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周代氏族社会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为其内部融合与外部分界，第三部分为东周时期的变革与重组。《宗子维城》以历史分析的方法来看待中国青铜时代的考古材料，观点新颖，视角独特，论证有力，读后使人耳目一新，可谓近年来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研究的典范之作。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原书名《支那文化史迹》）由东京大学教授关野贞和日本古建筑学家常盘大定合著，于1941年出版发行。原书为日文版，按民国时期的行政省区进行分类编辑，全书共计图版2531幅，分12卷，每一卷附有10万字左右的解说。
这是一部全面系统介绍中国古迹建筑等的大型著录，作者从1906年开始，历时三十余载，先后数十次来华实地勘察，搜集、拍摄的照片、拓片几乎囊括当时保存尚好的名胜古迹，堪称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上的一大图鉴。从取材范围之广、收录内容之丰富、附加解说之详细等方面看，时至今日无有出其右者。
梁思成等专家学者都把此书作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在讲义、著作中多有引用，书中涉及的名胜古迹几经战乱、天灾等，能保存完整者已经很少，其图版资料更显珍贵，这对于宗教、建筑、书画、造型等传统文化研究，古迹修复重建，文物鉴定，流失海外文物追讨等均有很大帮助。

对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的全方位研究
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一章
本书从思想理论的角度，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衰进行了最系统深刻的剖析。
本书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知青史的精审之作。
1966年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城镇中学生先“闹革命”，当红卫兵，后被遣送到农村去。据统计，1968至1980年间的下乡人数，大约有一千七百万。这场有组织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是一场彻底的政治运动，名为“上山下乡运动”，在世界或在中国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这场运动对整整这一代城镇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打乱了他们的生活秩序，使他们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影响他们的家庭，以及整个城市社会，甚至农村社会。这整一代人可以被称作“失落的一代”。
本书揭示了发起这场运动的领导人公开或隐蔽的动机，与他们为达到目的所使用的手法，同时分析了他们的这些决定在整个社会上所引致的后果。本书也探讨了下乡运动进行了二十多年（包括“文化大革命”前小规模的运动），为何会在1980年突然寿终正寝，并且研究了这场运动在中国社会、政治及经济上留下了什么印记，以及它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应该占一个什么位置。
本书对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作了全方位研究，指出其动因不仅在经济人口方面，也在政治方面，论述之广泛，分析之深入，构成了当代中国史研究重要的一章。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作者是第一位用中文在中国发表知青问题论文的西方学者，是第一位深入到知青中并且从事知青研究的西方学者，同时还是唯一一位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以研究知青问题为己任的西方学者。
刘小萌，知青史专家
作者是法国汉学家，却对中国当代历史有极为准确的洞察。作为同龄人，他对于中国知青的命运既有深切的同情理解，又有立足国际视角的冷静分析。我也是当年的知青，对此书颇为认同和喜爱。
丁东，书评人
这本书以翔实的资料及充分的论据阐释了当年发生的令人心寒的历史事实。
Andre Laliberte, China Quarterly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为一重要事件，但却远不如红卫兵造反那么广为人知。如今，潘鸣啸终于为我们完成了一本含有确凿证据的学术论着。
Lucien Bianco, China Perspectives
眼前这本巨作汇集了曾经经历过那悲惨时期的各路英雄的面谈记录，对纷繁杂陈的中国资料抽丝剥茧寻根究底，经过长期酝酿，最终给我们清晰地勾画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侧面。
Marie-Claire Bergere, Vingtieme Siecle

这是两卷关于宋朝（960-1279）及其五代和南方诸国先驱者的第一卷，介绍了中国从907年唐朝灭亡到1279年蒙古征服南宋的政治历史。概述了在社会、经济和知识分子上升时期，标志着宋朝政治的兴起、巩固和灭亡的人物和事件。作者特别强调了在宋朝时期出现的具有政治意识的文人阶层，其特点是在朝代早期考试制度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以及在接近尾声的“道学”运动的兴起。此外，他们还强调了宗派主义和宰相专制对宋朝政治文化的不稳定影响，以及契丹辽、西夏、女真金和蒙元等强大的草原帝国对宋朝事件的形成和发展速度的影响。

本书是美国学者的一部汉学研究力作。作者研究的是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100年之间中国北疆地区的历史，他将中国的历史文本和考古资料相结合，对早期中国与草原游牧民族的对抗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于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进行了新的诠释，其中包括：后来连接成为“长城”的早期各个防御城墙的筑造；世界历史上有第一个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帝国——匈奴帝国的形成；致使中国军队征服西北地区，从而开通了一条与中亚的商贸通道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等等。

