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夷教在古代中国，显非主流宗教，也没有流传到近代。如果不是由于考古发现的激发，学者刻意探索，三夷教在中国社会历史上的真实面目及其影响，殆不为人所知。因而，对三夷教的研究，可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纯学术研究；其与当前社会生活，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殆无任何直接的联系，自然难以产生时尚所追求的社会效益。至于其学术价值，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即便自己略有所见，也应避卖瓜之嫌，更何况身在庐山，本来就看不清。不过，忆当年身为研究生时，业师蔡鸿生先生指示就该领域去作学位论文，余遂穷尽办法，检索收集有关研究的论着目录，发现无论国内国外，不管和平时期抑或战乱时期、冷战时期，总有那么一批学者前赴后继、持续不断地从事该领域的研究，个中还不乏真正饮誉全球的学界泰斗；由是而深受鼓舞，也就一年一年坚持做下去。
对中国学者而言，三夷教的研究实际是属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范畴。而就这方面，蔡鸿生先生根据陈寅恪先生的治学之道和有关识语，演绎概括了如下的核心思想：
中古时代的文化传播，既是渐进的，又是曲折的。由于当时物质技术条件的限制，来自“文化本原”的直接传播不可能起主导作用，“辗转间接”纔是普遍存在的方式。因此，为了探索一种文化因缘在空间上的展开，也即为何从此地传入彼地，必须找出中间环节，纔不致于架空立说。

顾名思义，即研究摩尼教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在目前出版界颇着意于“时效”的风气下，来谈这 本书,似乎有点不合时宜。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于创刊125年之际，邀请著名的德国塔森（TASCHEN）出版社深入挖掘《国家地理杂志》的档案库中最为精彩的照片，当中有许多幅更是首次曝光，TASCHEN重新策划编排，按照大洲顺序分三卷为您呈现世纪巨作，全球限量发行(包含简体中文、繁体中文版)，容纳旅行、野生、科学、历史、文化等诸多题材，收录最精彩的照片，带领我们踏上一趟横跨全球、时间长达125年的浩大壮阔视觉旅程，奉上视觉与知识的盛宴！

To what extent and in what ways was homosexuality approved by the ancient Greeks? An eminent classicist examines the evidence--vase paintings, archaic and classical poetry, the dialogues of Plato, speeches in the law courts, the comedies of Aristophanes--and reaches provocative conclusions. A discussion of female homosexuality is included.

《承袭的权力：一个驱魔师的故事》以1697年都灵主教法庭的一桩轰动当时的非法驱魔案件为引子：桑泰纳的教区神父乔瓦•巴蒂斯塔•基耶萨，他为民众驱魔治病，引发了众人狂热的追随，但并没有得到教廷的许可。
微观史学家乔瓦尼•莱维利用乔瓦•巴蒂斯塔•基耶萨神父留存的驱魔笔记和意大利萨沃伊公国的小村镇桑泰纳的各种文献资料，以桑泰纳一地为中心重构了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斗争，使欧洲现代早期的社会细节纤毫毕现，从中探讨欧洲现代性的起源。

本片根据鲍瓦西里耶夫于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改编。
影片获1973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纪念奖、全苏电影节大奖，1975年又获列宁奖金。
1942年之夏，瓦斯柯夫准尉带领一个排的四联装高射炮的炮手驻扎在一个靠近小车站的村子里。一天，班长丽达在不远的树林里发现了空降的德军。 瓦斯柯夫带 领一支小分队去搜查敌军，成员包括丽萨、迦尔卡、丽达、索妮娅、冉妮娅五个姑娘。队员们英勇牺牲了，受重伤的丽达不愿连累准尉把儿子托付给他后饮弹自尽。悲愤的瓦斯柯夫一举歼灭敌军营，光荣完成了任务获得援救。多年后，瓦斯柯夫带着丽达那个现在是军官的儿子来到当年他母亲牺牲的小树林，对所有的女兵们表示了深深的敬意。

它是面具與武器，也是病徵與處方；
透過這扇窗口，重新理解觀念與權力、知識與欲望、真理與意志的關係。
「意識形態」終結了嗎？自冷戰結束後，各種類型的終結論在知識圈中蔚為流行，「意識形態的終結」亦是其中一個常被觸及的話題；但事實上直至今日，「意識形態」一詞在日常的溝通中仍被廣泛地使用，甚至被視為當代人文社科領域內不可或缺的概念。「意識形態」究竟是什麼？
自馬克思提出「意識形態」（idéologie）一詞以來，這個語彙經常被當作是個不證自明的概念，但卻也一直難以被定位，故一般大多停留在內容上對它作解釋、比較、分類與歸納；或是單純地將它視為是受到外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條件影響下的結果。事實上，意識形態無法簡單地被歸類於個人認知層次上的問題，它是象徵體系的產生與運作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亦是構成現實或思想的可能性條件。
本書原為一長期的書寫計畫，問題意識起始於對當年解嚴後台灣「南進論述」的批判，闡明「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與認同過程的關聯性；由此議題出發，進一步深入構成意識形態的物質性基礎──同時也是現實世界再現的基礎──語言，最終釐清意識形態中主體性形成的過程。從現實到理論，逐步充實關於意識形態論述的架構。
在書籍結構上，則從意識形態的形成出發，首先在認識論上替意識形態問題作一歷史定位，其次分析馬克思意識形態理論的內容及問題，並處理作為意識形態基本物質元素的語言；接著探討巴赫金和阿爾杜塞關於意識形態物質性的議題，最後則是從精神分析角度，闡明意識形態中的主體性如何形成。第二部分現象分析則是以三篇文章，分別討論1994年台灣的「南進論述」、中國當代的自我認同，以及法國1968年5月學運，以此展現意識形態議題不同的形貌。從理論到現實，嘗試從運作機置及其功能的角度，重新闡釋意識形態。
