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一部中国人用英语撰写的全面研究圆明园的历史巨著，以宏大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引领读者一起去探索“万园之园”的奇与美，感受园林盛衰背后的历史沧桑，并被全美研究图书馆权威期刊《选择》（Choice）评选为2001年度“各学科最佳学术著作”（List of Outstanding Academic Titles）。
该书图文并茂地展现了圆明园建筑的外观与内涵、兴衰全过程及其作为五位清帝居处时园中各方面的人文活动，既从宏观上呈现圆明园布局、扩建、焚毁、修复的漫长变迁，亦于细节处勾勒园林建筑、生活起居与日常运作的点滴，回溯“万园之园”曾经的苦难与辉煌，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人对于那段屈辱历史的研究与反思。
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座圆明园。圆明园的冲天大火永无止息地在一代代中国人心中唤起难以言表的复杂情愫，由此而生的伤悼、自省、图强等话题也一直未曾消歇。且让我们随汪荣祖先生的如椽大笔，去追寻失落的圆明园。

本書は、中国の江南地方という一地域社会に即して、清末民初期（20世紀初頭）に生成した郷土意識を切り口に中国の近代化について検討したものです。郷土意識に着目したのは、近代中国における郷土や地方という概念の登場が、清末に現れた文明や国家といった郷土と対立したり郷土を包摂したりする概念・制度の誕生と不可分の関係にあったからです。
分析に際しては、郷土意識が表現された媒体である郷土志、地方新聞や新たなスタイルの地方志などの出版物の存在に注目しました。そこには地域社会独特の文脈において受容された「新観念」が反映されていたからです。
このような出版物を江南地方において出版したのが市鎮在住の生員・商人層を核とする指導層であり、出版量の多さからは市鎮が高い密度で存在した江南社会の地域性を見出すことができます。本書はこれらの史料をもとに、在地指導層が自らの居住する地域社会をどのような尺度を用いて、どのように位置づけ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かを分析しています。

王汎森——近几十年来，我们对晚清民初的思想、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到了汗牛充栋的地步。但是我们很少从在地的眼光出发，讨论地方上的变化，甚至由“下”而“上”去厘清国家的变化。即使有，也都是从动乱时代的材料与状态着手，对于非动乱时代的状态了解不多。而佐藤仁史最近 谈近代中国乡土意识的书，便是由“下”而“上”出发所做的研究中的一部好书，充分吸收中、日史学界对地方社会的研究成果，他深入“地方性史料”，大量运用地方刊物、报纸、杂志，而且尽力掌握其复杂的互动关系，分析新旧政见与各种势力，这些势力既是思想意趣的，又是现实利益的，它们层层套叠又循环取利，构成了一幅色块斑斓的印象派油画。

◎名人推荐
彭慕兰对于中国不同地区的洞察，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丰富面貌。这部作品让我们理解：为什么蓬勃的经济增长发生在沿海核心地区，而与此同时，内陆地区则一直维持着贫穷与被“牺牲”的处境，并成为孕育共产革命组织的土壤。
——周锡瑞（Joseph Esherick）
这是一部令人瞩目、立意新颖、富有想象力的重要著作，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它阐释了老问题、新方向。老问题是关于国家层面：我们怎样去理解一个崩溃的国家政权以及由此代替它的“现代化”国家？怎么样去理解“帝国主义”带来的影响？新方向是地方和区域在此过程中的转变。
——曼素珊（Susan Mann）
◎媒体推荐
彭慕兰对中国北方区域的“经济之死”作出了意义非凡的研究。“黄运”，是一个未经“官方”命名，但自20世纪初就开始“死亡”的特定区域，人口1500万，涵括河南、山东西部等与黄河相交之地。19世纪曾是中国北方核心区域的一部分，随着来自国外的压力和影响与日俱增，国内面临的挑战和回应使得这一地区越来越“边缘化”。彭慕兰通过详细的解析，将这一图景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The China Journal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研究，它可以作为关于中国近现代的政治、经济的重要著作。彭慕兰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The China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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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奖获奖作品，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彭慕兰成名之作
本书荣获1994年费正清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该著作一上市就得到广泛关注并得到学界内外一致好评。彭慕兰凭着扎实的历史素材、敏锐的研究视角，从社会、经济等方面全面论述1853—1937年这一时段黄运地区的风云变幻。
2017 年全新修订，精善呈现加州学派领军人研究心血
原译者马俊亚全新校译修订，内容更为精善，全面展示加州学派领军人学术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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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丰富，眼界开阔：“人为”打造出来的贫穷腹地
本书运用多个国家的丰富史料（包括中、日、美，民间、官方等级别的史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清末民初1853—1937年间，华北内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变迁及其原因进行探索。
作者在书中描绘了华北内陆地区，尤其是河南、山东等一带当时的社会情形，包括对当地的金融、农作、交通、税收情况和农民的反抗斗争进行了全面描述，同时将当时华北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发展作对比。他认为华北内陆在这段时期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发展呈现出衰退的迹象。作者不仅描绘了一幅生动形象、波澜壮阔的华北内陆生态群像，更是运用了社会学理论、历史地理学、社会区域理论等多重视角，分析了华北内陆衰败的原因。他指出，在国家退出了对地方社会的经济以及政策扶持沿海地区的大背景下，此时的华北内陆又遇上战乱和自然灾害，衰败是必然的结果。中国内陆腹地并非生来“落后”，这一局面更多地是由国家政策以及时局造成。
彭慕兰的学术关怀恳切、史料搜集整理之功在这部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而这部作品的主要论点在当下读来依旧常读常新，发人深省。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向来是中国作为文化输出的一方。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当时政府中的一些官员以及部分知识分子才认识到向西方，尤其是日本学习，进行改革的紧迫性。从1901年到1911年这11年间，清朝政府聘请了大批日籍教师充任中国新式学堂的教员，这些日籍教师在历史上被称为“日本教习”。本书收入了汪向荣先生有关“日本教习”的研究性文章。这些文章不但从不同方面阐述了日本教习来到中国的历史背景、他们在中国从事的教育活动，还论及一些回到日本之后的日本教习对中日文化交流所做的积极贡献以及中日两国人民官方和非官方的交流活动，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