内容简介：
本稿从流传至今的《竹书纪年》今本和古本入手，梳理两个版本的传播过程，探讨两者的成书、原貌和相互关系，提出了今本形成于唐代开元的观点，并肯定今本对复原古本的价值。进而逐一具体推求了《竹书纪年》的西周、商、夏的年代，并编撰了校订后的《竹书纪年》夏、商、西周大事年表，同时就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的一些结论提出质疑，并在附录中就有关的利簋铭文诠释、《国语》天象记载、金文历谱等作专题讨论。

《竹书纪年》原本据说有三十篇，记载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的史事，其中从周幽王开始用晋国来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魏襄王二十年便滑再纪下去。《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的一座古墓里出土。这部史书书写在竹简上，被称为《竹书》；由于它按年编次，又被称为《纪年》。有时还冠上出土的地点，被称为《汲冢竹书》或《汲冢纪年》。一般称为《竹书纪年

全书由五篇文章构成，提出清代康熙朝的政治核心问题，即为大清王朝争正统。从三藩平叛、兴废太子、道学观念、满汉关系、出兵准部等具体层面入手，系统批判玄烨提出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作者批判的重点是所谓 “千古一帝”的康熙帝玄烨。作者不惜笔墨，爬梳满汉文字史料，揭示所谓“盛世”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有清一代，大一统远迈汉唐元明，而正统之争，反较历代为烈。康、雍、乾三朝帝王，皆不惜天子之尊，口诛笔伐，连篇累牍，蔚为奇观。其中，玄烨于康熙五十六年首倡“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则直欲居历代正统之最，承前启后，实为有清一代最为重要之政治纲领。玄烨在位六十二年，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统治最为长久的一朝。这成为他及其后嗣得以宣扬其圣明和“康熙盛世”的资本，也是一种“既成事实”。这其中固然存在各种社会因素，但也不能否认，玄烨继位以来施行的各项政策，毕竟摆脱了清初统治者赤裸裸的民族征服的遗轨。然而，一代君主在位的时间，甚至一个王朝延续的久暂，都不应是治史者予以黜骘的标准。玄烨最为关切的问题，是如何维持祖宗家业不堕。他政治活动的全部内涵，归结到极致，即保持满洲贵族在政治上的绝对支配地位。与其他王朝不同的，清朝是以满族这一人数较少的统治民族高居于社会的顶层；而且在从武力征服到“文治”的转化过程中，满族统治者为了维系满族独尊的地位不致衰颓，又始终拒绝本民族与被统治的先进民族融合；不仅如此，满洲统治者更不惜一切手段，欲令被统治民族承认其政权具有最高的合理性，承认被统治民族的利益也同时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康熙一朝的专制特质，至今仍未受到充分注意。由玄烨首倡，胤禛、弘历所弘扬的所谓大清得天下最正，以及对历代正统的横加干预，这些影响巨大而久远的问题之所以未曾得到认真清理，恐怕也与对康熙一朝政治的基本估计有关。
本书是一部扎实的史学研究著作，视角独特，结论深刻，积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是清前期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全书以中国历史时序排列，分为史前、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明、清（1644—1840）、清（1840—1911）、中华民国共15卷。
各卷分为综述与治乱兴衰、经济、国家控制、社会结构、精神文化、社会生活6编，以专题形 式叙史，后附主要参考史料、历史纪元表。
本书是汇集我国史学界权威专家、学者共同编写的一部新通史。是改革开放40年来唯一一套详细地、系统地反映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中国通史著作。
由我国史学界权威专家学者倡议，180余位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著名学者参与撰写。
本书特点
新理念 新观点
本书摒弃了一些长期以来陈旧的、单一的历史观，注入学界新理念新观点。
与以往不同，本书更多地关注社会长期性、连续性、渐进性的发展变化过程，避免仅仅使用某个具体的重大政治、经济事件作为变化的标志。
比如，在历史分期问题上避免以具体事件为标志截然断限，除了史前文化外，特别强调周秦之际、隋唐之际、明清之际以及20世纪上半叶这样几个重大的变化时期，以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变化为标准来判断不同阶段的社会性质。比如，清朝上、下两卷，不再刻意强调1840 年鸦片战争这一界标作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分界的超乎寻常的重要性。
本书摒弃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做法，将少数民族政权放在与汉人地方政权同样的地位上，对中央王朝与各民族之间的碰撞、融合，用全新的视角进行阐述。
如，辽夏金与两宋大体上是同时的关系，本书没有将这些北方民族政权附于宋代卷中，而是强调他们的独立性，站在边疆和非汉族族群的角度反观处在中心的帝国，重新理解“中国”的含义，弥补过去多局限于中央和四夷关系的视角。
新体例 新结构
各卷一般分为综述与治乱兴衰、经济、国家控制、社会结构、精神文化、社会生活6编，以专题形式叙史，后附主要参考史料、历史纪元表，以期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历史原貌和发展规律。
本书的一大特点是，突破了以往通史只强调政治、经济对历史发展作用的视角。以往通史对社会生活、文化的关照通常只作为政治、经济的补充，篇幅较少，另外一些内容，比如民间文化的发展是以往的通史完全没有或相对简略，却在近年来学术研究中颇为重视的。
本书以近40%的篇幅展现了包括衣食住行、习俗风尚、闲暇娱乐等在内的社会生活，并将其作为中国历史发展动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论述精英思想文化成就的同时，特别注意民间文化和社会思潮。文化不再只被看作是历史发展的“果”，而将其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动相互关照、联接，让历史发展更加有血有肉。
本书从社会学派的角度出发进行历史分期，并贯彻到这部书的整个史学理论框架，这亦不同于传统历史学派，以往的通史著作中没有把“社会结构”作为与政治、经济领域的历史并列的部分。
书中所描述的“社会结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分层、各个社会群体、重要的社会组织以及家庭、宗族等社会惯制。本书对一向被忽略的婚姻、家庭、宗族、各阶层、社群等社会结构、社会问题的探考，绝非一般性的拾遗补阙，而是在深入探究中国历史特殊传统的真谛，对历史的展现更加丰富、鲜活。
新材料 新内容
近40年来，史学界对于考古、文字、文献的开发、考证和大量相关历史专题研究的新成果，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宝贵的新鲜血液。
书中全新引入关于世界发展史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在中国民族研究、自然历史研究、重要经济专题以及社会结构、文化生活等方面均有新鲜观点和详实的史料阐述。
本书打破以往通史不包括近现代史的惯例，囊括了1840年至民国时期的内容，以体现新的历史观。为尽可能全面、丰富地展现中华民国时期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面貌、文化思潮，我们在编撰过程中始终保持审慎的态度，对稿件的内容、字句进行反复斟考量，力求做到史料坚实、论述严谨。
通观全书，佐证之丰，涉猎之广，几近半部历史工具书，给读者阅史、研史提供了极大方便。

