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有关清初政治史研究的论文集，由四篇长文组成，分别关注皇太极入关、多尔衮摄政、福临亲政改革和玄烨结束四大臣辅政等满族入主中原的重要历史片段。
四篇文章均是从个案入手讨论清初政局演变。历史上的疑案或具体的事件其价值如何，在史学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下，不可一概而论。同样一件疑案，研究者的需要和目的不同，其价值亦迥异。价值判断的前提是确认事实，后者必须建立在史料的鉴别和分析之上，即属于实证。清代历史上的许多疑案，原因不外是与统治者利害攸关，其原始过程和直接证据被当时的记录者或后来的编纂者有意湮灭。若能还其本来面目，不仅可以揭示当时复杂的政治关系，往往也是破解历史表象背后深层原因的关键。

超越五千年视野，打通史前史与文明史的分隔
揭开夏商周三代迷雾，提出国家起源的新假设
以人类学家的思维，破解古代中国人群的互动密码
纣王囚姬昌，姜子牙等献美女、骏马，哪样才让纣王动心？
穆王西征的浪漫背后，还有一个惊人的社会交换体系？
伯乐相马的传说中，居然隐藏着秦国崛起 的密码？
吴越争霸的主角们，为什么相继走向两线作战的困境？
中国史上第一个长途旅行的人，按什么规律选择了他的路线？
“振大汉之天声”，其实只是一种历史的幻象？
……
太多的历史谜题，本书将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答案，让我们拥有更宽阔的历史视野——在把握历史的同时，也更好地理解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
本书不拘泥于“华夏中心”观念，将中国历史上各人群的活动，投射到东亚大陆的地理构造上，运用人类学方法重新解读中国历史上(上溯夏商周、下迄明清)众多人群留下的传说和谜团，对这些古代人群崛起的原因和最终的走向，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新知。本书尝试描绘出一幅东亚人群迁移和文化变迁的动态图景，打通东亚大陆史前史与文明史的巨大分隔，传递出一种完整的“人类史”的观念。
这是一部人类学家视野中的中国大历史，将给读者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带来升级更新的畅快体验。全书收有近三十面彩色插图。

生前，陶希圣背负着汉奸和战犯的骂名。深入了解后，会发现他的身份其实是学者和政客。作为学者，陶希圣对法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都有过研究，且曾经在中国社会结构和性质的讨论，本位文化的讨论，以及在运用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切入社会学等方面，颇具建树；政治上，二十年代起至1940年止，他属于汪精卫派，1942年以后转向蒋介石，成为蒋的幕僚；思想上，二、三十年代他主张民主反对专权，四十年代后，他却认同专权，并积极主动地服务于蒋介石政权。
陶希圣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从政知识分子，一个生自1899湖北，卒于1988台湾的动荡年代亲历者，本身就是这一时期历史的载体，将陶希圣作为个案进行呈现，可以加深民国政治史、民国学术史、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研究。为了体现陶希圣政治与学术两栖的特色，也为了学术性和可读性并存，全书分为上下二卷：上卷以政治活动为主，以时间先后为序；下卷以学术思想活动为重，进行专题研究。力图比较全面地展现陶希圣复杂、多变而又丰富的一生。

《中國古代朝代更迭——易姓革命的思想正當化以及正當性研究》的研究目的，乃在於從中國政治思想的内在結構與其在中國政治史裹演變之角度，分析中國歷代易姓革命之理論、正當化以及正當性。在此目的之下，將要具體分析中國易姓革命的典範及模式、中國易姓革命正當化的思想來源(天命論、五德終始說、符命說及讖緯說)、中國歷代易姓革命之正當化措施以及中國歷代知識分子對各易姓革命的正當(統)性之評估(正統論)，來企圖重構中國易姓革命的理論及其之正當化理論。
《中國古代朝代更迭——易姓革命的思想正當化以及正當性研究》供高等院校的教師、學生、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員，以及其他有關學者、讀者參考使用。

