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研究的是国家战略，做这种学问不仅需要丰富的历史、哲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它更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两方面，尤其是后一方面，我明显感到不足。我的学术生涯大多是在学校和研究所度过的，这对我研究战略问题形成一定的制约，而这在短期内又不是凭书本知识可以弥补的。因此，我研究成果的价值可能在于一种视角或一种观念。未经中国现代化实践检验，现在真不敢断言，我关于战略问题的见解，正确和错误的成分都有多少。中外历史上如赵括、马谡及盖达尔等书生误国的事屡见不鲜，我经常警诫自己一生不要犯那样对不起后人的错误。因此，我希望大家在阅读本书时，一定要结合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加以思考，并在新的实践中形成更好的和更贴近中国现代化规律的认识。

《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以考古学文化系统理论为主要框架，从技术－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三个层面重新阐释东周之前的青铜兵器。在技术层面上，规避了蒙特柳斯式类型学的社会化大生产和渐进演化等预设观念，采纳兼具通则观念和历史特定性考量的物质文化分析方法，提出了青铜兵器形式风格的功能化和美术化两个倾向。在社会层面上，《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提出物质性、空间性和学术史三种情境概念，提炼出戈－矛组合和钺－刀组合等社会等级表达方式，揭示了作为社会区分标识的物质的内部多元和复杂程度。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尝试以认知考古学和情境考古学思路局部复原青铜兵器的文化归属、性别认知和信仰与禁忌。对与铜兵长期并存、相互影响的另一条线索——玉兵的讨论表明早期中国礼制体系的多元和互动本质。
因此，《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提出，青铜兵器就是青铜礼器，单纯依靠唯一材质甚至唯一器类复原早期中围礼制制度是危险而误导的。针对宾福德的经典理论，《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在方法组合、系统的界定、考古学观察的适用范围等方面也做出相应调整和完善。

《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第2版）》是一本最好的地缘政治学专著。地缘政治学是关于世界主要地区政治地理变动的事实知识，包括它们在历史上以及当前的相互关系，它是一种全景式的世界观察。在索尔·伯纳德·科恩的地缘政治学中，均衡，而不是转变，才是治国策略的一目的。最深刻的是，科恩暗示，在全球化的时代，战略与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增长为已经是(或者可能成为)大国冲突地带的地缘政治区或破碎地带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后者成为潜在的一体化区或门户区。为此，将需要具有想象力的外交方式。索尔·伯纳德·科恩深邃的地缘政治智慧为其学说提供了坚固的知识基础。

《高铁风云录》是世界范围内首本高铁发展史，全书以人物为线索，以故事为主体，立足科普，以轻松的笔调，讲述世界高铁发展背后的大国博弈、风云激荡、恩怨情仇，重点揭秘了高铁肇始于日本，发展于欧洲，格局大变于中国的前世今生，里面有工业狂人，有大国的崛起和博弈……
随着高铁外交席卷全球，人们对高铁产业的发展内幕也日益好奇，高铁是怎样诞生的？高铁发展为何充满争议？汽车工业发展三十多年还只是外资打工仔，高铁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就屹立于世界列强之林？背后又经历了怎样的曲折与惊心动魄的历程？高铁提速真的是吃掉了安全余量？中国高铁旋风为何能迅速刮遍全球？大国崛起必然伴随交通工具的变迁，高铁作为国之重器是否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Science and Empire in the Atlantic World" is the first book in the growing field of Atlantic Studies to examine the produc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he Atlantic world from a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a specific scientific field or single national context, this collection captures the multiplicity of practices, people, languages, and agendas that characterized the traffic in knowledge around the Atlantic world, linking this knowledge to the social processes fundamental to colonialism, such as travel, trade, ethnography, and slavery.