本书以浙江籍留日学生问题、对日教育考察、浙江籍华侨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为主题，对清末浙江以日本为媒介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说明。

本书围绕着民国时期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程度这一核心问题，由1928—1937年的北京犯罪问题为切入点，探讨了民国北京的犯罪数字来源、犯罪类型、犯罪群体、犯罪的预防与控制及改造与惩罚、民众和舆论对犯罪的认知，力图通过揭示这一时期北平犯罪的真实状况，构建出下层群体的社会生活。本书的研究表明仅仅依靠警察、监狱等国家机器是无法有效遏制犯罪的发生的，强制性控制也是不能有效引导社会成员服从的。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做“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治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个体的治病行为也由此变成了群体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者以新颖独特的叙事手法，通过数十幅相互衔接的场景，形象地再现了中国社会变迁波澜壮阔的另一个历史侧面。在这些场景中活动的人物既有西医传教士、助产士和社会改革者，亦活跃着坐堂中医、顶香看病人和走方行医者，还有各类政治家和赤脚医生的身影。本书力求在一种“情境化写作”的状态中充分展示近现代政治演变与传统医疗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博弈关系。

第 一 部
明治国家之成立——由幕末维新到颁布宪法
前言
第一章 幕末十五年 王政复古
一 开国 日美通商条约
柏利来航 日美和睦条约 哈利斯、日美通商条约 违敕签字、将军继嗣
二 公武合体 尊王攘夷
公武合体、朝幕修好 攘夷亲征、八月十八日政变 征伐长州、下关战争
三 萨长协约 尊王讨幕
罗歇、帕克斯 萨长协约 幕法同盟
四 大政奉还 王政复古
大政奉还 武力讨幕 戊辰战争
第二章 维新政府 萨长土肥
一 中央集权 藩阀与旧藩
太政官制、版藩奉还 藩阀与旧藩 三藩献兵 废藩置县
二 岩仓遣外使团 征韩论争
派遣事由 英国、德国、俄国 留守政府 征韩问题 庙堂分裂
三 大久保政权
征韩派、民权派 清理秩禄、改革田赋 木户与大久保
四 西南战争
私学校蜂起 政府派出讨伐军 立志社动向 大久保与西乡
第三章 自由民权运动
一 自由党的成立
爱国社复兴 农民占八成社会、文明开化 国会开设请愿运动 自由党的成立
二 新闻与游说 府县会形势
党干部与党员 新闻与游说 府县会、地方政治
三 自由党解散 府县会党派
镇压与怀柔 资金枯竭 过激举动、解散党 府县会党派、企业勃兴
四 朝鲜问题
壬午军乱 渡韩计划 甲申事变 大阪事件
第四章 完善体制 制定宪法
一 明治十四年政变
积极财政、紧缩财政 宪法问题、大隈密奏 向民间出售官产问题、舆论沸腾 政商、三井与三菱
二 内阁制度 培训官僚
内阁职权、内阁官制 官员与藩阀 培训官僚、任用制度
三 帝国议会 地方自治制
帝国议会 众议院议员选举法 地方自治制
四 修改条约问题 大同团结运动
井上修改案 大同团结运动 大隈修改案
参考文献
附录
表1 产业人口中农林水产人口比率(184l—1971)
表2 铁道营业公里数(单位：公里)
表3 由太政官制到内阁制的中央机构变迁
附图 日本旧国别全图
人名索引

