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是作者傅芸子先生20世纪30年代赴日考察奈良正仓院所藏藏品，对这些古物，尤其是中国文物所作的详细记录与考证。正仓院所珍藏的古物系日本圣武天皇（701—756）生前最喜欢的贵重物器，其中包括大量我国唐代东渡的文物珍品，大部分在我国已佚，此书是第一部中国学人研究正仓院的专著，在考察中国唐代历史文化、工艺美术史以及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均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此次出版还增加了百余幅正仓院藏品的精美插图，以飨广大艺术及考古爱好者。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把1913－1945年的美国对外关系视为解决（国家）身份困惑与追求（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作者王立新在兼顾这一时期重大国际事件和外交政策的同时，主要考察了美国在20世纪初期崛起为世界强国，如何思考和界定自己的国家身份和国际角色，如何运用自己强大的实力对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加以改造，并试图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建立一套国际新秩序。作者使用历史叙事、档案研究、跨学科的写作方法，从中国学者的现实关怀出发，提出了理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对外政策的新角度，对新的国家身份和国际秩序的追求，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阐释这一时期美国对外关系的新框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对自由国际主义的内容和影响、保守国际主义外交思想和国际秩序观念、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外交大辩论的过程和意义、富兰克林·罗斯福对威尔逊国家秩序思想的发展、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缺陷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中国古代的政治史，实际上是一部谣言史，形形色色的谣言，被野心家炮制，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他们搜罗穷尽，极尽附会，只为那天命所归的政治合法性。栾保群先生将这些权力斗争中的谣言与谶语从史书中搜刮出来，按照时间、事件，写成一部别具一格的历史普及读物，正史野史信手拈来，以风趣幽默的语言掀开极具迷惑性的预言面纱，揭露古代谣谶编造者的真正用意，并窥得谣谶在民间的流传与演变。

在我国古代，国家采用科举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所谓科举，本来就是“以文章取士”，这个“文章”包括了诗赋及骈、散各体文。所以科举自身就是取士制度与文学的结合体，而将“科举”与“文学”联系起来进行交叉研究，唐、宋时代的学者便已肇其端；以现代理论和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则始于上世纪。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在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现在已有了很好的成就。作者受他们启发，于是对宋代的宋代科举与文学进行研究，数年来，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本书从科举制度研究、科举文体研究、科举与各种思想文化之关联互动研究、科举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等四个方面，分十九章进行论述，资料详实，分析具体，有很好的学术价值。

本书对白莲教的产生、渊源和教义、传播和演变、被禁和复教，以及与明教的关系，与弥勒净土信仰的关系，与元末农民战争天完红巾军、大宋红巾军的关系，与大明国号的关系等问题皆作了清辟的分析，并对著名史学家吴晗《朱元璋传》、《读史札记》中的相关观点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本书论从史出，视野开阔，逻辑严密，文字洗炼，实为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专著。作者的前期研究论文已引得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小川贯戈的重视，此次以专著形式推出，必将受到海内外学术界更多的关注。此次全新推出，增补了一份重要的元代白莲教的相关文献。

本书利用出土简牍、传世文献和考古调查发掘资料，从吏卒的来源与退役、工作与休沐、功过与奖惩、物质生活、医疗卫生状况与死亡抚恤、精神文化生活以及河西汉塞的社会生态等方面，对汉代河西地区屯戍吏卒的生活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细致讨论。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对汉代社会历史状况的认识也得以加深。

