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福柯要撰写一部关于疯狂的历史？
为什么福柯会提出“人之死”？
为什么在福柯眼中，现代社会弥漫着毛细血管般的权力？
为什么福柯在临终前，又重新阅读起柏拉图对话录？
为什么福柯时至今日仍然令人着迷？
弗雷德里克•格霍的《福柯考》，无疑是回答上述问题的上佳引导。在本书中 ，身为福柯法兰西学院讲座整理人之一的格霍，不仅系统地考察了《古典时代的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等作品，还精准地指出在这些看似散乱的作品背后，究竟是何种动机、何种问题在主导着福柯思考的推进。最终，作者笔下所呈现出的福柯形象，是一位勇于行动、勇于思考的“说真话之人”。

本书是传播学领域里的一本名著，在对公共舆论的探讨上有重要的地位。作者经过数千次电话调查，搜集了无数各种各样的谣言分析研究的结果。阐明了人们只有掌握了谣言的规律，才能找出控制它或者反击它的办法。作者充分运用了“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生动地论述了谣言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与作用。
作者搜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法国流行的种种谣言，阐述了他们的起源和流传路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们、人们是如何利用谣言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他还分析了谣言在明星制度、政治、金融、商业行为中的作用，不仅着眼于谣言本身，更对谣言背后所附带的文化与社会背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本书是对被现代研究者称为“麻风病”的这种令人恐怖、被污名化的疾病所做的细致研究与探讨。首先从包括该疾病最初的描述在内的帝制时代的典型记录入手，进而追踪了该疾病与中国社会、政治领域的关系（传染理论促动地区乃至全国性隔离病人的努力）；宗教传统（佛教和道教将病人患病归于救赎），和不断演化的医学话语（中国医生已对麻风病病因争论了数个世纪）。麻风病甚至突然出现于中国民间故事中，将麻风病的传染扩散归咎于同不守妇道女子的性接触。
作者还将麻风病本身的历史置于殖民主义、种族政治学以及“帝国危机”的全球性大背景中来加以考察。19世纪末的全球性瘟疫大流行似乎正验证了西方人对于黄祸的恐慌，他们认为中国移民严重威胁到了公共健康。因此，控制疫病（如果无法消除的话），就成为了贯穿晚清帝国，国民政府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现代化、建立民族国家目标的一项中心任务。
消灭麻风病的魔咒是实现“卫生的现代性”和祛除与疾病相联系的文化经济落后的第一步。该著最后将中国关于麻风病的历史经验和公共卫生的大历史以及西方医学权力体制联系起来，从中探索中国对待疾病的中西视野中的文化和政治含义。

内容简介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一直是社会学的主要分支之一，也是经验研究方法运用得比较成熟的领域。《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学者分析中国》(三联书店，1996)翻译、收录了1996年以前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受到了国内学者的极大欢迎。《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是其后续之作，选译了1996年以来发表在美国主流社会学三大学刊《美国社会学评论》、《美国社会学杂志》和《社会力》上的关于中国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的12篇经典论文，提供了国际分析与比较的视角。
作者简介
边燕杰, 曾为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社会科学部主任，调查研究中心主任。现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经济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著有《中国城市的工作与不平等》(英文, 1994), 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2001)，《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2001)，《社会调查实践：论中国经验与分析》(2004)。自2003年起, 与中国人民大学李路路教授合作并主持“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的长期项目。
吴晓刚, 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 现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助理教授. 他的研究领域为社会分层与流动，劳动力市场与经济社会学，定量研究方法。目前的研究兴趣为改革时期中国的教育不平等的形成机制。他是2006—2007年美国国家教育学院斯宾塞博士后研究基金的获得者。
李路路,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系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流动，组织研究。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是美国著名学者、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于1976年出版的有关农民问题的著作，它集中体现了斯科特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研究特色。
作者在书中指出，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农民追求的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随后，作者从东南亚的缅甸和越南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特别是农民的反叛和起义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巨大冲击。作者据此认为，贫困本身并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迫使农民铤而走险，奋起反抗。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是一部真正从农民的角度出发，更为现实地考察农民生存和反叛问题的力作，它对研究亚洲乃至世界其它国家的农民问题，都有着极为现实的借鉴意义。