《遐迩贯珍》是《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最早出现的中文刊物,又是中国第一份宗教期刊。内容包括言论、新闻、传道、寓言及西方科普文章,涉及军事、外交、时人行踪、市政建设等中国新闻,还有刊登商品行情的广告,开创中文报刊刊登广告之先河。对于19世纪中叶,封建专制、迷信盛行的中国大地,《遐迩贯珍》所载文章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和科学启蒙作用。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修订版)》，本书2001年由我社出版。本书主旨是研究梁氏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这一个过程是通过日本明治时期的文化完成的。全书的内容极为丰富，梁启超思想的重要内涵都讨论到了。例如“新民说”是怎样来的，自由、权利与国家的关系如何，从革命到立宪的由来，儒家思想、佛学思想、文学传记思想等，均一一论列。以新发现的资料充实他们的议论和解释，发前人所未发，见解新颖而甚平实。

本书使用大量史料，按时间脉络对1912-1945年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涉及中德间发生的主要事件及其国际背景、重要人物的思想及交往等。作者认为：国民党与德国的经济合作、军火贸易是其关系演变的根本动力，国民党与德国之间的矛盾是其关系演变的直接动力，国民党内部和德国内部各自的斗争是其关系演变的间接动力，孙中山、蒋介石和希特勒等政要在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演变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史学方法是训练史学家的一门学问。杰出的史学家，可能是天纵的，道地的史学家则是训练出来的。天才也只有接受了既有的或自创的史学方法后，才能成为史学家。本书以古今中外数千年的史学方法的蓝本，归纳总结出了基本的史学方法，在技术的方法之外，扩及史学理论与思想，提出了史学家必备的基本素质与修养。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著目录(套装上中下册)》较为系统地搜集了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及其与社会背景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中、英、日文论著的目录，并进行了整理分类。全书分单行本和论文两部分。每部分除科学技术各专科外，还有总论、科技传播与交流、科学技术机构与组织、科技教育、科技与产业、科学技术相关人物等综合性类别，各大类下又分若干小类。书末附有作者索引。《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著目录(套装上中下册)》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提供了检索已有研究成果的工具。

《中国近代科技期刊源流（套装共3册）》运用文献考证方法，以个案分析为主，全面考察了上溯1792年，下迄于1949年中国科技期刊的发源和发展，并将其划分为文理综合性期刊、综合性自然科学期刊、基础科学期刊、农学期刊、医学期刊和工程技术期刊六大类别。其内容包括刊名、学科性质、刊期、创刊时间、停刊时间、编者、出版者和发行者、版本和流传、馆藏，办刊宗旨、办刊单位介绍、主要学术内容、栏目，代表性文章、办刊特色、编辑思想和方法等。对关键阶段的代表性期刊有较详尽的论述。大多数期刊附有序、发刊词、卷首语或其他反映办刊历史的重要文献。经个案分析的期刊为369种，为补缺憾，特列《1792-1949年中国科技期刊分区目录》，记录了2845种期刊的信息，借此可窥全貌，及了解中国科技期刊的区域分布特征和区域期刊出版中心的形成和变迁。

本书以江南核心区域太湖流域为讨论范围，详细考订了江南居民传统用饮用水源结构，特别是水井问题；运用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分析近代以来江南地区水质环境变迁时空过程及原因。
饮用水既是人与自然的一个界面，又是人与社会之间不可或缺的介质，《水乡之渴——江南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1840-1980）》正是对这一介质进行历史地理学上的探索。江南地区河流纵横，水网密布，但近代以来也遇到了越来越严重的饮用水问题。《水乡之渴：江南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1840-1980）》以江南核心区域太湖流域为讨论范围，详细考订了江南居民传统用饮用水源结构，特别是水井问题；运用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分析近代以来江南地区水质环境变迁时空过程及原因。在此基础上，依次论述与评价晚清、民国、新中国成立后江南地区的饮水改良与管理活动。

本书以政权合法性建设为论旨，结合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知识界定“民国国家仪式”概念，并用个案形式考察民国前20年间国家仪式的操演状况。进而探讨国家仪式本身及背后所蕴藏的政治文化内涵和意义，系统深入探寻国家仪式与合法性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国家仪式举办的主观动因和客观功用。

《凤凰文库: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3卷)(1840-1895)》从详细解读日本外交史、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的相关原始资料出发，论述了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中国认识从臆测到实证、从同病相怜到蔑视轻侮以至于兵刃相向的发展过程。对幕末志士的中国认识、明治初期《中日修好条规》的交涉与签订过程中的种种问题、福泽谕吉以及为蔑视中国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各种言说、当时政界、军界及社会民众的相关历史事实进行了详细的实证研究，概述了这一历史时期日本中国观中殷鉴论、唇齿论、敌对论、亲善论等几种基本类型，并从总体上阐明了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原型及其变化机制。《凤凰文库: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3卷)(1840-1895)》附录有比较详细的相关事项年表和田中梓都美的《近世至明治时期日本的台湾认识》专论，有助于把握这一时期日本中国认识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