满足需要的方式，探讨外国人如何在中国维持生活。第五章分析由通事所执行的官方程序，这些程序使海关监督能够控制贸易，登记在册以便征收关税。探讨完广州贸易发展的基础之后，本书接下来分析贸易架构中的变化和衍生出的弊端。
·
第六章，回顾贸易管理中的一些重要做法，这些做法旨在掩盖短处而使整个体制运转更加有效。
·
第七章，通过观察白银、鸦片和大米之间的联系，专注讨论贸易的内部机制。
·
第八章，探讨其他若干促进和影响贸易发展的因素，比如澳门贸易、中国帆船贸易、资本市场和代理商等内容，不过这些内容并不是贸易内部机制的一部分。
·
在确定、描述和解释了控制、支配和影响贸易的主要内容和要素后，第九章将讨论这些要素如何互相作用以推动贸易向前发展，同时阐述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结语分析广州贸易体制无法继续维持而土崩瓦解的原因。
·
·
【本书获誉】
·
范岱克的著作论述了在广州的东南亚人、西方人和中国人如何互动，先前被认为僵化的广州体制如何变化与发展，合法和非法的贸易如何在广州协同共生，以及广州体制如何瓦解等诸多问题。过去那些只关注中英冲突的老一套论调，看起来需要重新检讨了。——彭慕兰（Ken Pomeranz）
该著作是基于中国和欧洲档案中迄今尚未被利用过的第一手材料，对广州口岸体制内部运作进行详细研究的首部成果。它为近代早期中国沿海经济与外国商人的接触，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这部精心研究的著作是广州海外贸易体制研究的重要突破。——包乐史（Leonard Blussé） 莱顿大学教授
有关鸦片战争前几个世纪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已经从多个角度展开，但处于中外关系核心位置的广州贸易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通过耙疏中国和欧洲的各种资料，范岱克的著作让我们深深受益，该著作最终展现了一幅连贯的图景，揭示了通常被认为以腐败和停滞为特点的广州体制背后，所掩盖的基本合理性与共同利益。——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

20世纪初，美国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来到中国上海，开启了他历时25年的东方传奇经历。他在中国转遍大江南北，游历前苏联、日本、菲律宾等国，因此对二三十年代远东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格外熟悉，并对当年发生的重大事件都进行了深入报道。
在中国，鲍威尔采访过当时许多重要的政治人物，也接触过深受战乱之苦的社会底层生活；他常是各国达官显贵的座上嘉宾，也曾在“蓝钢皮事件”中遭土匪绑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沦为日军的阶下囚；他深入中苏边境了解日苏在我国东北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也亲眼目睹了日军对上海和南京的大轰炸……
中国现代史那段风云最为激荡的岁月在这本书中都留下记忆的痕迹。作者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现实的观察与分析、感受与思索，对日军在华侵略罪行的体验与记录、揭露与批判，都以一种西方人的视角真实再现在我们眼前。

《杜亚泉文存》主要内容：杜亚泉，1873年（同治十二年）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伧塘乡（今上虞市长塘）。原名炜孙，字秋帆，又署伧父。少时刻苦自修，精于历算，通日语，长于理化、矿物及动植诸科。他的治学道路颇曲折，青少年时，即觉帖括非所学，改治训诂，甲午后，又觉训诂无裨实用，再改学历算。1898年应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算学教员。越二年，为提倡科学，培养人才，创办亚泉学馆（后改为普通学书室），同时出版《亚泉杂志》。

《中国近代翻译史（晚清卷）》采用非编年体例，在简要介绍中国近代社会背景和晚清翻译活动演进的基础上，从翻译的客体、翻译的主体、历史流变和历史影响等方面，探讨了晚清翻译活动的发展演进规律，以“分层扫描的方式”将中国近代翻译史的图景展现给读者，同时探讨了晚清翻译活动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作用，使读者对晚清翻译史有一个比较完整和系统的了解。