中華という〈中心意識〉は、いつどのようにして成立したか。春秋戦国期の諸文書と出土資料から、重層的な経過を再現する。蛮族が中心へと反転し、王の遍歴 説話が国際秩序の成立を告げ、幻の夏王朝が王権の起源を象徴する。〈中華〉概念の多義的でダイナミックな生成過程から文明と国家の起源に到る問題に新しい 視野が拓かれる。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大学史学研究生系列教材》尝试以学术理念和方法，处理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史料学教材的书写。在充分借鉴学界成果经验的基础上，从历史认识的过去性和史料概念的开放性等特质出发，重新认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即史料学不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方法论：史料的查找、整理、解读、考订和运用的原则方法以及各种目录、索引的大量补充，说明史料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实用性。而通论性史料的强调和史料价值层级等第的新划分，应因了当前中国史学研究过分。“碎片化”和跨学科化的挑战，改变以往史料学书写与历史研究关系中的消、滞后状态，体现了其理论上应具的主动性和前沿性。在重视并及时补充新出的传统载体史料种类（档案、报纸、期刊、日记、函电、文集、方志、笔记、野史等）的前提下，新增了电子化、数据库史料；突出了因研究新法引入牵动而从前被低估的社会调查、考察报告、回忆口述、丛书、类书等史料的介绍和价值；措意史料要籍介绍的典型化、系统条理化、分布合理化。这些均展现了史料学内容体例上书写的前瞻性。《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大学史学研究生系列教材》在目前同类教材体系中，具有全面性、实用性、原创性、前沿性、特点和优点。可供中国近现代史硕、博士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以及有一定程度的史学爱好者使用和阅读。

1898年9月21日，戊戌变法失败，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为躲避清廷追捕，由此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生涯。因考虑到所搜集到的资料大部分为康有为旅美时期，故将该书的地理范围限定为美洲。但读者在此书中亦能看到康有为在澳洲、欧洲的足迹。整理者在康有为次女康同璧整理的《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的基础上，仔细对比在美国、加拿大等地搜集到的资料，校正、补充《续编》中存在的错讹或遗漏。并对近年来为研究者征引、参照的《康南海自编年谱》进行了完善，整理出“补康南海先生自编年谱”一文。本书的史料价值不言而喻，该书的出版，一方面，将对康有为思想研究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另一方面，整理者希望继续完成亚洲辑、欧洲辑，最后汇总给读者一本相对完整的康有为的海外年谱。因此，该书的出版，也是整理者希望通过此种方式，倾听学术界及广大读者对年谱整理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更好地解决在年谱整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简洁、好读的西方古代文明史
★理查德•迈尔斯继《迦太基必须毁灭》之后又一力作
★已被BBC拍摄为六集同名纪录片
【内容简介】
《古代世界》讲述了浩瀚文明的史诗典故，以及那一座座塑造了今日你我的都邑城垣。人类进步的历程是一条充满了开化启蒙与暴戾恣睢的征途。盖世伟业成就之日，亦是血流成河之时，恰如一曲创造与毁灭的交响乐。理查德·迈尔斯追溯至我们遥远的过去，那些人物和地点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迈尔斯使它们变得鲜活起来：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首座城市到古埃及的死亡祭仪，从发明字母的腓尼基航海者们到残忍暴虐的亚述帝国，继而一路追寻至雅典和罗马这些伟大的城邦国家。 迈尔斯向我们展现了通过选择与陌生对象一道生活于大型的城市社群之中，人类扬长避短，开启了文明并塑造出现代世界。
【本书获誉】
《古代世界》一书赋予往昔历史以血肉，理查德·迈尔斯为湮灭已久的古城带回生机。
——《观察家报》
一部史诗级力作，时间跨越五千年，空间囊括半个地球。
——《每日电讯报》
引人入胜……洋溢着妙趣横生的精彩故事，涉及城邦国家激烈的社会实验，以及在变革之下人们可循的新生态。
— —《独立报》

