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犁河流域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明》是苏联时期出版的一部非常有影响的考古学专著。《伊犁河流域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明》汇集了伊犁河下游地区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并对考古学遗存的族属、年代以及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古代人类的经济形态、社会组织形态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这一研究成果，对中国境内伊犁河上游地区同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价值。《伊犁河流域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明》俄文版出版至今已近五十年了，但一直没有中文版问世，这对中国考古学者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帝国时代之前的吐蕃和中亚、进入中央亚洲之路、吐蕃帝国的西进、大食和西突厥人、突骑施联盟、唐朝和大食、后期帝国等。

本书所说的敦煌图像研究，含两层意思：一是敦煌石窟中绘塑些什么题材？二是为什么要绘塑这些题材？
本书第一、二章本可以合二为一，但考虑到北凉石窟的独创性，最终还是决定分开写。这两章的第一节都是写窟产生的历史背景，但在写法上不是从泛论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着手，而是通过摘录河西走廊大量禅僧习禅的文献记载，对照现存禅窟贵例，来证明“凿仙窟以居禅”，或“入定窟以澄神”的历史必然性。第二章以大量的文字论述“入塔观像”。“塔”即窟内的中心塔柱，“像”指中心塔柱龛内的造像。第三章许千佛图像，研究对象由中心塔柱转向四壁。千佛图像系中国僧人的独创新，现存实物景最见于靖炳灵寺第169窟，西秦绘，然后向东见于天水麦积山、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石窟，向西见于武威天梯山、张掖金塔寺、酒泉文殊山、族煌莫高窟以及新疆地区诸石窟，最后又反馈到古代印度。第四章讲三世十方堵佛，这是对千佛图像的进一步分类研究。现在已经在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石窟内找到三世十方诸佛的造像题名，足以证明这些图像对于僧尼而言，主要是坐禅观像用的。第五章讲各种本生图，这在禅经中属于法身观。第六章讲佛传图。第七章讲因缘故事图。这两章在禅经中都属于生身观。加之北魏未西魏初主政敦煌的东阳王元荣，又十分迷帝释天与梵天，于是建于西魏的莫高窟第249窟窟顶北、南坡出现了帝释天与梵天巡游太空的图像。这种图像，一直延续到隋代。第八章就是专讲这个问题的。西魏时期，在儒、释、道三教融合思想的影响下，莫高窟出现一些新图像，形象是中国传统的神话人物或者禽灵兽，而反映的思想内容却是佛教的，例如供用伏羲、女娲形象表现佛教的宝应身菩萨与宝吉祥菩萨。第九章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

“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渊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地区。尽管各史所记“西域”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
我们今天使用“西域”这一名称，一般有广狭两义。广义指古代中亚，狭义指历史上的新疆。《西域通史》所谓“西域”，取其狭义，然在叙事过程中，往往越出新疆的范围，视各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而定。
一部合乎要求的通史，应该吸收、消化已有的研究成果，使更从的人能利用这些成果。因此，作才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深入浅出，即在充分利用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尽量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明白易懂的文字将“西域”历史的大致轮廓勾勒出来。

本书收录作者近20年来从事西域研究的论文26篇，体现了作者通过文献梳理历史的学术途径。作者认识西域文献的特性，概括为“载体的丰富性、文字的多样性、时间的悠久性、表现的世界性”四个方面，本论集对于西域文明的漫长历史空间、不同文献载体，都有所涉猎。文献不论新旧，而采铜于山，在西域文化的诸多问题点上，均有所创获。

本书结合气候、地理、环境变化、历史、考古等多个学科知识来分析了丝绸之路沿线游牧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动力，特别作为游牧及游牧经济发展的首要工具马的驯养、马车的起源和发展历史，结合众多资料确定了游牧经济的起源地，以及游牧经济发展各个阶段的情况。丝绸之路沿线的人群在红铜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迁徙、商品的运输和贸易情况，中亚东西部及欧亚草原人群的相互关系。