当我们津津乐道地谈论历史问题时，很少有人关注这些脍炙人口的历史进程是如何产生的？建构这些历史进程的史学家有着怎样的现实关注和心路历程？这些历史进程是否真实无误？所有答案似乎都可从《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去寻找。
《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第一次系统地回顾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各个时期的中国近现代史历史书写，包括1949年以前现代化史学与革命史学的平行发展和对抗、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化以及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的“激进史学”、19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引进、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史学主叙事危机和史学的“后现代转向”，并深入探讨了主叙事构建背后的复杂原因。由此得出结论：尽管史学家们努力如实还原历史，但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写出既符合现实议程，又为政冶合法性服务的历史。在解构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叙事之后，《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提出了一个在时的、开放的历史观，以期有助于辨清现今的中国在通往最终目标的漫长道路上所处的位置，从存在诸多可能性的、杂乱无章的过去找出线索，以把握中国未来社会改造的轨迹。

本書是中國邊疆研究領域具有開創性意義的重要專著，曾入圍2007年國際亞洲學者研究大會（ICAS）人文類最佳圖書獎。在這部書中，林孝庭教授通過深入探討民國政府與西部邊陲地方政治勢力的互動關係，揭示了國民黨政權在對日抗戰前後與國共內戰期間等不同歷史階段，把原本幾乎不存在的中央政令與影響力，滲入包括西藏在內的中國西南與中亞內陸地區，逐步實現在這些地區的國家建構。在作者看來，國民黨政府所謂的「邊疆」議題，並非全然是傳統上所認知的那種對一個中央政權不斷帶來侵擾的「邊患」議題，亦非完全是國民革命意識形態驅使下民族主義式的「族群政治」議題。相反的，一個本質上屬於地方性政權，政令與影響力皆有限，卻宣稱代表全中國的國民黨政權，面對近代西藏和其他邊疆地區的「主權」問題，靠的更多的是政治上與宣傳上的修辭，然而此種政治修辭流佈如此之廣、影響如此之遠，對1949年以後上至國家政策，下至普通民眾的一般觀念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本書對今人理解過去和現在的漢藏關係，有着相當高的價值。

1930至40年代偽軍的興滅，與抗日戰爭、國共的武裝衝突、以及戰後蘇聯在東北與內蒙的活動等因素息息相關，偽軍交織在民族情感與個人利益的兩難，除必須面對「漢奸」的罵名外，也面臨國共藉著拉攏他們來發展淪陷區勢力的爭奪戰。偽軍如何游移於國府、中共、日本之間，獲取利益？戰後的偽軍在國共兩強的競逐及蘇軍壓力下，其生存環境如何？為何瓦解？
透過本書，將分析偽軍產生的原因，偽軍從抗戰至戰後與國、共、日、蘇等政權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在外族入侵與統治時偽軍的民族意識及偽軍扮演的角色，在民族主義與地方主義高漲的情況下，二者與偽軍自身利益之關係為何？

