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清日的战争，清朝用干支纪年的甲午年命名“甲午战争”；日本命名“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欧美命名“First Sino-Japanese War”。 依据国际上对战争命名的惯例，明确作战当事国的主宾关系，本书题为“清日战争”。清日战争已过百年，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留下了伤痛和耻辱。从那个时代开始， 外来侵略接踵而至，在中国近代史上，当西方文明和明治维新与古旧的清朝体制发生猛烈碰撞时，战争的失败也催生了中国新的历史纪元。
作者将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等处馆藏历史文献中收集了大量华语史学界难得一见的史料和大量弥足珍贵的图片，爬梳整理，按战争经过、战争背景、战争、战时、战地各种局部、战争影响、大事记、图记、表记等编纂出一部崭新巨著。书中对甲午战争历史的深层挖掘和剖析，力图站在中间立场分析战争的胜败得失，有助于读者更多地认识战争的背景，客观思考战争胜负的原因，及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本书各部分均采用清日两国对比手法写作，全面对比双方的军、政、经、民等各方面因素，清晰直观，一目了然。较之以往单纯纪事或编年手法的突破，有利于对清日两国之间战斗力等军事能力现状的了解。

作者选取上海1966-1976年的人口状况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是为承担上海“文革”社会生活史的整体研究搭建了一个深远地看到许多社会情状的背景。

近代从事西式外交的官员产生于科举的道路，他们是如何“适应”外交这种全新的“职业”的？如何理解清朝外交机构的运作方式与特点？作者从清代档案中钩稽总理衙门、外务部及驻外官员的履历资料，考察其出身、选任、升迁、去向、群体演进等系列问题，构建并展现出晚清外交人员从起源、发展到所谓“职业化”外交官群体形成的全过程。“外交官”是一个研究薄弱的群体，本书的研究为今后的晚清外交史研究奠立了基础。

东邻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渐强、野心日大，缘此中国的日本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而黄遵宪所撰《日本国志》则是此期国人研究日本历史，尤其是维新史的名作。曾任驻日参赞的黄遵宪有感于中国士大夫大多眼界狭隘、不悉外情，乃发奋撰写了这部“条例精详、纲目备举、寄意深远”的著作，以见闻之切、搜罗之广、才力之富，尚费时八年方告成功。但该书1887年刊行后更多地是受到日人的关注，至甲午战败，该书的价值才广为国人所知，

郭沫若（1892－1978年）和容庚（1894－1983年）都是中国现代有名的古文字学家。在多年的学术交往中，二人互有书信往还。在短篇寸简中，他们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分享学术心得。他们的学术交游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中国文化史迹》十二卷，著名艺术考古学者常盘大定（1870—1945）、关野贞（1868—1935）合著。原书系日本法藏馆于1939年至1941年间陆续出版的珂罗版图录，单页印刷，盒装，共十二辑，收图两千余幅。此次出版即据之影印复制。《中国文化史迹》一书含括中国山西、河南、广东、湖南、江苏、浙江、福建、河北、山东、陕西、四川、湖北、江西、安徽、北京等地诸多名胜古迹、古建遗址及市井图像，最早的照片摄于1906年，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古建筑、园林艺术家陈从周称赞是书：余治中国建筑史，初引以入胜者，其唯《中国文化史迹》诸书，图文并茂，考订精核，私淑焉，四十年来未能去怀。

近代中国海关始于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期间，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赢得政权后未几结束。一个世纪中，它的身影不仅出现在中国的内陆腹地，还出现在远在西北的乌鲁木齐，甚至是西南的喜马拉雅山。
无论沿海，还是内陆，海关对于中国而言都是一个重要机构，也是weiyi一个未有中断且势力几乎可达全中国的机构。
近代海关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所提供的监管加速了中国的国际贸易，以及支持了涵括中国、欧洲、亚洲和美国在内的跨国人际网络。它不但支持中国以平等的民族国家身份加入到新的外交体系，同时促进中国与国际组织间的合作，打造国际惯例，譬如航海公约。海关职员在私人闲暇时，是收集者、翻译者、语言学家和学者，通过他们的活动，使中国在国际文化和学术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晚清到北洋，再到抗日战争乃至国共内战，海关的历史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缩影，并且触及许多面向，进而影响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崛起，以及抗日战争等。海关同时也从根本上形塑了这一时期统治中国各个政权的形态。