本书由梅维恒先生授权我国知名语言学家徐文堪先生根据国内学界的具体状况辑编，所收12篇论文略依时代和主题排列。1～3篇主要涉及新疆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和上古时期中西交通，包括吐火罗问题。4～6篇为语言学论文，特别关注汉语语言史与梵语和佛教的关系。7～11篇均与敦煌吐鲁番学相关，对唐五代变文的研究是其重点，还讨论了《心经》诸本与《西游记》的关系。第12篇是与著名语言学家、台湾“中研院”院士梅祖麟教授合撰，讨论近体诗与梵文诗律的关系，对沈约的“四声八病”说作了深入分析，是继陈寅恪先生名作《四声三问》之后的一篇精心杰作。除上述12篇外，梅氏于2010年写成长文《近三十年来北美中国语言研究的进展》，涉及汉语与内陆欧亚语言关系的研究情况，此文由其学生、密歇根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杨继东博士和匹兹堡大学博士生崔捷先生合译为中文，并附详细书目，故作为“附录”收入。

《耆婆書》（Jãvaka-pustaka）是敦煌出土的梵文于闐文雙語醫書，入藏倫敦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編號為Ch.ii 003。《耆婆書》約抄寫於公元十一世紀之前。它現存為四個部分，有醫方精選集的特點，屬於印度「生命吠陀」體系，其中還有佛教影響的痕迹。《耆婆書》的于闐文本反映了它是印度「生命吠陀」醫學與于闐本土醫學知識交流和融合的產物。(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叢刊10)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其上篇为“耆婆及其医药方研究”，共有六章。首先列条《耆婆书》的内容与结构特色，通过与印度古代医典的一些比较，将《耆婆书》的医学成就揭示出来；其次，考察印度古代其它医典中的耆婆医药方；然后，主要以佛经为基础，研究各语种文本中耆婆故事的文学价值；分析耆婆从人间医生到天神的形象转变，揭示曾经在西域流行过并影响我国的耆婆信仰现象。最后，将《耆婆书》与中医典籍中的耆婆医药方进行比较，阐明耆婆医药方在中印医学交流史上的意义。下篇为“敦煌《耆婆书》梵文本翻译”。在附录部分，为了明了具体的词汇解读，以前8个药方为例，将每颂中的主要梵文词汇进行考订，并解释其与古典梵语比较所出现的词形变化。本书还提供一个主要词汇表。

弁言
本書所收錄的是筆者一九七八年以來關於中古時期西域史地與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文章。蒙師友不棄，现又刊出獻給讀者。其他一些涉及中古于闐史地和近代中國邊疆與文化交流的篇章將另行结集出版。值此刊印之際，謹向讀者作兩點說明。
多年以來，筆者感到西域的歷史和文化内涵之豐富，值得人們像法國年鑑學派費爾南·勃勞戴爾《Fernan Braudel》處理地中海世界那樣進行一番架構，進行綜合研究。當然，研究西域的困難遠在研究地中海區域之上。可是，西域具有的魅力舆地中海區域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特别是在多元文化的匯聚和交流方面。舉世對陸地絲綢之路的研究盛而不衰就是明證。筆者久留意於此，所撰諸文雖然局限於一時、一地、一事，但心目中無時或忘西域的時空間架和文化匯聚的背景，力圖通過一時、一地、一事的叙述說明較長時期的歷史發展面貌，提示西域史地和中西文化交流有諸多棱面可供研究。
研究西域史地和文化交流，利用當地文字資料與考古文物和利用漢文文獻同樣重要。由於種種原因，當地出土文獻和考古文物資料大多近年始被人們利用，特别是許多西域古文字文獻晚近始經西方學者系统刊佈和解讀考释。在這方面，筆者不無遺憾地告知讀者，限於當時的條件，在寫作遇程中，某些敦煌和西域出土史料未抉出，個别海外發表的重要論文未寓目，阿拉伯等文獻的徵引不盡合乎學術標準，中文俄文的考古文物資料未利用充分。集中諸文，敬請讀者視為筆者努力利用多種史料的一種嘗試。
多年來，我深深感激恩師鄧廣銘先生、季羡林先生的栽培和提攜。我也非常感謝王小甫，榮新江兩位弟子，他們青出於藍勝於藍，實際是我的學友。他們對集中諸文多有所訂正補充，使我享受到了學友之間切磋琢磨之樂。當此學術出版困難之際，上海古籍出版社為推動祖國學術的發展而作出許多可貴的努力，承蒙也將此集出版，謹在此深表謝忱並致崇高的敬意。
張廣達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於巴黎
目錄
弁言 (1)
碎葉城今地考 (1)
唆里迷考 (31)
關於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語詞彙》與見於此書的圓形地圖 (57)
劉郁《西使記》不明地理考 (83)
唐減高昌國後的西州形势 (113)
吐蕃飛鳥使舆吐蕃驛傳制度――兼論敦煌行人部落 (175)
唐代禪宗的傳入吐蕃及有關的敦煌文書 (189)
有關西州回鵲的一篇敦煌漢文文獻――S6551講經文的歷史學研究 (217)
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 (249)
論隋唐時期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的幾個特點 (281)
九世紀初吐蕃的《勅頒翻譯名義集三種》――bkas bcad rnam pa gsum (311)
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區的般次和使次 (335)
蒙元時期大汗的斡耳朵 (347)
古代歐亞的内陸交通――兼論山脈、沙漠、绿洲對東西文化交流的影響 (373)
伊本·胡爾達兹比赫《道里邦國志》中譯本序言 (393)
海舶來天方 絲路通大食――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歷史聯繫的回顧 (417)