读了这部书，你才会了解，人，可能疯狂到何种地步，也可能英勇到何种程度。
你可以说，这部书填补了后人对这段历史认知的空白。
你还可以说，这将是一部一上架就会获得战史类模范文本地位的作品。
你更可以什么都不说。在一个残阳如血的黄昏，你走到屋角的某处，坐下来，静静地翻开它，然后，开始读吧。
松山战役，可能是在中国最无名的地方发生的最有名的战役。松山战役（包括密支那、腾冲战役）是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取得全胜的攻坚战。
当时参战的官兵们，虽然对抗战的最终胜利抱有信心，但是看到日军如此疯狂地顽抗，都不敢相信自己能看到胜利那一天的到来。很多人的想法是，拼光自己这一代人，杀死全部日本男人，也许中国才能熬到胜利那一天！
——余戈
余戈写的这本书，有两个突破，或称两个“正视”：其一，正视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正面表现；其二，正视侵华日军在军事行动上的严密作风。这是历史的态度。
（本书）从军事的、战役的、战术的乃至从具体的战斗过程、具体的战斗细节切入去研究战争史。详实、真切、细致、可感，有具体日期、具体人物、具体地点、具体景象、具体过程，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闻到硝烟，如听到枪声炮声，如见到怒江滔滔翻滚的浊浪，和对岸高崖上日军碉堡黑洞洞的枪眼。
——朱增泉（中将）
真实战史的血腥拼图。
《1944：松山战役笔记》像一块厚厚的板砖朝我劈面拍来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它的质量和沉重，也让我长长地吐出了一口鸟气：总算在期待了如此多年之后，看到了一部中国人自己写出的、放在世界战史文学橱窗里毫无愧色的作品。
即使如我这种以读战史为己任的读者，也很少读过如此这般字里行间都弥漫着浓烈的血腥、烧焦的皮肉、滚烫的弹壳和刺鼻的硝烟味的作品，以致我至今闭上眼睛，都能马上想象出那片寂静的战场下，被太多的鲜血浸泡过的钢铁和铜的腥气以及暗红色的泥土！
——乔良（空军少将）