在法國大革命、民族國家興起的時代，意識形態首次發揮功用，取代過往宗教的功能，成為凝聚社會認同不可或缺的力量。就人文學科的發展而言，意識形態某種程度縫合了知識體系的缺口，將西方本土價值包裝成普世真理，讓其中暗藏的權力與欲望合理化。不過另一方面，在想像層次運作，如幽靈般穿梭、暫留於各個學科之間的意識形態，或許亦可視為理解現代社會連結形式的重要節點──透過這扇窗口，可以重新理解觀念與權力、知識與欲望、真理與意志的關係。

袍哥是1949年之前活跃于长江中上游的秘密社会组织，其影响力与青帮、洪门不相上下。当其最盛时，川省约有70%成年男子加入，影响力及于各个角落，在川军、湘军中影响巨大，也是清末革命中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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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一桩1939年的杀人案和一本尘封七十多年的报告出发，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细致入微地考察了袍哥组织及近代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审视了袍哥成员及其家庭在动荡的大时代下个人命运的沉浮，揭开具有神秘色彩的袍哥世界的“日常”面目，呈现出一幅饱满、立体、生动的近代川西社会图景。

本片从证明了费玛最后定理的安德鲁‧怀尔斯 Andrew Wiles开始谈起，描述了 Fermat's Last Theorm 的历史始末，往前回溯来看，1994年正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当时完全没有一位教授在课堂上提到这件事，也许他们认为，一位真正的研究者，自然而然地会被数学吸引，然而对一位不是天才的学生来说，他需要的是老师的指引，引导他走向更高深的专业认知，而指引的道路，就在科普的精神上。
从费玛最后定理的历史中可以发现，有许多研究成果，都是研究人员燃烧热情，试图提出「有趣」的命题，然后再尝试用逻辑验证。
费玛最后定理：xn+yn=zn 当 n>2 时，不存在整数解
1. 1963年 安德鲁‧怀尔斯 Andrew Wiles被埃里克‧坦普尔‧贝尔 Eric Temple Bell 的一本书吸引，「最后问题 The Last Problem」，故事从这里开始。
2.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定理，任一个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另外两边的平方和
x2+y2=z2
毕达哥拉斯三元组：毕氏定理的整数解
3. 费玛 Fermat 在研究丢番图 Diophantus 的「算数」第2卷的问题8时，在页边写下了註记
「不可能将一个立方数写成两个立方数之和；或者将一个四次幂写成两个四次幂之和；或者，总的来说，不可能将一个高於2次幂，写成两个同样次幂的和。」
「对这个命题我有一个十分美妙的证明，这里空白太小，写不下。」
4. 1670年，费玛 Fermat的儿子出版了载有Fermat註记的「丢番图的算数」
5. 在Fermat的其他註记中，隐含了对 n=4 的证明 => n=8, 12, 16, 20 ... 时无解
莱昂哈德‧欧拉 Leonhard Euler 证明了 n=3 时无解 => n=6, 9, 12, 15 ... 时无解
3是质数，现在只要证明费玛最后定理对於所有的质数都成立
但 欧基里德 证明「存在无穷多个质数」
6. 1776年 索菲‧热尔曼 针对 (2p+1)的质数，证明了 费玛最后定理 "大概" 无解
7. 1825年 古斯塔夫‧勒瑞-狄利克雷 和 阿得利昂-玛利埃‧勒让德 延伸热尔曼的证明，证明了 n=5 无解
8. 1839年 加布里尔‧拉梅 Gabriel Lame 证明了 n=7 无解
9. 1847年 拉梅 与 奥古斯汀‧路易斯‧科西 Augusti Louis Cauchy 同时宣称已经证明了 费玛最后定理
最后是刘维尔宣读了 恩斯特‧库默尔 Ernst Kummer 的信，说科西与拉梅的证明，都因为「虚数没有唯一因子分解性质」而失败
库默尔证明了 费玛最后定理的完整证明 是当时数学方法不可能实现的
10.1908年 保罗‧沃尔夫斯凯尔 Paul Wolfskehl 补救了库默尔的证明
这表示 费玛最后定理的完整证明 尚未被解决
沃尔夫斯凯尔提供了 10万马克 给提供证明的人，期限是到2007年9月13日止
11.1900年8月8日 大卫‧希尔伯特，提出数学上23个未解决的问题且相信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12.1931年 库特‧哥德尔 不可判定性定理
第一不可判定性定理：如果公理集合论是相容的，那么存在既不能证明又不能否定的定理。
=> 完全性是不可能达到的
第二不可判定性定理：不存在能证明公理系统是相容的构造性过程。
=> 相容性永远不可能证明
13.1963年 保罗‧科恩 Paul Cohen 发展了可以检验给定问题是不是不可判定的方法（只适用少数情形）
证明希尔伯特23个问题中，其中一个「连续统假设」问题是不可判定的，这对於费玛最后定理来说是一大打击
14.1940年 阿伦‧图灵 Alan Turing 发明破译 Enigma编码 的反转机
开始有人利用暴力解决方法，要对 费玛最后定理 的n值一个一个加以证明。
15.1988年 内奥姆‧埃尔基斯 Naom Elkies 对於 Euler 提出的 x4+y4+z4=w4 不存在解这个推想，找到了一个反例
26824404+153656394+1879604=206156734
16.1975年 安德鲁‧怀尔斯 Andrew Wiles 师承 约翰‧科次，研究椭圆曲线
研究椭圆曲线的目的是要算出他们的整数解，这跟费玛最后定理一样
ex: y2=x3-2 只有一组整数解 52=33-2
(费玛证明宇宙中指存在一个数26，他是夹在一个平方数与一个立方数中间)
由於要直接找出椭圆曲线是很困难的，为了简化问题，数学家採用「时鐘运算」方法
在五格时鐘运算中， 4+2=1
椭圆方程式 x3-x2=y2+y
所有可能的解为 (x, y)=(0, 0) (0, 4) (1, 0) (1, 4)，然后可用 E5=4 来代表在五格时鐘运算中，有四个解
对於椭圆曲线，可写出一个 E序列 E1=1, E2=4, .....