由于突厥最早来源于丁零，而丁零在魏晋南北朝时称为高车（敕勒），敕勒在隋唐时称为铁勒，而突厥、回纥、薛延陀都是属于铁勒的分支。丁零、高车既与突厥有民族渊源关系，而回纥、薛延陀的历史又与突厥的历史错综复杂，关系密切，故本书把丁零、高车、回纥、薛延陀各族的历史也略为涉及，以便把突厥族的历史面貌描绘得更为分明。
本书为继拙著《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1979年再版）之后，第二本关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著作，故撰写体例大体上与前书同。
突厥史一如匈奴史，是一门所谓“世界性”的学问，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国家都有人在专门研究它，并成为世界突厥学的一个内容。但在传统上，外国突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大多侧重于突厥语言、文字，因此对于突厥史，特别是六至八世纪活跃在我国历史舞台上的突厥族的历史，远远不如研究突厥语文那样兴盛，研究成果也不如突厥语文方面那样多。

公元840年，称雄蒙古高原近百年的回鹘汗国破灭。回鹘部众西迁至天山南北两麓，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西州回鹘王朝。原属游牧文明的回鹘人吸收汉人及当地族群的文化，发展出独特的西州回鹘文明，深刻改变了中亚东部的族群和文化面貌。他们在9至13世纪控制着丝绸之路天山南北两道，是唐元之间中原与西方交流的纽带。

涉及古族、古国,必须关 注特定时空背景;语言、文字不能与民族等同;种族与民族不能等同;它们又都必然在交融中发展.考古遗存必须总体把握,才可认识其民族个性,切忌抓住点滴枝 节,就与民族联系