“我们不害怕死亡，害怕的是被遗忘”
《没有回家的士兵》（孙春龙/著）
任志强、柴静、土家野夫、金宇晴丨郑重推荐
名人推荐：
孙春龙是我的朋友，我们之间的信任，建立在我们都希望还原历史真相，并让因历史原因而失去了尊严的英雄们，重新回到社会应给予他们的尊敬之中。
——任志强
名记出身的孙春龙，十年来忽然转向主持寻找和救助抗战老兵的公益事业，经历了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这一页隐蔽的几乎将要遗忘的历史，在他的坚持发掘下，进入更多大众视野。那些无名的被侮辱和践踏的英烈，逐渐得以正名，并收获到最后一点夕照余温。
——土家野夫
采访老兵时，他们说：“我们这一代受的苦，你们这一代，你们的下一代不用受了。”老兵已逝，我们生活在一个他们为之奉献生命的世界上，还有很多事可以去做。
——柴静
他们曾经抛家弃子，为保卫祖国山河浴血奋战，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唯一希望的是后人们还能记起那段历史。记忆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这不仅是对老兵而言，也包括一个国家。
——金宇晴
内容提要：
《没有回家的士兵》是作者孙春龙八年心血的一个回顾与总结。
作为深具社会影响力的调查记者与公益人士，孙春龙对于1940年代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等地抗击日军的历史细节作了长期的田野调查，更对今日仍滞留异域他乡无法回国的老兵投入了极大的关注，让这一群体重回公众视野，并得到了应有的关怀与荣誉。
这是一本任何关注抗战历史、尤其希望了解中国远征军抗战历史细节的人都不应该错过的书，也是任何一个对曾经参与抗战、保家卫国的英雄们心怀感恩、希望能给予他们现实关怀的人不应该错过的书。

本書根據著名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的巨著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第三版（1999）翻譯而成，為首部繁體中文譯本。

　　有人認為1949年以後的中國是「毛澤東的中國」，這種說法雖不脫濃厚的個人崇拜色彩，卻反映了一種歷史的真實。因為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的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經過艱難曲折的漫長道路，取得革命勝利，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代中國的進退得失，榮辱悲喜，都與毛澤東息息相關。研究他的意識形態和執政方針，認識當時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實況，自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邁氏該部著作正為毛澤東時期的中國歷史一錘定音。

　　1999年再版時，邁氏新增「第六部：鄧小平與中國資本主義的起源1976–1998」，深刻地分析中國的民主、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三者之間的關係，並透徹地展示出中國在這些問題上言論和行動之間的反差。

　　毛澤東掌政中國的時期，在當代史上是翻天覆地、引人入勝的一章，邁氏對此鞭闢入?堙A引人省思。近年中國在經濟及政治上頭角崢嶸，成為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之一，邁氏就此亦有發人深省的論析。

作者簡介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美國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歷史學教授，及倫敦經濟學院客座教授，重要著作包括《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馬克思主義、毛主義與烏托邦》及多部有關當代中國歷史的專論，廣獲翻譯成中文、韓文、日文、法文、德文、葡文和西班牙文。

譯者簡介

　　杜蒲，中共中央黨校博士，專研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及科研辦公室主任，曾任教於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著有《極左思潮的歷史考察》、《國力論》及《中華人民共和國50年大圖典》等書。

Focusing on the Ming (1368-1644) and (especially) the Qing (1364-1912) eras, this book analyzes crucial moments in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regional, and religious identities. The contributors examine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a variety of environments on China's "peripheries," paying attention to shifts in law, trad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cultural dialogue. They find that local communities were critical participants in the shaping of their own identities and 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 and behavior of the state. At certain times the state was institutionally definitive, but it could also be symbolic and contingent. They demonstrate how the imperial discourse is many-faceted, rather than a monolithic agent of cultural assimilation.