17.1954年 至村五郎 与 谷山丰 研究具有非同寻常的对称性的 modular form 模型式
模型式的要素可从1开始标号到无穷（M1, M2, M3, ...）
每个模型式的 M序列 要素个数 可写成 M1=1 M2=3 .... 这样的范例
1955年9月 提出模型式的 M序列 可以对应到椭圆曲线的 E序列，两个不同领域的理论突然被连接在一起
安德列‧韦依 採纳这个想法，「谷山-志村猜想」
18.朗兰兹提出「朗兰兹纲领」的计画，一个统一化猜想的理论，并开始寻找统一的环链
19.1984年 格哈德‧弗赖 Gerhard Frey 提出
(1) 假设费玛最后定理是错的，则 xn+yn=zn 有整数解，则可将方程式转换为y2=x3+(AN-BN)x2-ANBN 这样的椭圆方程式
(2) 弗赖椭圆方程式太古怪了，以致於无法被模型式化
(3) 谷山-志村猜想 断言每一个椭圆方程式都可以被模型式化
(4) 谷山-志村猜想 是错误的
反过来说
(1) 如果 谷山-志村猜想 是对的，每一个椭圆方程式都可以被模型式化
(2) 每一个椭圆方程式都可以被模型式化，则不存在弗赖椭圆方程式
(3) 如果不存在弗赖椭圆方程式，那么xn+yn=zn 没有整数解
(4) 费玛最后定理是对的
20.1986年 肯‧贝里特 证明 弗赖椭圆方程式无法被模型式化
如果有人能够证明谷山-志村猜想，就表示费玛最后定理也是正确的
21.1986年 安德鲁‧怀尔斯 Andrew Wiles 开始一个小阴谋，他每隔6个月发表一篇小论文，然后自己独力尝试证明谷山-志村猜想，策略是利用归纳法，加上 埃瓦里斯特‧伽罗瓦 的群论，希望能将E序列以「自然次序」一一对应到M序列
22.1988年 宫冈洋一 发表利用微分几何学证明谷山-志村猜想，但结果失败
23.1989年 安德鲁‧怀尔斯 Andrew Wiles 已经将椭圆方程式拆解成无限多项，然后也证明了第一项必定是模型式的第一项，也尝试利用 依娃沙娃 Iwasawa 理论，但结果失败
24.1992年 修改 科利瓦金-弗莱契 方法，对所有分类后的椭圆方程式都奏效
25.1993年 寻求同事 尼克‧凯兹 Nick Katz 的协助，开始对验证证明
26.1993年5月 「L-函数和算术」会议，安德鲁‧怀尔斯 Andrew Wiles 发表谷山-志村猜想的证明
27.1993年9月 尼克‧凯兹 Nick Katz 发现一个重大缺陷
安德鲁‧怀尔斯 Andrew Wiles 又开始隐居，尝试独力解决缺陷，他不希望在这时候公布证明，让其他人分享完成证明的甜美果实
28.安德鲁‧怀尔斯 Andrew Wiles 在接近放弃的边缘，在彼得‧萨纳克的建议下，找到理查德‧泰勒的协助
29.1994年9月19日 发现结合 依娃沙娃 Iwasawa 理论与 科利瓦金-弗莱契 方法就能够完全解决问题
30.「谷山-志村猜想」被证明了，故得证「费玛最后定理」
ii
费马大定理
300多年以前，法国数学家费马在一本书的空白处写下了一个定理：“设n是大于2的正整数，则不定方程xn+yn=zn没有非零整数解”。
费马宣称他发现了这个定理的一个真正奇妙的证明，但因书上空白太小，他写不下他的证明。300多年过去了，不知有多少专业数学家和业余数学爱好者绞尽脑汁企图证明它，但不是无功而返就是进展甚微。这就是纯数学中最着名的定理—费马大定理。
费马(1601年～1665年)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数学家，他最初学习法律并以当律师谋生，后来成为议会议员，数学只不过是他的业余爱好，只能利用闲暇来研究。虽然年近30才认真注意数学，但费马对数论和微积分做出了第一流的贡献。他与笛卡儿几乎同时创立了解析几何，同时又是17世纪兴起的概率论的探索者之一。费马特别爱好数论，提出了许多定理，但费马只对其中一个定理给出了证明要点，其他定理除一个被证明是错的，一个未被证明外，其余的陆续被后来的数学家所证实。这唯一未被证明的定理就是上面所说的费马大定理，因为是最后一个未被证明对或错的定理，所以又称为费马最后定理。
费马大定理虽然至今仍没有完全被证明，但已经有了很大进展，特别是最近几十年，进展更快。1976年瓦格斯塔夫证明了对小于105的素数费马大定理都成立。1983年一位年轻的德国数学家法尔廷斯证明了不定方程xn+yn=zn只能有有限多组解，他的突出贡献使他在1986年获得了数学界的最高奖之一费尔兹奖。1993年英国数学家威尔斯宣布证明了费马大定理，但随后发现了证明中的一个漏洞并作了修正。虽然威尔斯证明费马大定理还没有得到数学界的一致公认，但大多数数学家认为他证明的思路是正确的。毫无疑问，这使人们看到了希望。
为了寻求费马大定理的解答，三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们前赴后继，却壮志未酬。199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德鲁·怀尔斯教授经过8年的孤军奋战，用13
0页长的篇幅证明了费马大定理。怀尔斯成为整个数学界的英雄。
费马大定理提出的问题非常简单，它是用一个每个中学生都熟悉的数学定理——毕达
哥拉斯定理——来表达的。2000多年前诞生的毕达哥拉斯定理说：在一个直角三角形中，
斜边的平方等于两直角边的平方之和。即X2＋Y2=Z2。大约在公元1637年前后 ，当费马在
研究毕达哥拉斯方程时，他写下一个方程，非常类似于毕达哥拉斯方程：Xn＋Yn=Zn,当n
大于2时，这个方程没有任何整数解。费马在《算术》这本书的靠近问题8的页边处记下这
个结论的同时又写下一个附加的评注：“对此，我确信已发现一个美妙的证法，这里的空
白太小，写不下。”这就是数学史上着名的费马大定理或称费马最后的定理。费马制造了
一个数学史上最深奥的谜。
大问题
在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中，还没有任何问题可以叙述得如此简单和清晰，却长久不
解。E·T·贝尔(Eric Temple Bell)在他的《大问题》(The Last Problem)一书中写到，
文明世界也许在费马大定理得以解决之前就已走到了尽头。证明费马大定理成为数论中最
值得为之奋斗的事。
安德鲁·怀尔斯1953年出生在英国剑桥，父亲是一位工程学教授。少年时代的怀尔斯
已着迷于数学了。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到：“在学校里我喜欢做题目，我把它们带回家，
编写成我自己的新题目。不过我以前找到的最好的题目是在我们社区的图书馆里发现的。
”一天，小怀尔斯在弥尔顿街上的图书馆看见了一本书，这本书只有一个问题而没有解答
,怀尔斯被吸引住了。
这就是E·T·贝尔写的《大问题》。它叙述了费马大定理的历史，这个定理让一个又
一个的数学家望而生畏，在长达30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人能解决它。怀尔斯30多年后回忆