《敦煌俗字研究》（第二版）是郭在贻教授提出的敦煌语言文字研究中著名的“敦煌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郭在贻教授的学生、著名学者张涌泉教授编著，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敦煌俗字研究的诸问题，如俗字的性质、敦煌俗字的概况、敦煌俗字的类型、敦煌俗字研究的意义，以及认识敦煌俗字的方法，等等；下编按部首把敦煌字书、韵书以及其他写卷中的俗字材料汇为一编，并与传世字书、碑刻等文献中的俗字材料相参证，上探其源，下明其变，力图勾勒出每一个俗字的来龙去脉。
张涌泉教授的《敦煌俗字研究》是一部敦煌俗字研究领域的重要专著，全书资料完备，论述全面，颇多创见，实用性强，对文字学研究、对敦煌文书的校读、对大型字典的编纂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为近人王蘧常（1900年 - 1989年），始作于1926年，经历50年，由家人协助从诸书中收集有关秦代的史料。据作者自序，此书己重撰3次，初稿于战祸中被毁或遗失，二稿为红卫兵所撕毁，三稿则因作者年事己高，且妻子病逝，己无心力撰写完毕。死后由其子及学生整理完成。
本书共有6纪4表8考35列传共53卷，外加上1篇自序，其中纪传及1表己完成，而3表5考阙，2考未完，1考残缺，1自序佚。本书所引用的史料相当多，引用了很多后人的注解考证。
本史据凡例所述：
一、《秦史》自古无作者，窃不自揆，谬欲补正史之缺，故一循班氏断代史体制。其取史策，亦大有增删改作焉。
二、此书承父命而作。父治刑名学，曾著商、韩新传。援班书列其父彪作例，亦采直、韩两传入书中而补论焉。
三、意在无征不信，所取故籍，皆注出处。凡所引为原文者，出书与篇名；有更改者，则曰据某书某篇。
四、凡所更改原文，或正其讹讹，或易以今义今字，或便于行文。其正讹伪，多取前人说，如《史记志疑》、《读书杂志》等，为简括计，不复出书名。
五、前史多歧或误，于斯取去，不能无说。加注于下，前人无之，然《班志》《艺文》，已见滥觞。
六、凡立传，具一技之长有利于人民者，亦著之。
七、凡涉神怪或诬罔者，皆所不取。
八、凡属前史五行者类所不取，惟涉天异、地美者，则散入世纪与本纪中。
九、革命者非秦之所得而臣，故系之列传末。

民族主义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大国霸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想力量，也因其极端的排外性和种族歧视，成为世界冲突的重要因素。这引发了从自由主义角度探索民族主义的学术路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本书是这个流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作。
作者重新构建了民族主义哲学思想，融合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原本对立的意识形态，促进民族主义吸取自由主义理念而变得温和理性，为解决当今世界的矛盾冲突提供新的理论思路。当今世界矛盾冲突不断激化，本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书作者彼得·西施罗夫斯基通过对多名纳粹子女的深度访谈，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向读者展现，战后纳粹家庭的真实状况以及纳粹子女的内心世界。通过纳粹子女自己的语言，深入探讨了带着“原罪”出生的他们，如何面对沉默的父母，如何接受知道真相的自己，如何看待上一代的罪恶，以及如何在与父母价值观相悖的现实世界中生存。

对于希望了解日本思想现状的中国读者而言，本书是一个“窗口”：在今天的日本，《论语》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近代日本的《论语》解读也一定程度上折射近代日本的思想、社会与政治特征。
子安宣邦在书中梳理了近代日本解读《论语》的代表人物：诸桥辙次、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并兼及朱熹、李泽厚等中国学者的解读。本书并非对这些解读的完整呈现，而是记录了学者们接近孔子曾经面对的问题的努力。从中可见：日本人是如何解读《论语》的；他们如何面对一些常问常新的问题，如什么是“学”“仁”“道”“信”“天”“政”“礼”。子安宣邦的解读方法同样可以启示：再次思考《论语》中的“学”“仁”“道”“信”“天”“政”“礼”等核心问题，对于当今中国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近代中国海关始于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期间，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赢得政权后未几结束。一个世纪中，它的身影不仅出现在中国的内陆腹地，还出现在远在西北的乌鲁木齐，甚至是西南的喜马拉雅山。
无论沿海，还是内陆，海关对于中国而言都是一个重要机构，也是weiyi一个未有中断且势力几乎可达全中国的机构。
近代海关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所提供的监管加速了中国的国际贸易，以及支持了涵括中国、欧洲、亚洲和美国在内的跨国人际网络。它不但支持中国以平等的民族国家身份加入到新的外交体系，同时促进中国与国际组织间的合作，打造国际惯例，譬如航海公约。海关职员在私人闲暇时，是收集者、翻译者、语言学家和学者，通过他们的活动，使中国在国际文化和学术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晚清到北洋，再到抗日战争乃至国共内战，海关的历史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缩影，并且触及许多面向，进而影响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崛起，以及抗日战争等。海关同时也从根本上形塑了这一时期统治中国各个政权的形态。