《陈庆英藏学论文集(套装上下册)》内容简介：这里汇集的36篇文章，绝大多数是我个人撰写的。另外我还和一些同志合作撰写过一些文章，因为这一套丛书的体例所限，没有收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和端智嘉同写的《吐蕃赞普赤德松赞生平简述》以及和仁庆扎西同写的《元朝帝师制度述略》，是为了怀念这两位曾经和我亲密合作的英年早逝的藏族朋友而收入的。按照所探讨问题的年代的先后，这些文章分为吐蕃王朝篇、宋代藏族历史篇、元代藏族历史篇、明代藏族历史篇和清代藏族历史篇，其他的几篇文章则归人历史文化篇。
发掘和利用藏文古籍资料来研究藏族的历史文化，是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东嘎·洛桑赤列、恰白·次旦平措等先生的带动下，藏文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藏族和汉族的许多学者共同努力，使得许多藏文古籍在学术研究中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但是在这个领域中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序
陆扬
北京大學出版社決定影印出版美國中國史專家賀凱 (Charles O. Hucker, 1919-1994) 的名著《中國古代官名辭典》（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並希望我能簡要地介紹一下這部著作的價值。猶如許多在西方從事中國史研究的人，賀凱教授的《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是一部我平日手頭必備的工具書。我個人的研究工作和古代中國的某些官制亦有密切的關聯，因此對這部辭書的內容和特點也算比較熟悉。但對這部著作的熟悉並不等於說我就能夠精確而全面地評價這一部範圍幾乎包括整個中國古代官僚制度的名作。這部書的作者在選擇條目以及英文譯釋等方面都體現出很不尋常的功力，要充分評估他在這些方面的貢獻，光是具備一定的中國古代制度史的修養還是不夠的，還需要對西方特別是英美中世以來的官僚制度有相當的瞭解，而這一點是我所欠缺的。所以在這裡，我只能根據我個人對這部著作的特色及其作者的學術背景的瞭解，擇要寫幾句。
先談一下賀凱。美國的中國史研究在二十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有一個關鍵的轉折，那就是從以考釋語言文獻為重點的漢學研究轉向更為全面的中國歷史研究，賀凱就是在這種變化下出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一九一九年，賀凱出生於美國中部文化經濟的大都會聖路易市。他從德克薩斯大學本科畢業時，正值二次大戰戰酣之際。賀凱投筆從戎，由於卓越的表現，戰爭結束時竟已獲得美國陸軍上校的軍銜。他那一代的美國學者，在二戰期間服務於美國軍隊的並不少見，但能像賀凱這樣在取得如此高的軍銜之後又投身於東亞史研究的則不多見。賀凱的博士學位是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的，在那裡接受了當時美國最好的漢學訓練。對他指導最多的是以研究上古文化著稱的顧立雅（Herrlee G. Creel）和以研究宋代社會知名的柯睿哲（E. A. Kracke）兩位教授。顧立雅的影響尤其顯著。顧氏的學術路向有一種很特別的混合，他十分強调以解讀文獻為重心的漢學傳統，但又開創用綜合的方式來全面研究上古思想文化。他致力於培養能讀懂中文報紙和新聞的人才，但卻又不看重兩漢以下的研究，認為那是的“新聞调查工作”（journalism） 而非嚴肅的學問 (scholarship)。這種學問上的嗜古和學術上的求新並存的現象並不出人意表。儘管顧立雅這一輩的美國漢學家開始承擔起瞭解現實中的中國的責任，但他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基本看法還是較為保守的。
賀凱是顧立雅培養出來的最出色的學生之一。賀凱本人對學問看法並不像顧氏那樣保守，但他接受了顧氏古典學風的熏陶，對中國文化的探索不是由今溯古，而是由古及今。比如中文的學習以文言為中心，從研讀儒家經典開始。賀凱曾告訴和他同過事並相知甚久的余英時先生一則關於他自己的趣事。五十年代時賀凱到台灣訪學，坐船到基隆，上岸時海關人員問他要去哪裡，他用文言回答說：“吾欲之台北”，海關人員聽得如墜五里霧中，完全不懂他在說甚麼，搞了半天，才明白他說的原來是文言。這則故事很傳神，頗能道出賀凱這一代漢學家的特點，很難想像今天的西方中國學界中人會有這樣的事發生。但也許正是這種對中國古典文化的重視，才使得賀凱對中國傳統產生同情的瞭解，同時也使他能在幾個難度很高的研究領域內游刃有餘。雖然賀凱的學術重心和顧立雅完全不同，關注的層面則深受顧氏的影響。顧立雅對研究中國傳統政治的內涵有濃厚的興趣，而賀凱的研究也是集中於這一領域，區別只是顧氏專注於傳統政治的形成期，而賀凱則專注於傳統政治的高度成熟期，也就是顧氏不屑注意的時期。顧立雅對中國傳統思想有淵博的知識和貫通的認識，這一點似乎也影響到賀凱的工作，使他的視野並不局限於某個狹小的領域。