20磨一剑年，70岁高龄再出新作。齐锡生1991年曾在大陆出版了《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该书曾为人们重新了解这段军阀混战时期的历史真实"很有帮助"。《剑拔弩张的盟友》一如既往地改变诸多以往对抗战时期中美同盟关系的认识。如蒋介石抱持什么心态接受美国的帮助？美国出于何居心给予蒋介石的各种支持？有些什么附加条件？本书以历史的细节揭示二者同盟关系背后剑拔弩张的真实与内幕，重塑中美之间的微妙。
堪称解读战时中美军事同盟关系最优秀的历史作品。一是资料收集宏富，以大量原始资料为依据，且兼有中美双方的；二是抽丝剥茧，层层推进，以扎实的资料为基础，细致分析中美军事同盟建立、运作、问题及其双方责任所在。全面检验过去历史论著的客观性，如最大程度地还原蒋介石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史迪威与中国关系等的历史真相。
文字细腻流畅，叙事生动。这既是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也是一本优秀的历史普及读物。该书之所以成为"2011年度台湾最畅销的历史著作"，就在于齐先生对语言文字超强的驾驭能力，将许多史实和观点以讲历史故事这种生动的叙事方式表达出来。
太平洋战争爆发及中美建立军事同盟关系，不但使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和西方强国形成实质性的政治军事合作关系，而且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四年中，帮助中国从一个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半殖民地国家跃升为世界四强之一。
这个变化如何产生？其过程有怎样的特色？中美两国处理同盟关系的基本态度有哪些不同？二者之间的互动行为对于同盟关系的效率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作者试图解答的问题。
在已有的历史著作中，美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军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或囿于史料，或处于偏见，他们的历史重建以维护量美国利益为主，与历史真实是较大的距离。中国的作品，限于史料，很多问题的阐释语焉不详。
本书作者有关这一问题的中文、英文基本史料及相关史料进行了充分的搜集、对比、辨析，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做了细腻的梳理，在很多问题做出了与传统史学（尤其是美国学者的观点）不同的叙述，为我们重建了全新的战时中美军事合作关系的"历史现场"。
作者认为，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在政策层次上， "利益交换"概念模糊不清，领袖们经常异想天开，不肯务实求知甚至自作聪明，还自以为是。再加上种族优越感作祟，吝于作合理的投资。在执行层次上，它用人失当，导致作风粗糙，无端树敌，反而责怪他人不顺从。
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并非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制度化"，很多偶然的因素，非制度化的运作，时常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一些当事人的个性，如史迪威的个人性格，也在这个时期的中美军事同盟关系中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本書整理、解讀豐富的檔案材料與文獻資料，對民國時期前往西藏的專使做一綜合與分析並重的敘事。本書描寫這些專使前往西藏的歷史背景，他們在西藏的活動以及他們體察藏族社會的獨特視解，指出西藏專使赴藏的目的除了調查西藏社會、政治、軍事等各方面情況，主要是聯絡並增進漢藏情感及重建中國對西藏的主權。

抗日战争是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得以形成的关键一役。在这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进行的总体战争中，汉奸及其政权所致力的统治“正当性”建构、对治下民众的“国家认同”建构，于现代中国的影响何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从建构的旨趣、内容、方法等方面对华北伪政权的“国家认同”建构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以严谨、细致的笔触刻画了那段隐蔽的历史，论断公正平和，发入深思，促使人们谨慎地重新审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敌人的价值”。

本书从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观察德国占领并统治青岛的殖民历史和社会。这是一部观点突出的著作，作者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阐述这样的观点：在殖民历史中，历史的主体由殖民统治者、殖民地人民以及两者的交合构成，任何单方面的考察和研究都不能公正地叙述殖民时期的中德关系。据此，作者认为，德国在中国的胶澳租界是殖民统治与抵抗侵略、文化使命与民族自强等等彼此对抗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尤其中国方面的抗争和顺应、丧失和建设在这种相互作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这一点在以往的德国汉学、史学研究中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另外，这部著作运用“后现代主义”理论，使用学科交叉的方法，对研究界基本定型的有关观念、方法及学科领域的划分等等进行了新的“解构”式探讨，通过分析德意志帝国的殖民统治措施，分析中国政府和人民直接的或迂回的抵抗方式，进而有理有据地论述了1897—1914年中德两国之间围绕胶州湾问题在军事、政治、宗教及文化等方面所展开的相互接触、相互认识和相互作用。

This book explor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war and the environment in Henan Province, a hotly contested frontline territory that endured massive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and human disruption dur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at raged during World War II. In a desperate attempt to block Japan's military advance, Chinese Nationalist armies under Chiang Kai-shek broke the Yellow River's dikes in Henan in June 1938, resulting in devastating floods that persisted until after the war's end. Greater catastrophe struck Henan in 1942-1943, when famine took some two million lives and displaced millions more. Focusing on these war-induced disasters and their aftermath, this book conceptualizes the ecology of war in terms of energy flows through and between militaries, societies, and environments. Ultimately, Micah Muscolino argues that efforts to procure and exploit nature's energy in various forms shaped the choices of generals, the fates of communities, and the trajec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North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