古人对于死后世界种种的假设，见于制度、宗教、仪式和书写，更直接呈现于墓葬之中。墓葬既是安置死者肉身的处所，又是建筑、绘画、雕塑和工艺品的集合体，还可以被理解为人们在生死这个最大的、最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命题下，以物质的材料、造型的手法、视觉的语言，所营造的具有终极价值的艺术作品。本书综合采用考古学与美术史的方法，从各个角度描述和阐释两汉至唐宋时期的墓葬材料，力图使这个幽暗的角落在中国艺术史上展现出特有的光芒。
中国自古就有一种观念——视死如生，即侍死如侍生。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的彻底完结，而是在另一个世界得以延续，由此留下众多的墓葬艺术，构筑起纷繁的地下世界。它们在千百年的岁月里绵延至今，又不断变迁。本书以两汉至唐宋时期的墓葬艺术为研究对象，综合采用考古学与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了众多墓葬所包含的丰富信息，试图揭开那些逝去的面具，向读者展示出不同地域的人们对“生”与“死”的哲学思考，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先民对自我灵魂的深刻认知。

姓氏制度是属于文化史的范畴，姓氏制度如何往往牵涉或影-向到当时社会上各个方面的面貌或形态。诸如政治制度、社会结构、血缘组织等方面的因革、变化，以及民族融合、婚姻习俗、社会思想等，无不与之有密切联系。因之，历代学者很早就对姓氏制度给以足够的重视和研究。他们的著作，今天所能见到的最古莫如成书于战国晚期的《世本》之《氏姓篇》，继之则有东汉时期班固所撰《白虎通·姓名篇》，王符的《潜夫论·志氏姓》，东汉末年应劭的《风俗通义》也有专论。

《先秦姓氏制度考索》主要内容：她经过三年清贫苦读的生活，于1999年6月8日按期顺利地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由著名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吴荣曾先生担当，参加成员有吕绍纲、陈恩林、吕文郁、张鹤泉和任爽等教授。在这次答辩会上，大家对张淑一提交的《周代姓氏制度研究》的论文选题、资料运用和论证思路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致通过了她的答辩。我之所以将6月8日这个日子特别标示出来，是因为这一天对淑一来说无疑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并且对我也是不能忘怀的，因为她是我培养的第一位博士生。
淑一毕业后就去了华南师大工作，她没有急于将论文拿出来出版，而是经过8年时光的积淀。如果从1996年末确定选题开始，至今她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已有十年的时间了，可谓“十年磨一剑”。