因为华南地理位置特殊，海外华人又大多来自于这一地区，所以在很早就成为海外社会认识中国的重要窗口。在人类学的经验研究方面，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原因，海外对于中国的调查，只能集中在海外华人社会以及港台地区。华南汉族社会结构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会体现出自身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如果将其置于全球化和国际移民的大背景下进行比较和研究，讨论在当地文化脉络中，为适应居住地生态和社会文化环境，汉族社会结构在其中的延续、变异和调适的动态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1996年3月，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谢尔曼驱车前往亚力克站报到。
亚力克站是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个“虚拟”情报站，在组织结构图上，这个站点被标为“恐怖分子资金链”，隶属于中情局反恐中心。实际上，它的工作就是追踪一个人的活动——奥萨玛•本•拉登。
亚力克情报站已经搜集了35卷有关本•拉登的资料，这35份卷宗描绘了一个以救世者自居的亿万富翁。他出身的家族规模庞大且极具影响力，与沙特王国的统治者关系密切。他自己也因为在阿富汗发动反对苏联入侵的“圣战”而名声大噪。
1996年8月，本•拉登在阿富汗的一个山洞里向美国宣战。之后的时间里，谢尔曼独自一人继续对他进行调查。谢尔曼绘出了基地组织的网络分布图，他发现组织的很多同伙都和美国有关，他断定这是一个以摧毁美国为宗旨的国际恐怖组织。可是，当谢尔曼想与上级讨论此事时，上头却连个电话都不回。
无人理睬的谢尔曼，只能独自思索那些日后每个人都会去想的问题：这个组织从何而来？它为什么单单选择攻击美国？怎样才能阻止它？
他就像是一个观察着载玻片的实验室技术员，那上面是一种前所未见的病毒。在显微镜下，基地组织的致命特性开始显露出来。这个组织很小（当时只有93名成员），但它是更大规模的激进运动的一部分；这种运动遍及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国家。
最可怕的一点是，几乎没有人重视它。它太怪异、太原始，也太遥远。然而，基地组织绝非只是来自7世纪阿拉伯的古董，它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现代工具和现代思维。这并不奇怪，因为基地组织的故事，其实是不久前从美国开始的。

本书是第一本专门论述音乐学和“性别差异”理论的人类学文集，包括本书编者露丝·索莉教授在内的16位美国和加拿大学者，从不同角度探索了音乐学理论和音乐文化语境中，和社会性别与性有关的、无所不在的差异。

文化进化理论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语言是人类进化的关键因素
在本书中，作者凯特·迪斯汀提出了一种文化进化的理论，并表明了它如何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按照迪斯汀的观点，人类分享信息的渠道不仅有口语和手势语等自然语言，也有人工语言，即文字和乐谱等人类自身创造的媒介。所有这些语言均使人类能够接收和传递文化信息资源中的各种变异，并为文化的进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机制。人类的这种元表征能力——对自身思维的思考——加速了文化的进化，因为它可以使文化信息从各种具体语言的概念约束中解脱出来。
迪斯汀运用了本书中所概述的文化进化理论，并将其与经济学、语言学和发展生物学等学科相结合，为我们展示了她对人类文化复杂性和多样性独到的理解视角。
为何只有人类的文化是累积性的，依旧是个谜题。作者认为人类的大脑可以表征信息（即所谓的元表征能力）使人类独有的复杂文化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她认为，元表征首先在句法知识上得以表现，接着通过人工语言形成的信息的储存和传递得以扩张。作为信息的存储器，人工语言有很明显的长处——稳定、耐久，且可近乎无限扩展，这些特征也使文化信息的增长和多样发展成为可能。作者迪斯汀的方法给人类进化这个难题带来了崭新的视角和见解。
——Robert Aunger, 生物人类学家，伦敦卫生及热带医学学院
作者将她的观点和证据在本书和她的上一部著作《自私的模因》中清晰地罗列出来。本书的章节分布清晰，很多引文都引自最近的语言学、模因论、生物学和文化进化理论研究，对我们理解人类文化的发展非常有帮助。
——Rebecca Wells-Jopling,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人类发展与应用心理学系

本雅明是德国著名哲学家、文艺理论家。本书精选了本雅明最精彩的文章.

《社会学》（第5版）是一部带有教科书性质的著作，世界上许多大学都将其作为社会学系的首选教学参考书，目前有多种语言的译本。与本书配套的还有网上的参考资料。该书的中文版第4版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学术和市场影响很大。

当社会学家碰到音乐家，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呢?当犹太裔的社会学家倾听日耳曼音乐家的音乐，会是什么光景? 且来看看这本社会学大师写音乐大师的奇书：长寿却饱受流离之苦的埃利亚斯，用社会学来研究短寿却享尽身后盛名的莫扎特。 本书阐明了天才发生的内因和外因，是音乐社会学与文化社会学的重要作品。
这是一部音乐社会学的名作，是一本社会学大师写音乐大师的奇书，本书洞察莫扎特介乎天才与小丑间的悲欣人生的同时，也深入了社会学大师埃利亚斯广阔的思想世界。

《音乐社会学：音乐的理性基础与社会学基础》是引进的一本音乐社会学著作，为音乐社会学学科的奠基之作。分为七章，依次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论证：与旋律有关的和声检验、与其他地区比较的西方音乐音阶体制研究、对解决音乐体系中的多音性和多响性方案的评论、检验乐器作为音乐理性化载体的角色。