自芝大獲得博士後，賀凱曾先在圖桑的亞利桑那大學 (University of Arizona) 任教，在短短幾年之內，對奠定那裡的東亞研究基礎起了很關鍵的作用，雖然他在一九六一年又轉往密執安大學任教，賀凱對圖桑這個地方可說是情有獨鍾，退休他後又回到圖桑終老，成了參與當地社區活動的積極分子，而我這裡要介紹的《中國古代官名辭典》也是在圖桑定的稿。賀凱以明代政治制度史作為學術工作的中心的學術路向可以說是在亞利桑那大學執教期間確立下來的，其它的工作都在此基礎上擴展。就在賀凱從亞利桑那轉往密執安執教的那一年，他出了本小冊子，叫《明代的傳統中國政權》（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in Ming Times） （此書封皮上的中文標題是《明代政治考》，似乎不甚貼切，應該是《明代政制考》）。這雖然是一部小書，卻不妨說是賀凱研究明史的成名之作，尤其體現出他在制度史研究方面的特出能力。書的篇幅不過八萬來字，卻能將明代官僚制度的基本結構和行政特點交代得很清楚。在書的小序裡，賀凱告訴讀者在他完成這部著作的時候，他已經有長達十二年的研究明代制度的經驗了。其實這原來是他提交給一個有關傳統中國政治權力的研討會的論文，所以在小書的序言裡他還特別感謝當時同樣是明史新起之健者的牟復禮（Fritz Mote）先生在會議期間對他的研究所作的評論。有意思的是，就在這部小冊子出版後的一年，牟復禮先生研究高青邱的專著也出版了。這兩部著作的先後問世多少可以說標誌了美國新一代明史研究的起步。
從六十年代起，賀凱一直是明史方面的重鎮，他在這方面的著作為數不少，但就其對中國學的整體影響而言，這些著作都不如他的通史著作《帝制中國的歲月》（China’s Imperial Past）和《中國古代官名辭典》。《帝制中國的歲月》完成於一九七五年。這部涵蓋整個中國歷史的著作篇幅並不很大，但剪裁得頗為用心，敘述也得當，很符合美國大學優秀通史教材的特色。全書劃分為帝制以前，早期帝制和晚期帝制三個部分，每部分又再按照“歷史概述”（general history）, 制度與社會，思想和文學等門類來敘述。可以說到九十年代初以前，這部著作被美國的大學廣泛採用來做為中國史的基本教材，在流行的程度上堪與之相比的大概只有英譯的謝和耐（Jacques Gernet）教授撰寫的《中華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這雖然是一部教材，而且也不免帶有七十年代以前西方中國史研究的種種印跡，但依然顯示出賀凱對中國歷史的通盤認識。尤其讓我印象很深的是賀凱那簡練而精確的文筆，這一特點在該著作的幾個“歷史概述”的部分裡特別突出。他常常用一兩段文字中就能把一個時代的重大事件或脈絡交代清楚，而且描述得頗有韻味。這樣的例子觸目可見，比如第一部分的“歷史概述”末尾描述陳涉起事和秦朝覆亡的兩段文字（頁46－47），第二部分裡評述武曌的段落（頁142－143）和第三部分中概括明代文化的一段話等等。這些文字譯成中文就很難傳達，甚至還會顯得平淡無奇，但在英文原文裡上卻是錘煉頗深的史學文字，幾乎可以誦讀。九十年代以來美國出現撰寫中國通史的熱潮，但我覺得很難再看得到賀凱的這種精煉而暢達的文字了。
就賀凱一生的史學成就來說，《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無疑是代表了他的名山事業的 Magnum Opus。他在序言裡說，他在做研究生時把《周官》裡的職官名稱編成索引給自己作參考，後來才意識到這其實就算是編撰這部辭書的開端了。他正式開始著手這一工作是一九七六年。整個過程中雖也請過密執安大學和亞利桑那大學的學生做助手，但基本工作都是由他自己親手完成的。這些工作包括全書引論部分的撰寫，所有條目的起草和修改，英文索引的制作，以及電腦打字和漢字字條的輸入等等。真可說是在處處親自把關的基礎上完成的著作。從賀凱一生的學術軌跡來觀察，他在晚年完成這樣一部以辭典形式出現的大著一點都不令人驚訝。但在整個當代西方中國史研究的脈絡裡，出現這樣的著作又是一個異數。為甚麼說是異數呢？賀凱自己在給《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所作的序言裡就已經提供了線索。他說他完成這部著作的目的就是要“將那些並不專治制度史的漢學家們從長期試圖應付傳統中國無所不在的官僚命名系統時所承受的困擾，困惑和羞愧中解救出來” （頁 V）。這個率直而又入木三分的說明，點出了兩個有關西方中國史研究的實況，第一，中國古代制度史是個令西方漢學家頭痛的領域；第二，西方在中國官制史方面的研究很薄弱，連許多資深的學者也會老犯常識性的錯誤。自二十世紀初以來，西方的中國史研究在很多領域內都有了傲人的成績，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的環節，官制研究甚至廣義上的制度史研究恰恰就是其中之一，這和西方中國史重文化和社會的取向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學術訓練有直接的關係。當然這並不等於說西方沒有致力於某個朝代的制度史研究並取得相當的成績的學者。