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综合运用经济学、历史学和统计学方法，对清代农业的主要生产指标进行量化研究的学术专著。作者充分利用了超大量的原始资料和相关农业调查、统计数据，对清代8个关键时间点的耕地面积、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粮食和种植业生产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以及包括农林牧各业都在内的全部农业总产值和增加值，逐一进行了量化估计。书中附录的近3000个清代粮食亩产量数据资料，系作者从上千种清代原始档案及官私文献（主要是地方志）中辛勤搜集而得。

作者梳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国内各个流派的政治思想的传播，认为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客观上造成了纳粹的上台，希特勒的革命理论是滋生极权主义的温床，而联邦共和国受到此思想模式的威胁，与魏玛共和国受反民主的思想威胁在方式上完全相同。

这是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西方研究中国国际化历史的著名学者徐国琦先生的一本传记。作者从个人的不凡经历入手，通过个人读书、写书、教书等角度，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人文及人生风景线，揭示出1960年代迄今这个非凡时代中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变迁。并通过其个人人生和学术经历以及对世界和中国的独到观察和研究，来展示中国与国际社会复杂多变的国际化历史历程。在这本引人入胜的书中，作者以个人的经历、阅历、人生感悟为经，揭示周围世界之纬。经天纬地，用个性化的笔触，展示一位受中西文化深层熏陶下的国际学人的文化人生、炎凉世态、及在浮华世界下的“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之心无旁骛的平静书斋生活，和处处溢于言表的甘于寂寞的边缘人心态的心路历程。相信读者阅读这本小书后，不仅能激起奋发向上的意志，并能读出异样的中国与世界。

本书是“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研究丛书”的第二册，本书围绕“中华秩序”这一主题来讨论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从理想、事实和想象三个维度来分析“中华秩序”所呈现的多元性，通过不同学者的解读来挖掘“中华秩序”的内在价值和现实意义。

有2017年2月第6次印本

《明代女真史研究》系日本著名满学研究学者河内良弘的学术著作，1992年，该书由同朋舍出版社出版。本次系由中央民族大学赵令志教授等翻译在国内出版。
《明代女真史研究》中的各篇论文，既独立成篇具备独到的见解，又按着明代发展顺序把其像网状一样紧密地结合起来。据此我们便可综合把握女真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及努尔哈赤登场前夜的历史发展脉络。也就是说，河内先生的著作对明代女真史描绘了一个清晰的全景，在明代女真史研究中可谓翘楚。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Soviet Union strongly influenced China in the early 1950s, since China committed itself both to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and to the Soviet model of building socialism. What is less well known is that Chinese proved receptive not only to the Soviet economic model but also to the emul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in realms such as those of ideology, education, science, and culture. In this book an international group of scholars examines China's acceptance and ultimate rejection of Soviet models and practices in economic, cultural, social, and other realms. The chapters vividly illustrate the wide-rang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Soviet influence, which to this day continues to manifest itself in one critical aspect, namely in China's rejection of liberal political reform.

在「向蘇聯學習」的口號下，1949年後的中國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全盤蘇聯化運動。本書由全球研究中蘇關係史的最頂級學者合力完成，也是迄今為止對中國學習蘇聯運動最重要、最全面的研究，幾乎覆蓋該題材的所有方面。

鴉片，是殖民地的毒藥，還是帝國主義的良方？
充滿自我矛盾的總督府鴉片政策
1895年日本正式領有臺灣。隨著十九世紀末文明與野蠻二元對立的列強思維，日本統治者也意識到鴉片問題乃是攸關「文明」能否克服「野蠻」，及統治能否成功的重要關鍵。帝國政府於是在臺灣推展一系列漸禁、專賣、藥用、特許及戒除的鴉片政策，並自詡其為「人道」做法。
本書蒐羅臺灣總督府及專賣局的相關文書，呈現當時鴉片政策的「帝國性格」，並分析隨後如何以臺灣為中心向外推展鴉片販售以獲取利益；又如何在國際聯盟訪臺的壓力下轉變政策；及從帝國內的鴉片相關協力合作狀態、列國和國際聯盟帶來的國際及外交上的影響等內、外兩方面進行探討。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所長 鍾淑敏──專文導讀
共同推薦：
呂紹理（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郭文華（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收入日本著名史家石川祯浩近十余年的重要论文，集中反映他对近代中日思想交流史和早期中国共产党史的新思考，在广泛调查史料并借鉴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一系列历史现象和具体细节进行缜密分析与考证，以期揭示和探讨中国近代历史的多重面相。
石川祯浩一贯主张采纳更宽阔的研究视野，充分考虑日本和西方（包括苏联及第三国际）的影响，从与世界性的思想流通、影响及运动之相互关系的角度着眼，回归历史发生现场，加深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理解。