起被引向费马大定理时的感觉：“它看上去如此简单，但历史上所有的大数学家都未能解
决它。这里正摆着我——一个10岁的孩子——能理解的问题，从那个时刻起，我知道我永
远不会放弃它。我必须解决它。”
怀尔斯1974年从牛津大学的Merton学院获得数学学士学位，之后进入剑桥大学Clare
学院做博士。在研究生阶段，怀尔斯并没有从事费马大定理研究。他说：“研究费马可能
带来的问题是：你花费了多年的时间而最终一事无成。我的导师约翰·科茨(John Coate
s)正在研究椭圆曲线的Iwasawa理论，我开始跟随他工作。” 科茨说：“我记得一位同事
告诉我，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刚完成数学学士荣誉学位第三部考试的学生，他催促我收其
为学生。我非常荣幸有安德鲁这样的学生。即使从对研究生的要求来看，他也有很深刻的
思想，非常清楚他将是一个做大事情的数学家。当然，任何研究生在那个阶段直接开始研
究费马大定理是不可能的，即使对资历很深的数学家来说，它也太困难了。”科茨的责任
是为怀尔斯找到某种至少能使他在今后三年里有兴趣去研究的问题。他说：“我认为研究
生导师能为学生做的一切就是设法把他推向一个富有成果的方向。当然，不能保证它一定
是一个富有成果的研究方向，但是也许年长的数学家在这个过程中能做的一件事是使用他
的常识、他对好领域的直觉。然后，学生能在这个方向上有多大成绩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
科茨决定怀尔斯应该研究数学中称为椭圆曲线的领域。这个决定成为怀尔斯职业生涯中的
一个转折点，椭圆方程的研究是他实现梦想的工具。
孤独的战士
1980年怀尔斯在剑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来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并成为这所大学
的教授。在科茨的指导下，怀尔斯或许比世界上其他人都更懂得椭圆方程，他已经成为一
个着名的数论学家，但他清楚地意识到，即使以他广博的基础知识和数学修养，证明费马
大定理的任务也是极为艰巨的。
在怀尔斯的费马大定理的证明中，核心是证明“谷山－志村猜想”，该猜想在两个非
常不同的数学领域间建立了一座新的桥梁。“那是1986年夏末的一个傍晚，我正在一个朋
友家中啜饮冰茶。谈话间他随意告诉我，肯·里贝特已经证明了谷山－志村猜想与费马大
定理间的联系。我感到极大的震动。我记得那个时刻，那个改变我生命历程的时刻，因为
这意味着为了证明费马大定理，我必须做的一切就是证明谷山－志村猜想……我十分清楚
我应该回家去研究谷山－志村猜想。”怀尔斯望见了一条实现他童年梦想的道路。
20世纪初，有人问伟大的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为什么不去尝试证明费马大定理，他
回答说：“在开始着手之前，我必须用3年的时间作深入的研究，而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浪费在一件可能会失败的事情上。”怀尔斯知道，为了找到证明，他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
这个问题中，但是与希尔伯特不一样，他愿意冒这个风险。
怀尔斯作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完全独立和保密地进行研究。他说：“我意识到与费
马大定理有关的任何事情都会引起太多人的兴趣。你确实不可能很多年都使自己精力集中
，除非你的专心不被他人分散，而这一点会因旁观者太多而做不到。”怀尔斯放弃了所有
与证明费马大定理无直接关系的工作，任何时候只要可能他就回到家里工作，在家里的顶
楼书房里他开始了通过谷山－志村猜想来证明费马大定理的战斗。
这是一场长达7年的持久战，这期间只有他的妻子知道他在证明费马大定理。
欢呼与等待
经过7年的努力，怀尔斯完成了谷山－志村猜想的证明。作为一个结果，他也证明了
费马大定理。现在是向世界公布的时候了。1993年6月底，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在剑桥大
学的牛顿研究所举行。怀尔斯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向一群杰出的听众宣布他的工作。他选择
在牛顿研究所宣布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剑桥是他的家乡，他曾经是那里的一名研究生。
1993年6月23日，牛顿研究所举行了20世纪最重要的一次数学讲座。两百名数学家聆
听了这一演讲，但他们之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完全懂得黑板上的希腊字母和代数式所表达
的意思。其余的人来这里是为了见证他们所期待的一个真正具有意义的时刻。演讲者是安
德鲁·怀尔斯。怀尔斯回忆起演讲最后时刻的情景：“虽然新闻界已经刮起有关演讲的风
声，很幸运他们没有来听演讲。但是听众中有人拍摄了演讲结束时的镜头，研究所所长肯
定事先就准备了一瓶香槟酒。当我宣读证明时，会场上保持着特别庄重的寂静，当我写完
费马大定理的证明时，我说：‘我想我就在这里结束’，会场上爆发出一阵持久的鼓掌声
。”
《纽约时报》在头版以《终于欢呼“我发现了!”，久远的数学之谜获解》为题报道
费马大定理被证明的消息。一夜之间，怀尔斯成为世界上最着名的数学家，也是唯一的数
学家。《人物》杂志将怀尔斯与戴安娜王妃一起列为“本年度25位最具魅力者”。最有创
意的赞美来自一家国际制衣大公司，他们邀请这位温文尔雅的天才作他们新系列男装的模
特。
当怀尔斯成为媒体报道的中心时，认真核对这个证明的工作也在进行。科学的程序要
求任何数学家将完整的手稿送交一个有声望的刊物，然后这个刊物的编辑将它送交一组审
稿人，审稿人的职责是进行逐行的审查证明。怀尔斯将手稿投到《数学发明》，整整一个
夏天他焦急地等待审稿人的意见，并祈求能得到他们的祝福。可是，证明的一个缺陷被发
现了。
我的心灵归于平静
由于怀尔斯的论文涉及到大量的数学方法，编辑巴里·梅休尔决定不像通常那样指定
2－3个审稿人，而是6个审稿人。200页的证明被分成6章，每位审稿人负责其中一章。
怀尔斯在此期间中断了他的工作，以处理审稿人在电子邮件中提出的问题，他自信这
些问题不会给他造成很大的麻烦。尼克·凯兹负责审查第3章，1993年8月23日，他发现了
证明中的一个小缺陷。数学的绝对主义要求怀尔斯无可怀疑地证明他的方法中的每一步都
行得通。怀尔斯以为这又是一个小问题，补救的办法可能就在近旁，可是6个多月过去了
，错误仍未改正，怀尔斯面临绝境，他准备承认失败。他向同事彼得·萨克说明自己的情