《南亭笔记》16卷，署“武进李伯元著，泾县胡寄尘校订”，上海大东书局1919年7月石印本。李伯元，名宝嘉，原名宝凯，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笔名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等，江苏武进人。晚清小说大家，著名报人。

既然《史略》的成书源于郑孝胥对满清的“赤诚”思想，那《史略》中的史观就难免表现出对大清帝国的眷恋与悲情。然而，为了阐述伪满建国的合理性，摆在郑孝胥面前的难题似乎有以下几点：（1）如何自圆其说地论证世界中之伪满洲国家；（2）如何正视伪满洲国与日本的关系；（3）如何厘清出现于东北地域的张作霖父子的政权与伪满洲国的关联；（4）如何摆正国民政府与伪满洲国的位置关系等。概括说来，从国际视野、东亚视野和本土视野考察伪满洲国存在的合理性，也是《史略》着重关注的的关系层面。

本书注重历史当事人的时代关怀，返其旧心，从广义的文化视角考察近代中国思想与社会的权势转移。全书跨越思想史和社会史的学科藩篱，通过探讨近代大变局中传统的中断与传承，中西文化竞争与民族主义的特异，思想衍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等各层面的多元互动，揭示近代中国社会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丰富特性。随着四民社会的解体和经典的隐退，出现了民国之中“国进民退”的倾向。这些演变既产生了众多问题，又遮蔽了不少问题，当时就造成读书人的困扰，迄今仍在影响我们。

本书要研究的是胡适。这位二十多岁就暴得大名的人物，从青年起就一生都是新闻媒体注意的对象，也是学术界一个久有争议而很难处理的题目：前些年是贬多于褒，近几年则褒多于贬。而本书要做的就是帮助读者更好地去了解这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一个1891-1929年间的胡适。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以一个没有什么身世凭借的二十多岁的青年，回国两年间，即“暴得大名”，一举成为士林之首，真是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之事。这个极有意思的事例，几十年来吸引了无数学者。故此，有人曾说，胡适的“暴得大名”，就是因为“中国思想界有一段空白而恰好被他填上了”。而今，这个人物已经远离我们数十年，但是关于他的争论却从未停止，胡适，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文章所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晚清最后十年到1930年代左右，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偏重的是“变”的部分，而尚未来得及仔细分析在新史学甚嚣尘上之时，旧史本身的风貌。

本书充分利用日本及中国大陆、台湾所藏档案史料，体察清末民初的时代语境，以华盛顿会议等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为案例，梳理、剖析当时外交活动的表象、特点及其本质。对晚清至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外交制度的形成、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机构的兴衰、外交人才的培养，以及重要事件中中央政府、外交官僚、社会舆论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详尽分析。全书力求摆脱以往民初外交史研究中重评价、轻实证的痼疾，还原以往研究中未能注意到的细节和时代特点，并追索民初外交与其前后时代外交的关系。

本书内容包括三重的天下——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文明论的华夷观——中国民族思想的起源，万里长城的内外——成立期的中华帝国与夷狄等。