《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全书共分7个章节进行阐述，具体包括中国准备加入国际体系、大战的爆发与中国的反应、中国正式参战、内战、1919年巴黎和会与中国寻求世界新秩序等。《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利用国内外已经公开的和俄罗斯尚未公开的档案，梳理了这段时期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说明中国国民党一方面在组织建设，军事建设，干部培养等方面得到共产国际一定程度的支持，同时又时时坚持其三民主义，或公开地在国际舞台上或私下里在谈话中和，以及决定国民党发展和建设的关键时刻，就三民主义还是苏式共产主义问题比较强硬地表态，披露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揭示了往昔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研究中阐述不多的两个方面：“楔子策略”和“国家利益”。即共产国际把国民党领导层划分为左中右，利用其左派，争取其中派，打击其右派，以分裂中国国民党。而划分的标准则是对苏俄和共产国际持何种态度，以达到培植亲苏派，并通过他们维护苏俄“国家利益”的目的。
书中列举一系列论据说明以上两个因素是国民党对共产国际若即若离的原因，作为伏线，一步步说明1927年的国共分裂，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的恶化，并非简单的因为国民党“反共”。

《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套装上中下册)》准备工作，开始于80年代后期。1992年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列为“八五”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研究项目。整个编写工作都始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经济研究所两级领导的指导、关怀和支持。对此全体编写人员受到极大的鼓舞，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套装上中下册)》在搜集资料过程中，除了利用中国一、二两历史档案馆和上海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外，还利用了香港大学图书馆的馆藏资料。在此谨向当时积极支持和协助此项工作之经济研究所董辅初所长、香港大学王赓武校长和京港学术交流中心各位负责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套装上中下册)》的撰写，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同仁承担以外，还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沈祖炜、杜恂诚两位研究员和苏州大学历史系王翔教授的积极参加，使《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套装上中下册)》的撰写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此谨对上海经济研究所和苏州大学领导给予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是日本著名的东洋史学家滨下武志先生积10年心血完成的力作。与以往西方学者把“欧洲的近代”作为近代社会的代表形态的观点不同，作者提出应该从各个地域自身的历史过程来研究其历史本来的发展规律。同时作者对“清朝之衰退”也持异议，认为这一时代的中国经济状况，既将外国事物有机地纳入自身逻辑体系中，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又与亚洲地域内部密切关联，是充满“活力”的。在本书中，作者从中国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研究入手，通过清末财政与海关、赫德与中国海关、海关与贸易统计和通商口岸与地域市场等问题，对中国地方经济与中央财政的结合与分离、地域经济自律性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实际状态作了深入研究，并尝试把这一历史过程作为一个时代来把握，通过国内外同时代人的观察、论点和记录来揭示其整体面貌。作者对中国近代经济史发展脉络的研究角度、资料采用的丰富程度，以及从时代整体进行把握的视角与方法，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着很大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明、清两代于中国疆域研究而言，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时期。本书是“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结项成果。本书对明清时期北方边塞地区部族分布与地理生态作了深入的研究。全书共分三篇，内容包括：环境与生态篇，开发与转型篇，文化与移民篇。

本书以1920—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中心，在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阐明了其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对其时中国的革命性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的。作者认为，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上存在着应受责难的瑕疵，尽管他们经常是在粗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持久的。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是由其时中国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所塑造和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主要并不在于如列文森所指出的是对“历史”与“价值”的矛盾作出了回答，而在于它对中国革命的问题提供了答案。

中国文化本有文史传统，而自史学群起借法于社会科学之后，这种传统已日趋而日益凋零。我与陆胤至今没有见过一面，读其文字而受到打动的，是他出自文学专业而沉潜于晚清史事，并在后生一辈里少见地能够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在熟视史学为社会科学所困之后，保留在陆胤笔下的文史传统能给人以一种亲切感。（杨国强）
以往学界讨论学术转型，多偏向于“在野”的知识精英，近年亦开始留意朝廷的举措。本书专力考察张之洞及其周边的学人群体，不但得以揭示晚清督抚对士林社会的实在影响，更因督抚地位的上下勾连，使得其所描画的近代中国学术文化转型图景更为完整。（夏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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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晚清“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督抚集团依托固有学术传统与行政资源，在学风引导、学制厘定、机构建设、舆论控制等方面作用显著。清季张之洞任督抚时期，凭借自身的“清流”背景与学术威望，在其周边形成了以“清流”士人为核心的学人圈子。他们未必具备趋新学者的超前意识或专业精神，却善于将外来新经验制度化、常识化、普及化，使其更易为士林社会及政教体制接纳。
本书强调张之洞作为政治庇护人、学术赞助者和交游组织者的角色，进而讨论这种“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自我认同，如何作用于学术组织与学制规划。正是通过以张之洞为中心的学人交游，同光之际“清流”的学术传统才得以在清末十多年中持续发挥作用；“清流”士大夫执着的义理、学理，才有可能充实到以器物为主的早期近代化进程之中，成为康、梁等趋新人士意见的先声。
利用诗文集等常见史料与张之洞档案等未刊资料互证，本书以人物的交游群体为考察单位，期待能将近年日益倚重社会科学的学术文化史研究还原到人物本身，提倡一种带有人物面目、人文感觉、人情况味的学术史。