阿多诺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他自幼学习音乐，熟知西方音乐史，又钻研过西方各派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形成了以社会批判理论和否定的辩证法为主线的哲学思想，并用这种哲学思想去研究20世纪欧洲的新音乐，《新音乐的哲学》就是其成果之一。
本书包括三篇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论文，早的一篇是1940—1941年写成的《勋伯格与进步》，第二篇是时隔七年之后写成的《斯特拉文斯基与倒退》，后一篇是在两篇文章结集出版时（1948年）撰写的“导论”，目的是要说明为何要选择新音乐中的两个极端的代表人物作为论述的对象、概括论述新音乐总的发展趋势和特征以及《新音乐的哲学》所用的方法。
每当精神产品被遗弃并被放透到历史之中，纯粹的时间进程代替了现实事物发展的地位时，如下怀疑就得到了证实：那种精神产品并未被人们所熟悉和掌握，而且还受到了排斥。但《新音乐的哲学》所带有的锋芒却可能有益于现今的音乐状况。

这是第一本系统、深入研究清代地方政府的作品。本书系统分析了清代州县官的职能及其运作，包括：征税，司法，长随和幕友的使用，对于书吏和衙役的依赖，以及公堂或衙门内的办事程序等。作者通过各种手本和札记，同时参考大量的官方资料，全面考察了在清代地方政府正式体制中的非正式人事因素的运作，特别考察了地方精英或乡绅对政府管理过程的参与，深入考察了地方利益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关于中国地方行政运作的图解。
《清代地方政府》是一本极为重要的书，其目的在于描述、分析并解释清代州县地方政府的结构和功能；作者也希望此书有助于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并且为官僚政治与行政学研究提供资料。他的目的和希望都出色地达到了。
在中国政府及行政的研究领域中，此书前进了一大步。由于对资料拥有广泛的知识，并具有洞悉内幕的见解，他提出了关于中国最低层政府的第一部有意义和可靠的研究。

本书是瞿同祖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是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清代地方政府的实际构成及其实际运作模式的著作，也是第一本系统、深入研究清代地方政府的作品。作者通过各种手本和札记，参考大量官方资料，系统分析了清代州县官的职能及其运作。最重要的是，其重心在于政治或政府体制中的个人及其行为，在于对政治制度体制传统的完整性认识，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关于中国地方行政运作的图解，引导我们去把握近古中国地方政府体制和运作的传统。

Game theory--the study of how people make choices while interacting with others--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technical approaches in social science today. But as Michael Chwe reveals in his insightful new book, Jane Austen explored game theory's core ideas in her six novels roughly two hundred years ago. Jane Austen, Game Theorist shows how this beloved writer theorized choice and preferences, prized strategic thinking, argued that jointly strategizing with a partner is the surest foundation for intimacy, and analyzed why superiors are often strategically clueless about inferiors. With a diverse range of literature and folktales, this book illustrates the wide relevance of game theory and how, fundamentally, we are all strategic thinkers. Although game theory's mathematical development began in the Cold War 1950s, Chwe finds that game theory has earlier subversive historical roots in Austen's novels and in "folk game theory" traditions, including African American folktales. Chwe makes the case that these literary forebears are game theory's true scientific predecessors. He considers how Austen in particular analyzed "cluelessness"--the conspicuous absence of strategic thinking--and how her sharp observations apply to a variety of situations, including U.S. military blunders in Iraq and Vietnam. Jane Austen, Game Theorist brings togethe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social science in an original and surprising way.

这本《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是著名的现代儒学学派的代表人杜维明先生所编写的，书中阐述了新儒学和旧儒学之间的差别，对产生这些差别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您了解儒学的发展和其他一些学科的相关联系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本书的两位作者全面考察了文献中介绍过的词汇化的各种概念，根据当代语法化的研究，她们提出了词汇化和语法化的一个全新的统一模型。她们的方法是用英语历史中的各种个案研究来说明的，包括现在分词、多项动词、副词、话语标记以及来自其他印欧语言中的一些例子。作为首次对词汇化研究各种方法的综述，本书对于研究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演变的学生和学者来讲，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Combining principles of individual rational choice with a sociological concep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James Coleman recasts social theory in a bold new way. The result is a landmark in sociological theory, capable of describing both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social systems.
This book provides for the first time a sou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linking the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to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then to society as a whole. The power of the theory is especially apparent when Coleman analyzes corporate actors, such as large corporations and trade unions. He examines the creation of these institutions, collective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processes through which authority is revoked in revolts and revolutions.
Coleman discusses the problems of holding institutions responsible for their actions as well as their incompatibility with the family. He also provides a simple mathematical analysis corresponding to and carrying further the verbal formulations of the theory. Finally, he generates research techniques that will permit quantitative testing of the theory.
From a simple, unified conceptual structure Coleman derives, through elegant chains of reasoning, an encompassing theory of society. It promises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social theory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alcott Parsons’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in 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