况，萨克向他暗示困难的一部分在于他缺少一个能够和他讨论问题并且可信赖的人。经过
长时间的考虑后，怀尔斯决定邀请剑桥大学的讲师理查德·泰勒到普林斯顿和他一起工作
。
泰勒1994年1月份到普林斯顿，可是到了9月，依然没有结果，他们准备放弃了。泰勒
鼓励他们再坚持一个月。怀尔斯决定在9月底作最后一次检查。9月19日，一个星期一的早
晨，怀尔斯发现了问题的答案，他叙述了这一时刻：“突然间，不可思议地，我有了一个
难以置信的发现。这是我的事业中最重要的时刻，我不会再有这样的经历……它的美是如
此地难以形容；它又是如此简单和优美。20多分钟的时间我呆望它不敢相信。然后白天我
到系里转了一圈，又回到桌子旁看看它是否还在——它还在那里。”
这是少年时代的梦想和8年潜心努力的终极，怀尔斯终于向世界证明了他的才能。世
界不再怀疑这一次的证明了。这两篇论文总共有130页，是历史上核查得最彻底的数学稿
件，它们发表在1995年5月的《数学年刊》上。怀尔斯再一次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
上，标题是《数学家称经典之谜已解决》。约翰·科茨说：“用数学的术语来说，这个最
终的证明可与分裂原子或发现DNA的结构相比，对费马大定理的证明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一
曲凯歌，同时，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它一下子就使数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对我说来，安
德鲁成果的美和魅力在于它是走向代数数论的巨大的一步。”
声望和荣誉纷至沓来。1995年，怀尔斯获得瑞典皇家学会颁发的Schock数学奖，199
6年，他获得沃尔夫奖，并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怀尔斯说：“……再没有别的问题能像费马大定理一样对我有同样的意义。我拥有如
此少有的特权，在我的成年时期实现我童年的梦想……那段特殊漫长的探索已经结束了，
我的心已归于平静。”
费马大定理只有在相对数学理论的建立之后，才会得到最满意的答案。相对数学理论没有完成之前，谈这个问题是无力地.因为人们对数量和自身的认识，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
iii
费马大定理与怀尔斯的因果律-美国公众广播网对怀尔斯的专访
358年的难解之谜
数学爱好者费马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它用一个每个中学生都熟悉的数学定理——毕达哥拉斯定理来表达。2000多年前诞生的毕达哥拉斯定理说：在一个直角三角形中，斜边的平方等于两个直角边的平方之和。即X2+Y2=Z2。大约在公元1637年前后 ，当费马在研究毕达哥拉斯方程时，他在《算术》这本书靠近问题8的页边处写下了这段文字：“设n是大于2的正整数，则不定方程xn+yn=zn没有非整数解，对此，我确信已发现一个美妙的证法，但这里的空白太小，写不下。”费马习惯在页边写下猜想，费马大定理是其中困扰数学家们时间最长的，所以被称为Fermat’s Last Theorem（费马最后的定理）——公认为有史以来最着名的数学猜想。
在畅销书作家西蒙·辛格（Simon Singh）的笔下，这段神秘留言引发的长达358年的猎逐充满了惊险、悬疑、绝望和狂喜。这段历史先后涉及到最多产的数学大师欧拉、最伟大的数学家高斯、由业余转为职业数学家的柯西、英年早逝的天才伽罗瓦、理论兼试验大师库默尔和被誉为“法国历史上知识最为高深的女性”的苏菲·姬尔曼……法国数学天才伽罗瓦的遗言、日本数学界的明日之星谷山丰的神秘自杀、德国数学爱好者保罗·沃尔夫斯凯尔最后一刻的舍死求生等等，都仿佛是冥冥间上帝导演的宏大戏剧中的一幕，为最后谜底的解开埋下伏笔。终于，普林斯顿的怀尔斯出现了。他找到谜底，把这出戏推向高潮并戛然而止，留下一段耐人回味的传奇。
对怀尔斯而言，证明费马大定理不仅是破译一个难解之谜，更是去实现一个儿时的梦想。“我10岁时在图书馆找到一本数学书，告诉我有这么一个问题，3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人解决了它，但却没有人看到过它的证明，也无人确信是否有这个证明，从那以后，人们就不断地求证。这是一个10岁小孩就能明白的问题，然后历史上诸多伟大的数学家们却不能解答。于是从那时起，我就试过解决它，这个问题就是费马大定理。”
怀尔斯于1970年先后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获得数学学士和数学博士学位。“我进入剑桥时，我真正把费马大定理搁在一边了。这不是因为我忘了它，而是我认识到我们所掌握的用来攻克它的全部技术已经反复使用了130年。而这些技术似乎没有触及问题根本。”因为担心耗费太多时间而一无所获，他“暂时放下了”对费马大定理的思索，开始研究椭圆曲线理论——这个看似与证明费马大定理不相关的理论后来却成为他实现梦想的工具。
时间回溯至20世纪60年代，普林斯顿数学家朗兰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所有主要数学领域之间原本就存在着的统一的链接。如果这个猜想被证实，意味着在某个数学领域中无法解答的任何问题都有可能通过这种链接被转换成另一个领域中相应的问题——可以被一整套新方案解决的问题。而如果在另一个领域内仍然难以找到答案，那么可以把问题再转换到下一个数学领域中……直到它被解决为止。根据朗兰兹纲领，有一天，数学家们将能够解决曾经是最深奥最难对付的问题——“办法是领着这些问题周游数学王国的各个风景胜地”。这个纲领为饱受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打击的费马大定理证明者们指明了救赎之路——根据不完备定理，费马大定理是不可证明的。
怀尔斯后来正是依赖于这个纲领才得以证明费马大定理的：他的证明——不同于任何前人的尝试——是现代数学诸多分支（椭圆曲线论，模形式理论，伽罗华表示理论等等)综合发挥作用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由两位日本数学家（谷山丰和志村五郎）提出的谷山—志村猜想（Taniyama-Shimura conjecture）暗示：椭圆方程与模形式两个截然不同的数学岛屿间隐藏着一座沟通的桥梁。随后在1984年，德国数学家格哈德·费赖（Gerhard Frey）给出了如下猜想：假如谷山—志村猜想成立，则费马大定理为真。这个猜想紧接着在1986年被肯·里贝特（Ken Ribet）证明。从此，费马大定理不可摆脱地与谷山—志村猜想链接在一起：如果有人能证明谷山—志村猜想（即“每一个椭圆方程都可以模形式化”），那么就证明了费马大定理。