超越五千年视野，打通史前史与文明史的分隔
揭开夏商周三代迷雾，提出国家起源的新假设
以人类学家的思维，破解古代中国人群的互动密码
纣王囚姬昌，姜子牙等献美女、骏马，哪样才让纣王动心？
穆王西征的浪漫背后，还有一个惊人的社会交换体系？
伯乐相马的传说中，居然隐藏着秦国崛起 的密码？
吴越争霸的主角们，为什么相继走向两线作战的困境？
中国史上第一个长途旅行的人，按什么规律选择了他的路线？
“振大汉之天声”，其实只是一种历史的幻象？
……
太多的历史谜题，本书将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答案，让我们拥有更宽阔的历史视野——在把握历史的同时，也更好地理解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
本书不拘泥于“华夏中心”观念，将中国历史上各人群的活动，投射到东亚大陆的地理构造上，运用人类学方法重新解读中国历史上(上溯夏商周、下迄明清)众多人群留下的传说和谜团，对这些古代人群崛起的原因和最终的走向，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新知。本书尝试描绘出一幅东亚人群迁移和文化变迁的动态图景，打通东亚大陆史前史与文明史的巨大分隔，传递出一种完整的“人类史”的观念。
这是一部人类学家视野中的中国大历史，将给读者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带来升级更新的畅快体验。全书收有近三十面彩色插图。

《中國古代朝代更迭——易姓革命的思想正當化以及正當性研究》的研究目的，乃在於從中國政治思想的内在結構與其在中國政治史裹演變之角度，分析中國歷代易姓革命之理論、正當化以及正當性。在此目的之下，將要具體分析中國易姓革命的典範及模式、中國易姓革命正當化的思想來源(天命論、五德終始說、符命說及讖緯說)、中國歷代易姓革命之正當化措施以及中國歷代知識分子對各易姓革命的正當(統)性之評估(正統論)，來企圖重構中國易姓革命的理論及其之正當化理論。
《中國古代朝代更迭——易姓革命的思想正當化以及正當性研究》供高等院校的教師、學生、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員，以及其他有關學者、讀者參考使用。