舉例而言，除了賀凱本人的明代官制研究之外，還有瑞典的畢漢思（Hans Bielenstein）對漢代官制的研究，法國的戴何都（R. des Rotours）對兩唐書中百官志等文獻的譯註，白樂日(étienne Balázs) 對宋代官制的考察，蓝克立（Christian Lamouroux）對《宋史 食貨志》的譯註，拉契涅夫斯基（P. Ratchnevsky）對《元史 刑法志》的譯註，英國的杜希德先生（Denis Twitchett）對唐代官僚機構的全面分析，以及美國學者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對清代軍機處，歐立德（Mark Elliot）對滿清八旗的研究等等，都是突出的例子。但上述有些成果出現在《中國古代官名辭典》完成多年之後。而以一人之力成就一部涵蓋上下兩千年的中華官職辭典，當代西方僅賀凱一人而已，這在西方的學術背景下不能不說是個異數。同時也因為西方對中國官僚制度的研究相對薄弱，這部著作在西方學者的日常研究中所具有的參考價值就更是明顯而持久。
《中國古代官名辭典》體例頗嚴謹，分為序言，引論，使用須知，條目及中英名詞索引。書的引論部分按朝代来分别概述其官制體系，每個朝代或時代（例如南北朝和五代）有其專門的章節，讓人一目瞭然。全書八千二百九十一個條目，包涵了從《周官》所載的職名到晚清的主要職官名稱。每個條目先註出官名所屬的朝代，如果在好幾個朝代都存在，則按時代順序解釋其職能的異同。而如果某一官名在《中國古代官名辭典》裡的英譯和該辭典所參考的幾種英法文中國官制研究著作中的譯法不同，則賀凱還會在條目的結尾列出不同的譯法及所出自的著作，以供讀者參考。如清代佛道機構中的“至靈”一職，賀凱採用的英譯是 Sacrificial Priest，而在英譯的布魯纳特（H.S Brunnert） 和哈蓋爾斯特洛姆 （V. V. Hagelstrom）的著作《當代中國的政治設置》（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裡，這個職位的譯名是 Thaumaturgist，所以條目的結尾又將此譯名附上供讀者參考。又比如隋唐的“果毅府”，賀凱採取了基本是直譯的 “Courageous Garrison”，而他同時又列出戴何都在《新唐書 兵志》的法文譯註中所採用的 milice intrépide。《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的條目解釋一般都突出要點，但也有不少條目解釋得很詳盡，不僅勾勒出其中變化的歷史過程，而且連變化出現的具體年份都有列出。辭書中對唐代的十六衛府和明清時代的承宣布政使司的解釋就是體現此種特色的兩個典型例子。由於是用西文撰寫中國古代的職官辭典，所以不能像用中日文撰寫那樣能比較方便地直接引用原始文獻，作者因此必須能對相關資料有自己的把握，才能用文字敘述出來，但正因如此，在寫作上要花的功夫就很大。 而且這部著作主要是為西方的學術界而撰寫，所以賀凱盡量要在中國古代職官的英文譯名上斟酌選用比較易於西方一般學界理解的稱謂和名詞。所以這部著作並非一般意義上的職官辭典，而是一部研究性很強的著作，處處都顯示出編撰者自己的判斷。
但《中國古代官名辭典》並不追求巨細靡遺，賀凱的主要目的是對中國歷代官制的結構及其變遷作一個總括性的呈現。中國古代職官的變化和延續性都很強，常常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賀凱的工作也是要讓讀者盡量能體會這些細微的差別。辭典中的條目雖多，卻並不瑣碎。比如條目中有明清時代的總督一職，而清代的各省總督只是在該條目解釋清代的部分裡提到，並不作單獨條目列出。在辭典的使用須知裡特別提醒學者在參考這部著作時要能有想像和綜合的能力，才能舉一反三。賀凱在編纂此書時最主要的中文參考著作是黃本驥的《歷代職官表》，但他也指出《歷代職官表》過於強调沿革而產生的弊端。他同時還參考了較少為西方學界所知的梁章鉅的《稱謂錄》，用來作為非正式官稱的依據。此外還有日中民族科學研究所編的《中國歴代職官辭典》和楊樹藩《中國文官制度史》等等。當然中國古代的官制的功能和變化常常很複雜，現代的研究工作也總是不斷深入。《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是一部以八十年代以前西方研究中國官制史的成果為基礎的著作，今天若以專家的眼光來看自然會發現其中的缺失，比如對唐代的學士院和翰林院，翰林學士和翰林待詔之間的根本性差別就沒能完全分辨清楚就是一例。但像這類重要的分別即便在唐史研究相對發達的中日學界也只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才開始普遍受到重視。所以這些因學術發展的階段性所造成的不足一點都不妨礙引介《中國古代官名辭典》這部名著到中文學術界來的價值。中國古代官制的研究在中國史學界一直算是一門顯學，出版的學術專著和論文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大有超越西方同行的地方。但就我所瞭解，若以全面性的職官工具書而言，無論編排的用心還是撰寫的講究，中文世界的同類型著作中能和《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相媲美的其實還很少。我相信，引進這部作品對日後在中文世界能出現更高質量的中國古代制度史工具書將會有非常良好的影響。