“人类智力活动的一曲凯歌”
怀尔斯诡秘的行踪让普林斯顿的着名数学家同事们困惑。彼得·萨奈克（Peter Sarnak）回忆说：“ 我常常奇怪怀尔斯在做些什么？……他总是静悄悄的，也许他已经‘黔驴技穷’了。”尼克·凯兹则感叹到：“一点暗示都没有！”对于这次惊天“大预谋”，肯·里比特（Ken Ribet)曾评价说：“这可能是我平生来见过的唯一例子，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没有泄露任何有关工作的信息。这是空前的。
1993年晚春，在经过反复的试错和绞尽脑汁的演算，怀尔斯终于完成了谷山—志村猜想的证明。作为一个结果，他也证明了费马大定理。彼得·萨奈克是最早得知此消息的人之一，“我目瞪口呆、异常激动、情绪失常……我记得当晚我失眠了”。
同年6月，怀尔斯决定在剑桥大学的大型系列讲座上宣布这一证明。 “讲座气氛很热烈，有很多数学界重要人物到场，当大家终于明白已经离证明费马大定理一步之遥时，空气中充满了紧张。” 肯·里比特回忆说。巴里·马佐尔（Barry Mazur）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刻：“我之前从未看到过如此精彩的讲座，充满了美妙的、闻所未闻的新思想，还有戏剧性的铺垫，充满悬念，直到最后到达高潮。”当怀尔斯在讲座结尾宣布他证明了费马大定理时，他成了全世界媒体的焦点。《纽约时报》在头版以《终于欢呼“我发现了!”久远的数学之谜获解》（“At Last Shout of ‘Eureka!’ in Age-Old Math Mystery”）为题报道费马大定理被证明的消息。一夜之间，怀尔斯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数学家。《人物》杂志将怀尔斯与戴安娜王妃一起列为“本年度25位最具魅力者”。
与此同时，认真核对这个证明的工作也在进行。遗憾的是，如同这之前的“费马大定理终结者”一样，他的证明是有缺陷的。怀尔斯现在不得不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修正错误，其间数度感到绝望。John Conway曾在美国公众广播网（PBS）的访谈中说: “当时我们其他人（怀尔斯的同事）的行为有点像‘苏联政体研究者’，都想知道他的想法和修正错误的进展，但没有人开口问他。所以，某人会说，‘我今天早上看到怀尔斯了。’‘他露出笑容了吗？’‘他倒是有微笑，但看起来并不高兴。’”
撑到1994年9月时，怀尔斯准备放弃了。但他临时邀请的研究搭档泰勒鼓励他再坚持一个月。就在截止日到来之前两周， 9月19日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怀尔斯发现了问题的答案，他叙述了这一时刻：“突然间，不可思议地，我发现了它……它美得难以形容，简单而优雅。我对着它发了20多分钟呆。然后我到系里转了一圈，又回到桌子旁看看它是否还在那里——它确实还在那里。”
怀尔斯的证明为他赢得了最慷慨的褒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在剑桥时的导师、着名数学家约翰·科茨的评价：“它（证明）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一曲凯歌”。
一场旷日持久的猎逐就此结束，从此费马大定理与安德鲁·怀尔斯的名字紧紧地被绑在了一起，提到一个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这是费马大定理与安德鲁·怀尔斯的因果律。
历时八年的最终证明
在怀尔斯不多的接受媒体采访中，美国公众广播网（PBS）NOVA节目对怀尔斯的专访相当精彩有趣，本文节选部分以飨读者。
七年孤独
NOVA：通常人们通过团队来获得工作上的支持，那么当你碰壁时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呢？
怀尔斯：当我被卡住时我会沿着湖边散散步，散步的好处是使你会处于放松状态，同时你的潜意识却在继续工作。通常遇到困扰时你并不需要书桌，而且我随时把笔纸带上，一旦有好主意我会找个长椅坐下来打草稿……
NOVA：这七年一定交织着自我怀疑与成功……你不可能绝对有把握证明。
怀尔斯：我确实相信自己在正确的轨道上，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一定能达到目标——也许仅仅因为解决难题的方法超出现有的数学，也许我需要的方法下个世纪也不会出现。所以即便我在正确的轨道上，我却可能生活在错误的世纪。
NOVA：最终在1993年，你取得了突破。
怀尔斯：对，那是个5月末的早上。Nada，我的太太，和孩子们出去了。我坐在书桌前思考最后的步骤，不经意间看到了一篇论文，上面的一行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提到了一个19世纪的数学结构，我霎时意识到这就是我该用的。我不停地工作，忘记下楼午饭，到下午三四点时我确信已经证明了费马大定理，然后下楼。Nada很吃惊，以为我这时才回家，我告诉她，我解决了费马大定理。
最后的修正
NOVA：《纽约时报》在头版以《终于欢呼“我发现了!”，久远的数学之谜获解》，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个证明中有个错误。
怀尔斯：那是个存在于关键推导中的错误，但它如此微妙以至于我忽略了。它很抽象，我无法用简单的语言描述，就算是数学家也需要研习两三个月才能弄懂。
NOVA：后来你邀请剑桥的数学家理查德·泰勒来协助工作，并在1994年修正了这个最后的错误。问题是，你的证明和费马的证明是同一个吗？
怀尔斯：不可能。这个证明有150页长，用的是20世纪的方法，在费马时代还不存在。
NOVA：那就是说费马的最初证明还在某个未被发现的角落？
怀尔斯：我不相信他有证明。我觉得他说已经找到解答了是在哄自己。这个难题对业余爱好者如此特别在于它可能被17世纪的数学证明，尽管可能性极其微小。
NOVA：所以也许还有数学家追寻这最初的证明。你该怎么办呢？
怀尔斯：对我来说都一样，费马是我童年的热望。我会再试其他问题……证明了它我有一丝伤感，它已经和我们一起这么久了……人们对我说“你把我的问题夺走了”，我能带给他们其他的东西吗？我感觉到有责任。我希望通过解决这个问题带来的兴奋可以激励青年数学家们解决其他许许多多的难题。
iv
谷山-志村定理(Taniyama-Shimura theorem)建立了椭圆曲线(代数几何的对象)和模形式(某种数论中用到的周期性全纯函数)之间的重要联系。虽然名字是从谷山-志村猜想而来,定理的证明是由安德鲁·怀尔斯, Christophe Breuil, Brian Conrad, Fred Diamond,和Richard Taylor完成.