序
陆扬
北京大學出版社決定影印出版美國中國史專家賀凱 (Charles O. Hucker, 1919-1994) 的名著《中國古代官名辭典》（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並希望我能簡要地介紹一下這部著作的價值。猶如許多在西方從事中國史研究的人，賀凱教授的《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是一部我平日手頭必備的工具書。我個人的研究工作和古代中國的某些官制亦有密切的關聯，因此對這部辭書的內容和特點也算比較熟悉。但對這部著作的熟悉並不等於說我就能夠精確而全面地評價這一部範圍幾乎包括整個中國古代官僚制度的名作。這部書的作者在選擇條目以及英文譯釋等方面都體現出很不尋常的功力，要充分評估他在這些方面的貢獻，光是具備一定的中國古代制度史的修養還是不夠的，還需要對西方特別是英美中世以來的官僚制度有相當的瞭解，而這一點是我所欠缺的。所以在這裡，我只能根據我個人對這部著作的特色及其作者的學術背景的瞭解，擇要寫幾句。
先談一下賀凱。美國的中國史研究在二十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有一個關鍵的轉折，那就是從以考釋語言文獻為重點的漢學研究轉向更為全面的中國歷史研究，賀凱就是在這種變化下出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一九一九年，賀凱出生於美國中部文化經濟的大都會聖路易市。他從德克薩斯大學本科畢業時，正值二次大戰戰酣之際。賀凱投筆從戎，由於卓越的表現，戰爭結束時竟已獲得美國陸軍上校的軍銜。他那一代的美國學者，在二戰期間服務於美國軍隊的並不少見，但能像賀凱這樣在取得如此高的軍銜之後又投身於東亞史研究的則不多見。賀凱的博士學位是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的，在那裡接受了當時美國最好的漢學訓練。對他指導最多的是以研究上古文化著稱的顧立雅（Herrlee G. Creel）和以研究宋代社會知名的柯睿哲（E. A. Kracke）兩位教授。顧立雅的影響尤其顯著。顧氏的學術路向有一種很特別的混合，他十分強调以解讀文獻為重心的漢學傳統，但又開創用綜合的方式來全面研究上古思想文化。他致力於培養能讀懂中文報紙和新聞的人才，但卻又不看重兩漢以下的研究，認為那是的“新聞调查工作”（journalism） 而非嚴肅的學問 (scholarship)。這種學問上的嗜古和學術上的求新並存的現象並不出人意表。儘管顧立雅這一輩的美國漢學家開始承擔起瞭解現實中的中國的責任，但他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基本看法還是較為保守的。
賀凱是顧立雅培養出來的最出色的學生之一。賀凱本人對學問看法並不像顧氏那樣保守，但他接受了顧氏古典學風的熏陶，對中國文化的探索不是由今溯古，而是由古及今。比如中文的學習以文言為中心，從研讀儒家經典開始。賀凱曾告訴和他同過事並相知甚久的余英時先生一則關於他自己的趣事。五十年代時賀凱到台灣訪學，坐船到基隆，上岸時海關人員問他要去哪裡，他用文言回答說：“吾欲之台北”，海關人員聽得如墜五里霧中，完全不懂他在說甚麼，搞了半天，才明白他說的原來是文言。這則故事很傳神，頗能道出賀凱這一代漢學家的特點，很難想像今天的西方中國學界中人會有這樣的事發生。但也許正是這種對中國古典文化的重視，才使得賀凱對中國傳統產生同情的瞭解，同時也使他能在幾個難度很高的研究領域內游刃有餘。雖然賀凱的學術重心和顧立雅完全不同，關注的層面則深受顧氏的影響。顧立雅對研究中國傳統政治的內涵有濃厚的興趣，而賀凱的研究也是集中於這一領域，區別只是顧氏專注於傳統政治的形成期，而賀凱則專注於傳統政治的高度成熟期，也就是顧氏不屑注意的時期。顧立雅對中國傳統思想有淵博的知識和貫通的認識，這一點似乎也影響到賀凱的工作，使他的視野並不局限於某個狹小的領域。
自芝大獲得博士後，賀凱曾先在圖桑的亞利桑那大學 (University of Arizona) 任教，在短短幾年之內，對奠定那裡的東亞研究基礎起了很關鍵的作用，雖然他在一九六一年又轉往密執安大學任教，賀凱對圖桑這個地方可說是情有獨鍾，退休他後又回到圖桑終老，成了參與當地社區活動的積極分子，而我這裡要介紹的《中國古代官名辭典》也是在圖桑定的稿。賀凱以明代政治制度史作為學術工作的中心的學術路向可以說是在亞利桑那大學執教期間確立下來的，其它的工作都在此基礎上擴展。就在賀凱從亞利桑那轉往密執安執教的那一年，他出了本小冊子，叫《明代的傳統中國政權》（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in Ming Times） （此書封皮上的中文標題是《明代政治考》，似乎不甚貼切，應該是《明代政制考》）。這雖然是一部小書，卻不妨說是賀凱研究明史的成名之作，尤其體現出他在制度史研究方面的特出能力。書的篇幅不過八萬來字，卻能將明代官僚制度的基本結構和行政特點交代得很清楚。在書的小序裡，賀凱告訴讀者在他完成這部著作的時候，他已經有長達十二年的研究明代制度的經驗了。其實這原來是他提交給一個有關傳統中國政治權力的研討會的論文，所以在小書的序言裡他還特別感謝當時同樣是明史新起之健者的牟復禮（Fritz Mote）先生在會議期間對他的研究所作的評論。有意思的是，就在這部小冊子出版後的一年，牟復禮先生研究高青邱的專著也出版了。這兩部著作的先後問世多少可以說標誌了美國新一代明史研究的起步。
從六十年代起，賀凱一直是明史方面的重鎮，他在這方面的著作為數不少，但就其對中國學的整體影響而言，這些著作都不如他的通史著作《帝制中國的歲月》（China’s Imperial Past）和《中國古代官名辭典》。《帝制中國的歲月》完成於一九七五年。這部涵蓋整個中國歷史的著作篇幅並不很大，但剪裁得頗為用心，敘述也得當，很符合美國大學優秀通史教材的特色。全書劃分為帝制以前，早期帝制和晚期帝制三個部分，每部分又再按照“歷史概述”（general history）, 制度與社會，思想和文學等門類來敘述。可以說到九十年代初以前，這部著作被美國的大學廣泛採用來做為中國史的基本教材，在流行的程度上堪與之相比的大概只有英譯的謝和耐（Jacques Gernet）教授撰寫的《中華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這雖然是一部教材，而且也不免帶有七十年代以前西方中國史研究的種種印跡，但依然顯示出賀凱對中國歷史的通盤認識。尤其讓我印象很深的是賀凱那簡練而精確的文筆，這一特點在該著作的幾個“歷史概述”的部分裡特別突出。他常常用一兩段文字中就能把一個時代的重大事件或脈絡交代清楚，而且描述得頗有韻味。這樣的例子觸目可見，比如第一部分的“歷史概述”末尾描述陳涉起事和秦朝覆亡的兩段文字（頁46－47），第二部分裡評述武曌的段落（頁142－143）和第三部分中概括明代文化的一段話等等。這些文字譯成中文就很難傳達，甚至還會顯得平淡無奇，但在英文原文裡上卻是錘煉頗深的史學文字，幾乎可以誦讀。九十年代以來美國出現撰寫中國通史的熱潮，但我覺得很難再看得到賀凱的這種精煉而暢達的文字了。