本书从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源流入手，分别专题探讨上古日名制、昭穆制及姓氏制度的起源和演变，分析其内在机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宗法曾经历母族母宗、父族母宗、父族父宗三个阶段，日名制和昭穆制都根源于上古贵族社会“子从母名”、“子从母姓”的风俗，主要流行于父族母宗的阶段，是早期亲属分类、姓氏制度和辈分划分的特殊形式；先秦“男子称氏，妇人称姓”的习俗，仍然反映出上古母系宗法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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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张肇麟先生遗著之一部分，主要研究我国上古时代的姓氏、宗社与婚姻制度。这些制度都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制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论文集中，作者修正了前人的许多看法，阐释了姓、氏的本义，分析了宗社的基本特征，研究了与群婚制、一夫一妻制有关的若干婚姻及家庭制度的问题，逐步形成了自己有关中国上古的系统观点。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序】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砺波护
本书的原著，是20世纪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东洋史研究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宫崎市定（1901—1995）1976年春由朝日新闻社出版的《宫崎市定 亚洲史论考》。全书共分三卷，上卷为《概论编》，中卷为《古代•中世编》，下卷为《近世编》。我参与了这部书的编集和校对工作。看到该书上卷《前言》第1句话“这一本冠以我姓名的《亚洲史论考》”时，读者或许会觉得有些诧异。其实，当时朝日新闻社出版局的山田新之助最早的提案是编集出版《宫崎市定全集》，但宫崎觉得自己今后的研究活动还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全集》的出版至少应该是10年以后的事；如果愿意的话，希望能将已经...了的单行本和之前所编论文集中尚未收录的学术论文进行选编集结。这是因为宫崎自1965年春天从京都大学退休后，没有再谋求其他岗位，一直在自己家中专念于著述，陆续出版了一批学术研究著作、概说性著作和随笔集。于是就有了冠以“宫崎”之名的《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一书的出版发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宫崎之名被省略，《亚洲史论考》成了该书的通用名。该书出版后15年，即1991年秋天，在即将迎来宫崎90岁寿辰之际，岩波书店开始刊行25卷本的《宫崎市定全集》，期盼已久的学林为之振奋。
东洋史研究会第1代会长羽田亨（1882—1955）逝世后，宫崎成为第二代会长。在继续编辑发行学术季刊《东洋史研究》外，宫崎还积极组织编辑出版“东洋史研究丛刊”系列丛书，丛书的第1种就是宫崎本人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次年，宫崎开始集结出版四卷本的《亚洲史研究》，第1卷首先收录了他1940年之前发表的早期论文。宫崎集结自己单行本未收的学术论文，将论文集命名为《亚洲史研究》，可见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意识鲜明地与传统的东洋史学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亚洲史研究》第1卷《绪言》的最后，宫崎这样写道：
本书名为《亚洲史研究》，但对现时的我而言，仍是一个力难所及的题目，因为要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亚洲的所有地区，还有待于遥远的将来。但是，按我长期以来的主张，“亚洲史”这个名称，实际上是一个不够完整的标题。历史必须是世界史。事实上，我的研究一直都是在世界史的框架下展开的，从来没有脱离过世界史的发展体系来孤立地考察个别史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研究对象是什么，我都希望将之视为世界史研究。因此，《亚洲史研究》这个书名，对我来说，既是夸大之词，同时也是谦逊之词，这一点希望读者赐予谅察。
这是宫崎的真实想法。1959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二卷收录了其1944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1963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三卷收录了其1950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1964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四卷收录了其1955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从而，十余年后出版发行的《亚洲史论考》上卷《概论编》收录了其已经...的单行本六种，而中、下卷则按时代先后集结了《亚洲史研究》四卷本中未收录的1956年以后陆续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卷收录的是与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相关的论考，下卷收录的是与近世史相关的论考。
原著刊行之际，曾经的同僚、中国文学研究硕学吉川幸次郎写下了这样的推介词：
宫崎市定博士是一位基于良心和自信之上充满视野和气魄的历史学家。初入学林便涉猎广博，“起家”之学为宋史研究。与宋代相关的杂笔、援引，多如散沙，然未经博士之眼者鲜。绝不为引用而引用，所有史料都在为构筑立体的框架而作用。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业绩《九品官人法研究》，通过对数百人物补任的探讨，解开了贵族政治的秘密。人性中恶的一面，有时会留下阴影，因此，历史学家的良心，就是不停留在文献的表面。涉猎广博，就是不跼蹐于东洋史的专业范畴。正因为如此，博士独具慧眼，指出欧洲、中国、波斯•伊斯兰这三个世界分别存在着共通的文艺复兴现象。高论激起的波浪，开启了后来者的思路。博士自言：‘能够判断研究真正价值的，唯有后来者。’我倒是觉得，博士真正的志向，不仅在于同行后学，也不仅在于像我这样专业相近的非历史学家，而在于向所有的人叙述历史，提出问题供人们思考。博士的文章，就像法国推理小说那样，流利畅达。