岩井茂树的《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一部分，即“财政结构的集中与分散”，是以清代的财政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明确了正额财政的集权构造，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正额财政之外又广泛存在着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以此认识为基础，考察两者之间存在的互补性，并分析了18～19世纪的变化过程。
第一章，首先概述了清代财政的基本情况，论述岁入和岁出的结构以及它们的发展倾向；其次，从宏观角度考察了17世纪中叶开始的经济变动，分析了财政收支情况与经济变动的关系。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在18世纪的100年间，尽管白银的购买力不断降低，导致了物价上升，但正额财政的实际规模却不断缩小。同时，由于州县财政开支的主要来源——“存留银”不断削减，而各种性质的“劝捐”﹑“摊捐”又层出不穷，导致地方官府财政日益窘迫。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地方政府扩大了附加性或追加性课征项目的范围和数量。基于这样的原因，笔者认为：在财政体系中实行“原额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课征的增大，并会造成财政负担的不均衡。同时，作为当时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馈送”、“规礼”等官僚之间的私人赠送广泛存在。财政负担的不均衡和吏治的颓败使利害冲突更加激烈，社会不稳定因素逐渐扩大，最终导致了王朝的倾覆。
第二章及第三章剖析了京饷、协饷和酌拨制度的建立与演变过程。清朝中前期，一直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的正额财政制度。但在太平天国时期，随着酌拨制度的崩溃，开始摊派京饷与协饷，清朝财政呈现出分权化倾向。到19世纪后半叶，实际上确立了以各省总督、巡抚控制的省级财政为中心的地方财政体系。
在这种地方财政体系中，外销的经费占有核心地位。第四章重点讨论了外销不断扩大的过程，并说明了随着外销领域的扩大，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间围绕着外销经费问题所产生的矛盾也不断扩大。光绪九年（1883），朝廷以支付京官津贴为名，要求各省将部分外销款项送交户部饭银处。中央政府与各省为此发生纠纷，山西巡抚张之洞力主保护各省权利。通过张之洞的议论，可以发现外销款项在当时还没有成为正式的财政制度，没有“名分”。而且，在省级财政的外销款项之外，基层政府机构的经费仍然依靠各种附加税和非法捐税，官员中饱私囊的状况也一直存在。
《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二部分“徭役与财政之间”，具体地考察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在不同时代财政体系中的形态与演变过程，从新的视角来透视各个时代财政的历史特点，并在研究方法上展开新的探索。
第五章以15世纪中叶赋役改革中创建的均徭法作为具体考察的对象。在实行均徭法之前，杂役是在有负担能力的人户之中进行点佥，而均徭法则规定杂役由轮年应役的里甲各户承担。以往的研究认为均徭法推行的目的是完善里甲组织的税、役征收体制。但是，笔者认为，均徭法的具体应役方式并非以“赋役黄册”为依据，而是另造“均徭文册”或“龙头鼠尾册”等簿册进行派役。由此可知，均徭法是利用里甲组织来实现十甲各户轮流当役，而不是将每个甲作为一个单位进行派役。明代的里甲组织虽然承担税粮征收责任，但是，在征收正常财政开支以外的地方性事务经费和徭役的过程中，里甲组织并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去应付各种负担。
第六章探讨了里甲组织及里长的徭役负担问题。见（现）年里长承担很多职责，其核心是“催办钱粮”和“勾摄公事”。到现在为止，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者把“勾摄公事”解释为承担里内及官府委托的公共事务，并解决由此产生的费用问题。然而，从元代到清代，“勾摄公事”实际上是一种官吏用语，专指诉讼过程中拘唤被告﹑原告和人证等事务。这里的“公事”并非指里长承担的各种事务和费用。里长作为乡村基层组织的头目，要遵行官府的命令，承担“钱粮”和“刑名”之役。按照明初确立的财政制度，明代的上供物料和地方政府的“公费”等额外负担本来不由见年里长或十户甲首承担。然而，永乐年间以后，随着财政支出的膨胀，上供物料和“公费”等成为中央和地方官府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这些额外的费用大大加重了里长的负担，超越了其支付能力。为了规避重役，有些人户采用诡寄和花分等手段，逃避里长之役，从而造成了“役困”问题。由此可知，明代所谓的徭役问题产生的根源实际上是由于正额之外的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也要由里长和没有优免特权的庶民承担而造成的。
第七章讨论一条鞭法在财政史上的意义。“一条鞭法”不仅统一了维持地方官府运作的各种徭役（四差），又在《赋役全书》等财政簿册中把这些费用作为定额列入地方存留。同时，原先的许多额外负担也被归入正额之内。一条鞭法推行的结果，削减并固定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经费，目的是杜绝地方政府利用徭役征收所具有的弹性来获取额外收入。17世纪中后期，随着军事开支的增大，财政日渐窘迫，并且一条鞭法以外的各种徭役名目则再一次扩大。
通过上述历史现象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财政的“原额主义”造成了地方官府财政经费不足，导致了正额之外的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与数量日益膨胀，而不断增加的额外负担又不均衡地加之于社会各阶层之间。这样的结构贯穿于明代的财政。清代财政和明代的财政虽然在岁入与岁出方式上有所不同，明代实行的是现物财政，而清代实行的则是银钱财政，同时，在有无法定差役制度这一点上也有所区别。但是，如果着眼于财政结构和原则，就会发现明清两代存在着共同的特点，即僵化的正额部分与具有很强伸缩性的额外部分形成互补关系。
本书的附篇则概括地说明了近代中国财政的基本情况。近代中国经历了两次革命，内战与外侮频仍，其财政制度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中国近代财政史上，出现过“没有地方的中央财政”，也出现过以附加税作为原资的县财政，在附税征收过程中还出现过包税制。而厘金制度废除后，各种“苛捐杂税”又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问题，可以看成是清代以来财政体系的延续。