《微湖山堂丛稿》共10卷，收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近30年来的论文、序跋、札记、小品等共计142篇，综合反映了作者在版本校勘等方面的成果。包括：《十三经注疏汇校》缘起及设想、论平水本《尚书注疏》、十行本《尚书注疏·君奭》书后、明永乐本《尚书注疏》跋、阮元刻《尚书注疏》校勘记“岳本”辨正等。

僧肇是我国佛学史上的一位著名的高僧，在历史上影响不小，并被后人誉之为我国的“解空第一人”。僧肇所处的东晋十六国时代，正是我国佛教的“始盛”时期，其是僧肇服膺鸠摩罗什所弦传的大乘中观佛学，撰写了我国佛学史上的名篇《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和《涅槃无名论》等佛学论文，从本体论与解说论两个方面系统而又深刻地阐说了大乘中观佛教哲学思想，并把印度佛学与我国的老庄玄学相结合了起来，不仅使我国佛学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而且也对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南宋时期，中国文明正面临严重危机，而正是对社会与政治问题。的忧患，在当时的儒者间引发了“道德伦理”与“事功伦理”之争。“明道谊而计功利”，遂成为冲出程朱框架的新口号，显示出儒学发展的新倾向。在“责任伦理”的原则已成为共识的今天，重新回顾这段思想脉络，或可为儒家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回应，寻找到传统的哲学资源。
中国思想史这门学科的使命，乃在于潜心到过去的生存境遇下，考察古人的思维过程。田浩教授的《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这本成名作，在新发现的陈亮作品的支持下，具体探讨了陈亮思想的演变过程，尤其是在宋代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参照着两位论辩对手的具体阅历及性格，展示了陈亮、朱熹间的“道德与事功”之辩，从而再现了中国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历史性。缘此，《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被汉学宗师史华慈推许为自己所读到的“以西方语言叙述宋代儒学思想多种特征的最生动、最易理解的作品之一”。