吉川为写这段推介词，熟读了《亚洲史研究》四卷本的全文，用短短的文字，非常完美地介绍本书的内容和成就。
作为小学老师的次子，宫崎1901年8月20日出生在长野县东北部的今饭山市静间，并在这里的秋津小学读完了小学。当时的饭山还不通火车，学校组织了两天一晚的修学旅行，师生们不得不步行走到丰野车站，在这里，宫崎平生第1次坐上了火车。在饭山中学读初三时，有一周的修学旅行，宫崎第1次来到了京都，参观了京都后又经奈良、大阪回到长野。据说这一次修学旅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京阪地区的所见所闻，令他惊喜不已，并成为憧憬的目标。1919年3月饭山中学毕业后，9月，进入了刚刚设立的松本高中，成为该校的第1届学生。松本高中，今天我们都习惯将之归为旧制高中，但与东京的第1高中和京都的第三高中相比，其实当时是被视为新制高中的。初中和高中阶段，宫崎着迷的是和歌的创作。因崇拜岛崎藤村，因此为自己起了个“宫崎藤仙”的笔名，与同学数人一起刻钢板印刷同人杂志。中学、高中阶段频繁的诗作活动，使得宫崎后来成了达意的文章家，即使是内容深厚的学术论文，宫崎也能把它写得畅达易懂，一般人都能读出其中的真味来。新设的松本高中不设法语课，放学后宫崎便与三四好友同往当地的天主教堂学习法语，这为今后宫崎的东洋史研究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1922年，宫崎从松本高中毕业，考入了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在其高中毕业前夕的笔记本中，留下了“去京都后的计划”。在这长达20页的笔记中，宫崎写下了与历史学和哲学有关的感想，其中就有“塞外民族与中国”一项，显示了一个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的抱负。可以看出，对文化悠久的汉族与朴素的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宫崎很早就抱有兴趣，本科毕业论文即围绕北方民族与中国社会的交往这个主题，对南宋灭亡前后的历史展开了考察。1940年4月，宫崎出版了自己最早的单行本《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这部通史体著作，是其15年前撰写毕业论文以来对这个问题展开思考的一个总结。
《亚洲史论考》上卷《概论编》中，收录了与中国史有关的《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1940年刊）、《东洋的近世》（1950年刊）、讲演录《中国古代史概论》（1955年刊）和短篇《六朝隋唐的社会》（《历史教育》12—5，1964年）等四篇。其撰写意图，宫崎在该卷的《前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这里不再重复。接下来的《菩萨蛮记》（1944年刊），是其1937年9月开始游历西亚时的行纪，其中的第二部分《西亚史的展望》，则是日本学界对西亚历史作出的最早的概论。卷末的《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1943年刊），是有关日中关系史的随笔集。第1篇《留唐外史》，是关于与圆仁同时入唐但名声颇恶的圆载的最早的评传。受这篇论文的影响，半个世纪以后，日本史学家佐伯有清所撰《命运多舛的遣唐僧——圆载奇特的一生》（吉川弘文馆，1990年刊）得以面世。
中卷《古代•中世编》，收录了以中国唐代以前历史为中心撰述的论文21篇。从卷首《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以下6篇，围绕“都市国家”的问题，对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展开了论述。在极富独创性的各篇之中，我尤其佩服的是，宫崎在全球第1次提出中国上古时期同样存在着希腊那样的都市国家（亦称“城邦国家”——译者），并对之展开了实证。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走过了与西洋非常相似的轨迹。接下来在与经济、财政、官制、历史思想相关的诸篇之后，收录了对史书的代表作《史记》的考察。在《肢体动作与文学》中，选择在叙事文学上与《史记》堪称“双璧”的《水浒传》进行对读，看出了两者在绝妙文笔之后存在的共同点，亦即《史记》和《水浒传》这两种杰作，并非全是作者自己的创作，而是吸取了许多当时社会上说唱、戏剧等表演中既已存在的台词和动作。
收录在下卷《近世编》中的各篇，按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而言，是对宋朝以后的相关研究。该卷不限于学术论文，还收录了《雍正皇帝》和《东洋史上的日本》这两种单行本，卷末还附上了由18篇杂录、余白录和书评构成的《杂纂》。从卷首《宋代的煤和铁》开始的前8篇读来当然回味无穷，而从《雍正皇帝》开始的有关清代雍正年间历史的研究，曾给学术界带来了莫大的影响，这是想特别强调的一点。
退休前后的宫崎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生活在欧美，在这期间，他越来越感受到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与当今世界相似的景气变动周期，而这个变动周期对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影响，并认识到从景气变动周期这个角度来看待历史时，经济也好，文化也好，必须同时纳入这一观察视野。主张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历史分期的问题，还应该从景气变动周期这个角度来对之进行考察。在1963年的研究生课程中，就专门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的景气变动周期”一课。立于景气变动周期这一观点上最早撰写的文字，就是对吉川幸次郎所著《宋诗概说》做出的书评，也就是下卷《杂纂》中的最后一篇。而基于景气史观所撰写的第1篇概说性的论文，就是次年发表于《历史教育》上的《六朝隋唐的社会》，这次收进了《亚洲史论考》上卷。退休以后才树立起来的景气史观，宫崎终生没有改变。在1993年刊行的《宫崎市定全集》第1卷《自跋》中，宫崎依然就景气史观的本质谆谆而论，并将之提升到了世界史体系的高度。
撰写这篇序文时正值2015年3月，东京到长野的北陆新干线从长野市延伸到了金泽，并在宫崎的故乡饭山设立了车站。今后，这一带的都市化进程也许会日新月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