本书大量使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朝奏折，和英国所藏中英交涉文件、日本学者汇编资料集等等，详尽考订并重建了与战争相关的大量基本史实。作者抓住几个主要人物为线索展开叙述。从武器装备、防御工事、兵员训练到作战战术的运用；从后勤、兵力动员、兵员调动到军费的来源、筹集与分配，更涉及交战国可用于战争的经济实力、负责运筹帷幄人员的心态、他们的战争观(从文化层面言)、战术观(从军事角度言)等等。这些面相在过去的鸦片战争研究中或被忽视，或语焉不详，但在本书中却得到充分的展现。
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重大，也是中国百年国耻的开端，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本书对当时的人和事的评价，均从事实认定来加以判断，尤其严肃检讨清朝奏折中呈现的天朝心态，直指中国战败的深层原因。该书展现的严谨论证破除过去误谬之学术性，以及避免再蹈历史错误覆辙之强烈爱国情怀，令人读之震撼动容。
《天朝的崩溃》出版十余年，流传较广，影响颇大，学术价值历经时间考验，已广为读者肯定推崇，即在海外，都成为治近代史之学者、学生，以及一般人士广泛阅读的著作，视之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修订版全面核订了注释、引文中的错讹，重排精装，列入“三联哈佛学术丛书二十年纪念版”再刊。

中國和歐洲強權勢均力敵的狀態為何被打破，
就此進入武力上的「大分流時代」？
挑戰傳統軍事史觀 引發學界熱議論戰
漢學大師歐陽泰 改寫中西軍事革新史的關鍵之作
「中國發明了火藥、槍砲與炸彈，但何以西方人會在十九世紀超越、擊敗並且羞辱了中國？」——賈德‧戴蒙，《槍炮、病菌與鋼鐵》、《大崩壞》作者
——軍事科技史上最令人費解的歷史謎團——
中國人發明了火藥，卻是由西方人主宰近代世界版圖？
漢學家歐陽泰以火器發展切入，重新剖析東西方軍事科技史的變革，
破解近代西方崛起、東方衰落的真正關鍵。
十世紀時，中國人發明了火藥並應用在軍事用途上，幾百年後，火藥科技才逐漸西傳；但到了十九世紀，中國卻在鴉片戰爭中遭逢英國痛擊。
為何曾是世界第一個火藥帝國的中國失去了領先優勢，而過去無足輕重的西方國家卻成為宰制世界的強權？
十六世紀以降，西歐各國躍居全球強權的角色，但中國卻開始一路落後。長久以來，史家往往主張火器幫助歐洲人建立了全球霸權；不過，中國人不僅在九世紀時就率先發明了火器，直到十八世紀初期仍然持續進行火藥科技的創新——這段火藥科技發展史遠比原先許多人認定的還要更長。
但中國在近代何以變得如此積弱不振？主因之一即為從一七六○年代乾隆朝開始，中國開啟了將近一世紀的承平盛世，「天朝無戰事」造成了火藥科技發展的停滯落後。
在此之前，中國與歐洲同樣深具軍事創新能力，雙方武力的「均勢狀態」卻在鴉片戰爭正式宣告終結，軍事上的「大分流時代」就此降臨。然而，長久以來史家為何又對勢力此消彼長的原因爭論不休？本書透過比較東西方軍事史的研究，不僅要探詢「何以中國會走上不同於西方的道路？」更要叩問「西方為何能取而代之成為近代世界的霸主？」歐陽泰以火藥戰事貫穿全書，打破傳統軍事史研究的地理邊界，還原東西方火器發展的面貌，翻轉了史學界對於軍事革新的傳統論述。
好評推薦
王成勉（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特聘教授）
甘德星（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林滿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神奇海獅（《故事》網站作家）
陳秀芬（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陳宗仁（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陳茻（《地表最強國文課本》作者）
陳慧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黃一農（中央研究院院士）
游博清（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楊維真（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主任）
蔣竹山（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鄭永常（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退休教授）
羅士傑（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