In a panoramic and pioneering reappraisal, Pieter Judson shows why the Habsburg Empire mattered so much, for so long, to millions of Central Europeans. Across divides of language, religion, region, and history, ordinary women and men felt a common attachment to their empire, while bureaucrats, soldiers, politicians, and academics devised inventive solutions to the challenges of governing Europe s second largest state. In the decades before and after its dissolution, some observers belittled the Habsburg Empire as a dysfunctional patchwork of hostile ethnic groups and an anachronistic imperial relic. Judson examines their motives and explains just how wrong these rearguard critics were.
Rejecting fragmented histories of nations in the making, this bold revision surveys the shared institutions that bridged difference and distance to bring stability and meaning to the far-flung empire. By supporting new schools, law courts, and railroads, along with scientific and artistic advances, the Habsburg monarchs sought to anchor their authority in the cultures and economies of Central Europe. A rising standard of living throughout the empire deepened the legitimacy of Habsburg rule, as citizens learned to use the empire s administrative machinery to their local advantage. Nationalists developed distinctive ideas about cultural difference in the context of imperial institutions, yet all of them claimed the Habsburg state as their empire.
The empire s creative solutions to governing its many lands and peoples as well as the intractable problems it could not solve left an enduring imprint on its successor states in Central Europe. Its lessons remain no less important today."

“她”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所发明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女性新代词。它的诞生、早期书写实践和社会认同的过程，蕴涵着丰富多彩、生动曲折的历史内容。揭示这一过程，对于认知汉语的现代变革、新文艺的起源、女性意识的强化与渗透，以及中外文化交流互动的意义等，都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
《“她”字的文化史》是作者长期研究近代中国新名词的一个典型个案，很是系统完整。其所发掘出的材料让人感到惊奇。全书为“她”字作“传”，构思新颖，讨论深入，图文并茂，集历史叙事、史实考辨、分析评论于一体，融语言、文学、性别、观念和跨文化交流的多维视野于一字，是对反对“她”字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理念的自觉实践。

本书一书是陈恭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时至今日，仍被公认为代表民国时代最高学术水准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代表该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独立立场和观点的著作。本书19章，近70万字，以叙述为主，分析辅之。本书根据近代以来发生的大事，分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民国以来状况等几大主题，为中国近代史架构了基本的叙述轮廓。尤为令人称道的是陈恭禄尝试以一种公正的态度对待历史，他认为“本书论断，著者非诋毁时人，或为之辩护，不过以公平之态度，说明其立场”，比如在讨论中外冲突及中外关系等问题时，“对于侵略之罪恶，决不为之稍讳”，但更要以事实为根据，不能一味诋毁。由于本书持论公允，资料翔实，详略得当，成为当时中国近代史最完善的教材。

《梁启超年谱长编》是任公的年谱长编，治近现代学术思想者必读。近现代人物年谱中的一部鸿篇巨制，以资料翔实著称，尤其是书中摘录谱主与其师友往还的七百余通书信，史料价值极高。编者在处理资料时，将其按年分类连缀起来，加上说明性的或评论性的文字，以体现谱主在有关年月中的主要活动。

《观察》是储安平创办于1946年9月1日的杂志，撰稿人多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因敢于抨击国民党政权，提倡“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大受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欢迎和喜爱，后被国民党查封。1949年11月1日复刊，1950年5月奉命改为《新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