就賀凱一生的史學成就來說，《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無疑是代表了他的名山事業的 Magnum Opus。他在序言裡說，他在做研究生時把《周官》裡的職官名稱編成索引給自己作參考，後來才意識到這其實就算是編撰這部辭書的開端了。他正式開始著手這一工作是一九七六年。整個過程中雖也請過密執安大學和亞利桑那大學的學生做助手，但基本工作都是由他自己親手完成的。這些工作包括全書引論部分的撰寫，所有條目的起草和修改，英文索引的制作，以及電腦打字和漢字字條的輸入等等。真可說是在處處親自把關的基礎上完成的著作。從賀凱一生的學術軌跡來觀察，他在晚年完成這樣一部以辭典形式出現的大著一點都不令人驚訝。但在整個當代西方中國史研究的脈絡裡，出現這樣的著作又是一個異數。為甚麼說是異數呢？賀凱自己在給《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所作的序言裡就已經提供了線索。他說他完成這部著作的目的就是要“將那些並不專治制度史的漢學家們從長期試圖應付傳統中國無所不在的官僚命名系統時所承受的困擾，困惑和羞愧中解救出來” （頁 V）。這個率直而又入木三分的說明，點出了兩個有關西方中國史研究的實況，第一，中國古代制度史是個令西方漢學家頭痛的領域；第二，西方在中國官制史方面的研究很薄弱，連許多資深的學者也會老犯常識性的錯誤。自二十世紀初以來，西方的中國史研究在很多領域內都有了傲人的成績，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的環節，官制研究甚至廣義上的制度史研究恰恰就是其中之一，這和西方中國史重文化和社會的取向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學術訓練有直接的關係。當然這並不等於說西方沒有致力於某個朝代的制度史研究並取得相當的成績的學者。舉例而言，除了賀凱本人的明代官制研究之外，還有瑞典的畢漢思（Hans Bielenstein）對漢代官制的研究，法國的戴何都（R. des Rotours）對兩唐書中百官志等文獻的譯註，白樂日(étienne Balázs) 對宋代官制的考察，蓝克立（Christian Lamouroux）對《宋史 食貨志》的譯註，拉契涅夫斯基（P. Ratchnevsky）對《元史 刑法志》的譯註，英國的杜希德先生（Denis Twitchett）對唐代官僚機構的全面分析，以及美國學者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對清代軍機處，歐立德（Mark Elliot）對滿清八旗的研究等等，都是突出的例子。但上述有些成果出現在《中國古代官名辭典》完成多年之後。而以一人之力成就一部涵蓋上下兩千年的中華官職辭典，當代西方僅賀凱一人而已，這在西方的學術背景下不能不說是個異數。同時也因為西方對中國官僚制度的研究相對薄弱，這部著作在西方學者的日常研究中所具有的參考價值就更是明顯而持久。
《中國古代官名辭典》體例頗嚴謹，分為序言，引論，使用須知，條目及中英名詞索引。書的引論部分按朝代来分别概述其官制體系，每個朝代或時代（例如南北朝和五代）有其專門的章節，讓人一目瞭然。全書八千二百九十一個條目，包涵了從《周官》所載的職名到晚清的主要職官名稱。每個條目先註出官名所屬的朝代，如果在好幾個朝代都存在，則按時代順序解釋其職能的異同。而如果某一官名在《中國古代官名辭典》裡的英譯和該辭典所參考的幾種英法文中國官制研究著作中的譯法不同，則賀凱還會在條目的結尾列出不同的譯法及所出自的著作，以供讀者參考。如清代佛道機構中的“至靈”一職，賀凱採用的英譯是 Sacrificial Priest，而在英譯的布魯纳特（H.S Brunnert） 和哈蓋爾斯特洛姆 （V. V. Hagelstrom）的著作《當代中國的政治設置》（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裡，這個職位的譯名是 Thaumaturgist，所以條目的結尾又將此譯名附上供讀者參考。又比如隋唐的“果毅府”，賀凱採取了基本是直譯的 “Courageous Garrison”，而他同時又列出戴何都在《新唐書 兵志》的法文譯註中所採用的 milice intrépide。《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的條目解釋一般都突出要點，但也有不少條目解釋得很詳盡，不僅勾勒出其中變化的歷史過程，而且連變化出現的具體年份都有列出。辭書中對唐代的十六衛府和明清時代的承宣布政使司的解釋就是體現此種特色的兩個典型例子。由於是用西文撰寫中國古代的職官辭典，所以不能像用中日文撰寫那樣能比較方便地直接引用原始文獻，作者因此必須能對相關資料有自己的把握，才能用文字敘述出來，但正因如此，在寫作上要花的功夫就很大。 而且這部著作主要是為西方的學術界而撰寫，所以賀凱盡量要在中國古代職官的英文譯名上斟酌選用比較易於西方一般學界理解的稱謂和名詞。所以這部著作並非一般意義上的職官辭典，而是一部研究性很強的著作，處處都顯示出編撰者自己的判斷。
但《中國古代官名辭典》並不追求巨細靡遺，賀凱的主要目的是對中國歷代官制的結構及其變遷作一個總括性的呈現。中國古代職官的變化和延續性都很強，常常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賀凱的工作也是要讓讀者盡量能體會這些細微的差別。辭典中的條目雖多，卻並不瑣碎。比如條目中有明清時代的總督一職，而清代的各省總督只是在該條目解釋清代的部分裡提到，並不作單獨條目列出。在辭典的使用須知裡特別提醒學者在參考這部著作時要能有想像和綜合的能力，才能舉一反三。賀凱在編纂此書時最主要的中文參考著作是黃本驥的《歷代職官表》，但他也指出《歷代職官表》過於強调沿革而產生的弊端。他同時還參考了較少為西方學界所知的梁章鉅的《稱謂錄》，用來作為非正式官稱的依據。此外還有日中民族科學研究所編的《中國歴代職官辭典》和楊樹藩《中國文官制度史》等等。當然中國古代的官制的功能和變化常常很複雜，現代的研究工作也總是不斷深入。《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是一部以八十年代以前西方研究中國官制史的成果為基礎的著作，今天若以專家的眼光來看自然會發現其中的缺失，比如對唐代的學士院和翰林院，翰林學士和翰林待詔之間的根本性差別就沒能完全分辨清楚就是一例。但像這類重要的分別即便在唐史研究相對發達的中日學界也只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才開始普遍受到重視。所以這些因學術發展的階段性所造成的不足一點都不妨礙引介《中國古代官名辭典》這部名著到中文學術界來的價值。中國古代官制的研究在中國史學界一直算是一門顯學，出版的學術專著和論文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大有超越西方同行的地方。但就我所瞭解，若以全面性的職官工具書而言，無論編排的用心還是撰寫的講究，中文世界的同類型著作中能和《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相媲美的其實還很少。我相信，引進這部作品對日後在中文世界能出現更高質量的中國古代制度史工具書將會有非常良好的影響。