若p是一个质数而E是一个Q(有理数域)上的一个椭圆曲线，我们可以简化定义E的方程模p;除了有限个p值，我们会得到有np个元素的有限域Fp上的一个椭圆曲线。然后考虑如下序列
ap = np − p,
这是椭圆曲线E的重要的不变量。从傅里叶变换，每个模形式也会产生一个数列。一个其序列和从模形式得到的序列相同的椭圆曲线叫做模的。 谷山-志村定说:
"所有Q上的椭圆曲线是模的"。
该定理在1955年9月由谷山丰提出猜想。到1957年为止，他和志村五郎一起改进了严格性。谷山于1958年自杀身亡。在1960年代，它和统一数学中的猜想Langlands纲领联系了起来，并是关键的组成部分。猜想由André Weil于1970年代重新提起并得到推广，Weil的名字有一段时间和它联系在一起。尽管有明显的用处，这个问题的深度在后来的发展之前并未被人们所感觉到。
在1980年代当Gerhard Freay建议谷山-志村猜想(那时还是猜想)蕴含着费马最后定理的时候，它吸引到了不少注意力。他通过试图表明费尔马大定理的任何范例会导致一个非模的椭圆曲线来做到这一点。Ken Ribet后来证明了这一结果。在1995年，Andrew Wiles和Richard Taylor证明了谷山-志村定理的一个特殊情况(半稳定椭圆曲线的情况)，这个特殊情况足以证明费尔马大定理。
完整的证明最后于1999年由Breuil,Conrad,Diamond,和Taylor作出，他们在Wiles的基础上，一块一块的逐步证明剩下的情况直到全部完成。
数论中类似于费尔马最后定理得几个定理可以从谷山-志村定理得到。例如:没有立方可以写成两个互质n次幂的和, n ≥ 3. (n = 3的情况已为欧拉所知)
在1996年三月，Wiles和Robert Langlands分享了沃尔夫奖。虽然他们都没有完成给予他们这个成就的定理的完整形式，他们还是被认为对最终完成的证明有着决定性影响。

英国国立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以下简称“维院”），座落在伦敦西南的南肯盛顿区，占地79，373平方米。她的成立，与1851年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有密切关系。当时大不列颠国国强民富，英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阿伯特亲王酷爱艺术，他在伦敦海德公园以大幅玻璃和铁枝盖了一幢临时展览厅，邀请全球各国将他们优良的产品送展。博览会在5月开幕，吸引了大批参观者。他们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贫富或社会地位，不约而同地在展柜间流连忘返。到10月博览会闭幕时，参观人数已超过600万。入场费的收益，扣除一切开支后还有可观的盈余。大会主办人决定用那笔钱建一所博物馆。经过6年的筹划和建设，“南肯盛顿博物院”于1857年落成启用，1862-1897年间又扩建了数次，1899年改名为“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到今天已有146年历史。其藏品之丰富，在世界上堪称首屈一指。
1860年，维院购入第一批中国外销画。“外销画”是1949年后美术史家开始使用的名词。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间，虽然中国画工知道他们的作品是卖给洋人的，但买家则没有将中国画分为“外销”或“内销”的习惯。欧洲人买中国画，是因为他们对这遥远的国家充满好奇。在摄影术未发明以前，图画是帮助他们了解中国事物的最佳媒介。事实上，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在他们贸易的地方购买一些富有当地色彩的图画，不以中国为限，维院珍藏中就有不少印度水彩画和日本版画。中国外销画的历史不超过200年，到今天能自成一格，成为美术史家和历史家研究的对象，得归功于广州的一群优秀画工。他们技术精湛、头脑灵活，善于迎合顾客口味。中国外销画不独题材广泛，而且价格便宜，因而得以大量输往欧美各地。当年广州画工为“榲两餐”而绘制的图画，其中部分进了博物馆，成为今日研究晚清风貌的重要资料，这应是画工们万万料想不到的。

《数学史》1968年首次出版，1991年出了修订版，虽都距今甚远，但作为数学史料，并不过时。这正如数学的特征：只有在数学中，不存在重大的修正——只存在拓展。例如一旦希腊人发展出了演绎法，就他们所做的事情而言，他们是正确的，永远正确。欧几里得并不完备，他的工作得到了巨大的扩展，但只是扩展而不需要改正。他的定理，所有定理，到今天都是有效的。
本书把数学几千年的发展浓缩为这本编年史中。从希腊人到哥德尔，数学一直辉煌灿烂，名人辈出，观念的潮涨潮落到处清晰可见。而且，尽管追踪的是欧洲数学的发展，但作者并没有忽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的贡献。毫无疑问，这本书是（而且在很长时期内将会一直是）一部经典的关于数学及创造这门学科的数学家们的单卷本历史著作。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
我们为书中的史实、观念、精美插图以及引领我们走过数学发展长河的大师们所折服，遂决定把它引入中国，以飨中国热爱数学、崇尚科学精神的读者。

对于18世纪后期的执政者和有产阶级而言，法国大革命之后的那些年他们被强烈的焦虑缠绕。君主及其臣子生活在对叛乱的持续恐惧中，认为他们的权力和性命都处于危险之中。在他们自己偏执的想法推动下，他们选择通过监控网络、暴力手段和秘密警察镇压所有的威胁和叛乱，无论这些威胁和叛乱是真 实的还是虚幻的。从此，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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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幻影恐惧》中，屡获殊荣的历史学家亚当•查莫斯基认为，旨在防止动乱的严厉措施产生了灾难性的和深远的影响。正是这些措施激起了那些他们想要去镇压的叛乱。到这一时代结束的时候，在整个欧洲大陆，恐怖运动的第一次萌动已然十分明显。欧洲君主们的担心终于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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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恐惧》探索这个麻烦不断而又引人入胜的时代，从埃德蒙•伯克到玛丽•雪莱的政治家和文化领袖被迫选边站，他们要么支持，要么反对蕴含在新生全能集权国家中的反革命精神。这个时期的政治动荡形势将直接导致1848年的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秩序的崩塌。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一政治妄想时代的遗产之下。这些怀疑和镇压的狂暴岁月是欧洲历史接下来发展的关键。在查莫斯基对这段专横的历史时刻的记载中，绝望的君主逼着世界走上了革命、恐怖和世界大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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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才华和原创力。——《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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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莫斯基的写作极富天赋，充满奇思妙想，尤其擅长讲述关于俄罗斯的故事。——《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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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莫斯基对荒谬的审查制度和无能警察的敏锐观察及其精彩刻画，定会让读者停不下来。——《现代史期刊》（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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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莫斯基展示了暴政是怎样带来这些触目惊心、荒诞无稽的可怕结果……这是一个精彩纷呈的故事。——《泰晤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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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讲述了一段）从1789年到1848年国家管制在欧洲日益加强的历史……从作者对国家审查、监视、暴行的客观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查莫斯基对于政治史和国际关系令人印象深刻的独到见解。在他看来，是这些暴政本身最终引来了不断的革命反抗。——《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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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经勤勉研究、完美撰写的学术著作论点丰富，让人十分信服。亚当•查莫斯基为反动的欧洲正统王朝专制提供了确凿的案例，华丽的贵族式辞藻也恰如其分地将其表现了出来。他在这个过程中将一整队不可侵犯的人物带进了历史的屠宰场。毫无疑问，这是一段修正主义的历史。