自汉代张骞“凿空”以后，中国人习惯上将河西走廊玉门关以西的广大地区称之为西域。广义上的西域包括西亚的条支、南亚的身毒和亚洲以远的大秦，而狭义上的西域主要指以天山为核心的中亚地区。西域的历史，特别是以天山地区为核心的西域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
西域的天山是亚洲中部的一个重要山系，它东近阿尔泰山，西瞰河中之地，由数列东西向的褶皱断块山组成，并伸展出一些支脉。它有若干盆地、河谷和草原，给畜牧和农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又控扼着古代欧亚大陆上最重要的东西交通线——丝绸之路，是世界上几大文明的交汇点。
自古以来，许多民族在这一地区生活过、活动过。公元6世纪阿史那突厥兴起后，很快发展到这里。唐朝和吐蕃分别于8世纪中后期和9世纪中期无暇顾及西域以后，突厥语诸部族成为天山地区的主要政治势力。10世纪中期，西部天山地区的突厥语诸部族开始较大规模地文化转型，并且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发展出初步的新的文化。西辽和蒙元时期，虽然有大批游牧部族从漠北进入天山地区，但这并没有改变突厥语诸部族是天山地区主要居民的局面，也没有中断这一地区文化转型的进程。本书以天山地区为核心，探讨8至10世纪突厥语诸部族在西域（狭义上的）地区的活动以及文化转型在突厥语诸部族中发展的情况。
近代以来，国外许多东方学家都关心突厥语部族在西域地区的活动，探讨过8至10世纪天山历史的某些问题。并且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与这段历史有关的史料，特别是中世纪阿拉伯文、波斯文等史料已在西方整理出版。同时，突厥文碑铭的释读和突厥学的发展，以及19世纪后半期西方人开始对天山地区的实地考察，也为西域地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动力。
本世纪初以来，与西域地区历史特别是8至10世纪这段历史有关的最重要成果见于巴托尔德（B．B．Barthold）的一系列论著。这位著名的俄国／苏联学者几乎研究了所有涉及这段历史的阿拉伯、波斯史料，探讨了许多重大事件，勾划出了其历史线索。他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1898一1900）、《七河史纲》（1893）、《中亚科学考查报告（1893—1900）》、《突厥斯坦简史》（1922）、《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926）等论述至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仍是我们研究的入门书和寻找阿拉伯、波斯史料的向导。不过正如巴托尔德本人所承认的那样，他不懂汉文，不能直接利用汉文文献，因此他的研究主要依靠阿拉伯、波斯史料，侧重于西部天山地区。
本世纪上半期研究有关阿拉伯、波斯史料的另一位大家是米诺尔斯基（V．Minorsky）。米诺尔斯基整理、翻译、研究、注释了《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马尔瓦兹（A1-Marwazi）著作的有关篇章和《塔米姆回鹘游记》等，这些史料和米诺尔斯基的研究对本文有直接意义。他的缺陷也在于不能直接利用汉文文献。
直接利用汉文文献进行有关研究的学者首推沙畹（E．Chavannes）和伯希和（P．Pelliot）。沙畹的《西突厥史料》可以被看作是西方学者直接利用汉文文献并结合其他史料研究突厥语部族在天山地区活动史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至今仍为国内外学者所利用。不过沙畹的研究以8世纪中期为下限，而我的研究正由此开始。
伯希和具有广博的语言学知识，熟悉中国古代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细部研究。虽然他并未系统论述8至10世纪以天山为核心的西域历史，但他涉及了这段历史中的许多问题，不容忽视。
本世纪50年代以后，与本文有关的、直接利用汉文文献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是哈密屯（J．R．Hamilton）。他的《五代回鹘史料》、《钢和泰藏卷杂考》、《托古兹古思和十姓回鹘》，我们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不过他的研究对西部天山地区的历史涉及较少。
在研究西域地区史方面日本学者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能广泛利用汉文文献，又较早接触到西方的研究。本文利用了许多日本学者的成果。在日本学者中，安部健夫最早全面研究了8至10世纪整个天山地区的历史。他在《西回鹘国史的研究》（1956）中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见解。不过他处理史料的方法和直接利用史料的范围，使他的许多重要结论与历史原貌相差较远。在日本老一辈学者中，羽田明提出了一些重要课题，他就此发表的一些论著虽然并没有超出当时西方学者的研究水平，但他的上述见解为今后研究的深入指出了一条道路。
40—50年代以来，前苏联对西域地区历史的研究有许多成果，如对西部天山地区中古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对有关文献的整理、出版，前苏联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编写出版的大部头地区通史等等，对我们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不过就本文论及的时期内西域地区史而言，前苏联学者的研究侧重于西部天山地区．对汉文材料的研究也不够。
国内对以天山地区为核心的西域史的注意可以追述到19世纪中叶西北舆地之学的兴起。本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接触到西方和日本的研究成果及治学方法，研究有所深入。但从整体上看，国内对8至10世纪这一地区历史的研究，在本世纪70年代末以前仍远远落在外国学者的后面。“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国内的研究水平有了不少提高，缩小了与国际水平的差距。
对我们的课题而言，最近一二十年以来国内外研究成就中有两方面特别重要。首先，对和田塞语文献（于阗语文献）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可以在汉文、阿拉伯、波斯文、中古突厥语文等史料之外，利用一种新的当地文献。这种文献不仅增加了某些历史细节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它还提供了一些时间座标。其次，在国际藏学发展的推动下，一些学者重视利用藏文史料，结合汉文等文献记载，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吐蕃在西域活动的论著，弄清一些历史疑点，为我们研究突厥语诸部族在天山地区的活动扫除了一些障碍。
总之，我们希望在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汉文、阿拉伯、波斯文和其他文字的材料，描绘出一幅有关8至10世纪西域地区突厥语诸部族活动史的更清晰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