中国古代社会，ISBN：9787303056804，作者：何兹全

★史学泰斗、“汉学诺贝尔奖”儒莲奖得主 知人论世力作
★皇帝 名臣 财阀 儒家 文人 画家 盗贼……
★以司马迁之磅礴笔力，重现历史叙述的摄人心魄
★读懂中国史，从读懂这些人开始
------------------------------------------------------------------------------------------------
以深厚的史学功底为基础，以独特的视角、生动的文风，对中国古代史上“最有料”的人物之魅力、功罪和时代进行描绘，抽丝剥茧般的分析与想象力飞扬的叙事融合无间，重现了司马迁以降摄人心魄的历史叙述。
宫崎市定毕生致力于中国史的研究与教学，治学方法与中国“知人论世”的史学传统如符若契，又对司马迁顶礼膜拜，晚年曾计划将“人物论”的代表作品《史记·列传》全译为日文。
本书正是宫崎本人的“人物论”，也是他的著作中最为通俗好读的一部，收录了他在漫长的研究生涯中重点关注过的人物，包括“大帝与名君”（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康熙、雍正），“乱世宰相”（李斯、冯道、贾似道），“资本家与地方官”（晋阳李氏、宋江、蓝鼎元），“儒家与文人”（孔子、朱子、张溥、石涛），涵盖各个时代和阶层，极具代表性。
------------------------------------------------------------------------------------------------
宫崎市定先生是东洋史学界的巨擘。他对中国史书有广阔博通的视野，研究对象涉及中国史的全部时代，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东西交流史等所有领域。通过个别的实证研究，先生对中国史重新系统地加以认识，并将之置于世界史的发展中……能将精密的个案实证研究与阔达雄浑的通史叙述紧密结合，堪称稀有。
——岩波书店
宫崎市定以及京都学派的中国史观确实应当重新认识，作为杰出的亚洲史学者，宫崎市定的视野常常超越中国，而涵盖了整个“东洋”即亚洲。
——复旦大学 葛兆光
宫崎市定先生是国外学界中为数不多的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具有通识的学者，而且其通识是以实证为根基，以亚洲和西洋为参照的。
——北京大学 刘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