——安德鲁•罗伯茨，著有《战争风云:第二次世界大战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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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查莫斯基凭借独有的资质，优雅地剖析了紧接着法国大革命而产生的偏执、疑惧和阴谋论。他描绘出这个年代里现代警察国家的诞生，欧洲专制主义的起源以及后来我们所谓的阶级斗争的起点。《幻影恐惧》是一部及时的原创性历史书，它是一部通往过去的指南，同时也让人对当今有所反思。
——安妮•阿普尔鲍姆，著作《古拉格：一部历史》，获普利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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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重要著作。《幻影恐惧》具有学术性，文字优美而富有趣味，在纵览革命时代的反动欧洲过程中，几乎每一页都有令人赞叹的洞见。
——奥兰多•菲吉斯，著有《俄国革命史:1891-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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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吸引力……充满了引人入胜的细节和鲜明的旁白。亚当•查莫斯基像宫廷舞会的舞者一样书写：优雅、高贵、技艺精湛、步履稳健。
——英国《旁观者》杂志

《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将人类学在民族界定中最重要的因素，即民族的主观认同意识或自我归属意识纳人满族史的讨论中，考察了天聪九年(1635)“满洲”命名前后直到清朝统治末期“满洲”共同体性格的历史变迁。《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认为，在上述历史时期，满洲共同体经历了从一个来源复杂的征服者集团到对自身来源有着清晰意识的集团的转变。女真诸部在努尔哈赤时期力图建立自己与金、元女真的历史联系，这种努力由于皇太极改称“满洲”和“大清”称号而中断。人关前后的八旗满洲是按照特定的政治一军事制度组织起来的女真语部众。民族意识在他们中间的发育，由于征服初期的清政府刻意在八旗内部和整个中国回避满汉分别而受到抑制。乾隆时期，清朝迎来了盛世的繁荣，与此同时，以“国语骑射”为代表的满洲传统文化却在迅速丧失，在这种背景下，清王朝“构建”满洲历史根源性的努力显著加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满洲的历史根源性被重新追溯到金元时期的女真人；二是对满洲主体部分“从龙”(跟随努尔哈赤起家)的集体历史进行了重新塑造。这种有意识构建的具有独特血缘与历史经历的新的满洲共同体表明，满洲共同体在自我定位的主观意识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清朝末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满族人的群体意识凸现、固化并上升到政治的层面。清朝灭亡后，旗民界限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念，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满族身份的确定遂以是蓊具有旗籍为依据。

《上海史研究译丛》精选当今海外一流学者有关近现代上海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可读性和学术性兼具，并由国内专家翻译。海外学者以独特视角、独有材料和独到见解，对上海历史作出有别于以往的解读，内容涉及上海道台、警察、妓女、工业家、侨民、同乡会、救火会、苏北人等众生相。
本书分“现状和趋势”、“名著解读”和“名家剪影”三编，分别就海外上海学的研究概况、主要名著和重要名家作了全面、细致的介绍和评析，并且还附有海外上海学著作目录、论文目录、英文博士论文目录，可以说是一本翔实、权威，既有理论探讨，又有个案分析的书。

何为宗教？何为科学？宗教阻碍了科学发展吗？科学与宗教果真水火不容吗？“科学”和“宗教”是否适用于一切地域和民族？在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楚“科学”与“宗教”概念的含义演变以及它们之间产生关系的前提。作者彼得·哈里森以令人惊叹的渊博学识和清晰思路， 极富原创性地分 析了科学与宗教这两大领地漫长的形成过程，绘制出西方科学与基督教之间关系的一幅令人信服的图景，颠覆了我们对科学与宗教的许多简单化理解。本书代表着科学与宗教领域最新的国际研究成果。
对世界的科学解释根本上是无神论的，但科学为什么偏偏从基督教笼罩的欧洲诞生？科学发展与宗教和道德原来千丝万缕地编织在一起。哈里森的这一部最新研究引领读者深入这些问题和联系。张卜天的译文可靠、流畅。强力推荐。
——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书通过严格的历史考证，表明 “科学”与“宗教”概念是晚近三百年的发明，今日关于科学与宗教之关系的论说多数是时代误置，振聋发聩、引人深省！
——吴国盛，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In the Forbidden City and other palaces around Beijing, Emperor Qianlong (r. 1736-1795) surrounded himself with monumental paintings of architecture, gardens, people, and faraway places. The best artists of the imperial painting academy, including a number of European missionary painters, used Western perspectival illusionism to transform walls and ceilings with visually striking images that were also deeply meaningful to Qianlong. These unprecedented works not only offer new insights into late imperial China’s most influential emperor, but also reflect one way in which Chinese art integrated and domesticated foreign ideas.
In Imperial Illusions, Kristina Kleutghen examines all known surviving examples of the Qing court phenomenon of “scenic illusion paintings” (tongjinghua), which today remain inaccessible inside the Forbidden City. Produced at the height of early modern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these works have received little scholarly attention. Richly illustrated, Imperial Illusions offer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aesthetic, cultural, perceptual, and political importance of these illusionistic paintings essential to Qianlong’s wor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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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纳是位极佳的非虚构作家，他鲜少拿一堆术语轰炸我们，却处处流露出对主题的精通。他用文字构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舞台：上演着月亮与疗愈、仪式有关的神秘故事，举行着横跨几个世纪科学家谈论月球的思想盛宴，叙述着冷战时期月球影片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