《吕振羽全集(共10册)(精)吕振羽（1900－1980年）》全套共十册，它是一套自传文集。记录了吕振羽的身平事迹和所做的贡献。吕振羽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民族史、革命史以及通史研究。对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等诸多问题，提出过许多具有开拓性的真知灼见，学术成果颇丰。

中国古代社会，ISBN：9787303056804，作者：何兹全

本书是何兹全主编的《中国上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之一。内容包括：东汉末年城乡经济的破坏，依附关系到隶属关系、贫富对立到贵贱对立的过渡，国有土地的扩大化和国领民户的依附化，皇权、豪门强宗矛盾斗争的又一轮， 空虚无救中找解脱等，是何先生多年研究古代社会向中世纪演变的重要成果。

On December 26, 2004, giant tsunami waves destroyed communities around the Indian Ocean, from Indonesia to Kenya. Beyond the horrific death toll, this wall of water brought a telling reminder of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the many countries on the ocean rim, and the insignificance of national boundaries. "A Hundred Horizons" takes us to these shores, in a brilliant reinterpretation of how culture developed and history was made at the height of the British raj.

本书阐述了近代心理学在科学和哲学思潮的影响下，在西方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叙述了实验心理学的建立和它在德、奥、英、美等各国各种心理学派的发展情况。代表大会召开为止的时期。

当前，在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的同时，不少人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感到迷惘。
在经济改革攻坚克难之际，亟需正本清源，让大众搞清楚为什么要进行市场化改革，我们曾经走过怎样的道路，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吴敬琏教授将他关于改革最重要的三本专著《论竞争性市场体制》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结集出版，推出《中国改革三部曲》，完整讲述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故事，让不了解历史的读者坚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心。
这三部专著，系统地反映了吴敬琏对中国改革问题的思考。《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了中国改革的整个历程，体制变革与增长转型是贯穿其中的两条主线，它们也分别是《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和《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讨论的主题。三部专著，主线一以贯之，所论的问题承前启后，并伴随着改革的进程层次递进，均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发表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前，全面讨论了中国如何建立竞争性市场体制问题，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重要的理论奠基作用，入选“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运用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全面观察并深刻分析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囊括了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以来农村、国企、民企、外贸、金融、财税等各个部门以及社会保障、危机治理、政治体制等各种宏观经济和社会政治层面的改革历程。本书并非作者吴敬琏对于中国改革历程的一家之言，而是收录了各改革阶段中最主要、最有影响力的主流观点，既有各项改革措施之推动者的声音，也有反对者的声音，力争将最全面、最详实的内容呈现给读者。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是制定国家“十一五”规划前的一场大辩论的产物，详细地讨论了诸如为什么要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如何通过改革建立实现这一转型所需的制度环境等相关问题。这本书从初版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余年时间。但是，在那次大辩论看似已经取得共识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转型的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中国。
在现阶段以及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增速放缓、产业升级和转型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中国改革三部曲》的出版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是时势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