《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内容简介：隋唐五代的历史大约400年，其核心是唐。这不仅因为有唐一代时间居中，且绵延近300年。更重要的是，从工艺美术考察，唐代的成就最辉煌、影响更深远，而隋可视为唐前期的酝酿，五代该看作唐后期的延续。因此，《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的讨论将以唐代为中心。
所谓唐前期是指初唐和盛唐，唐后期则指中唐和晚唐。风云变幻的大唐史事历来引人关注，为做出更加细致地解说，将唐代分为初、盛、中、晚已成史家通例，不过，如何界说却因关注对象的区别、认识评价的差异而人言人殊。前期，所指为隋和初唐、盛唐，后期，所指为中唐、晚唐和五代。
同前期与后期的工艺美术差异相比，初唐与盛唐、中唐与晚唐的区别无疑有些模糊，不过，依然可以辨识。它们的划分均以君王统治的起讫为界断，主流工艺美术也是封建政治的物质体现，而君王则是封建政治的代表，他们的好恶总要左右工艺美术的走向。至于《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选择的两位君王，对工艺美术，都有作为。武后临朝是盛唐的开端，武氏革命，雷厉风行，在那众多的改易中，也包含了服色、绣文等重要的工艺美术内容，并且，还有天枢、九鼎等令人瞠目的特大型的工艺造作。文宗践阼是晚唐的启始，这位受制于宦官的短命天子虽乏帝王之威，却慕帝王之道，其崇俭抑奢、改易品官常服花纹等种种举措也令工艺美术的面貌多少改观。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目录：
第一章 绪论：“农民模式”还是“反农民模式”？ 1
一、作为“发展中社会”的俄罗斯 1
二、俄国道路的“农民背景” 3
三、“反农民”还是“农民化” 8
四、“农民”与“农民社会”的定义问题 13
五、俄国的“农民”与俄国的“知识分子” 21
第二章 农村公社与“俄罗斯精神”的起源 31
一、“诸种文明会聚”的大平原 31
二、维尔夫公社与基辅罗斯 35
三、“黑乡”、“黑地”与“黑农” 43
四、从自由米尔到农奴制米尔：“土地公有制”的出现 51
五、“公社”起源与土地重分制的起源--关于“公社论战”的新评价 55
第三章 “公社世界”的鸟瞰（上） 70
一、土地“公有”，定期重分 71
二、连环保与“大锅税” 75
三、劳动组合与“共耕地” 78
四、强制聚居与强制耕作 85
第四章 “公社世界”的鸟瞰(下) 91
一、“村社民主”与“畜群式管理” 91
二、“集体表象”与村社思维方式 105
三、村社“平均”与等级壁垒 110
四、农奴制、专制主义与农村公社 116
第五章 从“要否分家”之争到“如何分家”之争 129
一、躁动的乡村：离土离乡不离“农”的困境 129
二、农奴制改革：第一次“父”夺“子”利 142
三、“父不父，子不子”：两次改革之间的村社与时局 152
四、1905年革命：“如何分家”之争 162
第六章 从“如何分家”之争到村社复兴运动：由改革走向革命的村社俄国 179
一、斯托雷平改革：第二次“父”夺“子”利 179
二、“斯托雷平奇迹”：甜头与酸果 190
三、走向村社复兴之路 202
第七章 灰色的、青色的与红色的：村社的变迁与俄国思想界(上) 217
一、村社的困境与政治--思想界的尴尬 217
二、“路标”改变：自由主义的没落 222
三、从革命民粹主义到“警察民粹主义” 235
第八章 灰色的、青色的与红色的：村社的变迁与俄国思想界(下) 258
一、社会革命主义：村社危机与民粹主义复兴 258
二、民粹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双向异化 275
三、“雪崩”在宁静中酝酿 293
结语与余论 从奇吉林到卢多尔瓦伊：公社传统与俄国历史的怪圈 311

全书以“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清华竹简”为依托，注重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彼此印证、阐发，对出土竹简进行了编联次序的整理、研究，结合竹书研究成果，参考后世文献如《孟子》、《战国策》、《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对《六德》、《五行》、《民之父母》、《君子为礼》等篇的思想源流、篇章结构、文本流变等问题进行了条分缕析。特别是对《申公臣灵王》、《平王与王子木》、《令尹子春》等问题的研究，参照《水经注》、《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等后世文献，解决了“楚族源”、“芈姓族人南迁的时间和路线”、“夔国历史地理与文化遗存”等千年谜题，启发后学新思，可谓别开生面。

过去出版的论著和图册中，法门寺文物图饰的出土状况有所反映，却不够丰富、全面，而《法门寺文物图饰》的一大亮点，是用显微镜，将一些重要文物的细部，分解、放大、特写，肉眼难窥内在特质的底蕴，淋漓尽致的凸显在眼前，为更有成效的认识、研究它，提供了准确依据。《法门寺文物图饰》将一些重要文物图饰，进行了自上而下、从外到里，全面的立体展示。

《藏学概论》是藏学研究的学术专著。全书共八章，分别论述了藏族的语言文学、考古、历史、宗教、文学、艺术、医药、天文和历法等学术领域的主要内容以及国内外学者在这些领域的研究状况和主要成果，内容全面系统，材料取舍合理，语言叙述清楚。着重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藏学研究所取得的新的成果和学术研究水平，是《藏学概论》的一大特点。
《藏学概论》既可为关心西藏和藏族文化的读者提供一部高水平的知识读物，又可作为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相关课程的教材。

本书以商周时期的臣、小臣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商周时期臣、小臣的身份和性质，进来研究从此引申出来的商周历史的问题该书通过对特定社会称谓和社会身份的研究，说明当时的政治结构、礼制传统与文化风格，选题有较高学术价值。

本书纵观了从汉代到本世纪上半叶民间宗教教派的历史以及与佛教各宗、道教、儒教、秘密结社、农民战争的关系、印度教的历史等。全书共20余万字。该书系美籍加拿大学者欧大年的学术代表作,1976年由哈佛大学出版，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全书共分9章。

Practicing Scripture is an original and detailed history of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religious movement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Non-Action Teachings, or Wuweijiao, from its beginnings in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in the prefectures of southern Zhejiang to the midd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hen communist repression dealt it a crippling blow. Uncovering important data on its beliefs and practices, Barend ter Haar paints a wholly new picture of the group, which, despite its Daoist-sounding name, was a deeply devout lay Buddhist movement whose adherents rejected the worship of statues and ancestors while venerating the writings of Patriarch Luo (fl.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a soldier-turned-lay-Buddhist. The texts, written in vernacular Chinese and known as the Five Books in Six Volumes, mix personal experiences, religious views, and a wealth of quotations from the Buddhist canon.
Ter Haar convincingly demonstrates that the Non-Action Teachings was not messianic or millenarian in orientation an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other new religious groups and networks traditionally labelled as White Lotus Teachings. It combined Chan and Pure Land practices with a strong self-identity and vegetarianism and actively insisted on the right of free practice. Members of the movement created a foundation myth in which Ming (1368–1644) emperor Zhengde bestowed the right upon their mythical forefather. In addition, they produced an imperial proclamation whereby Emperor Kangxi of the Qing (1645–1911) granted the group similar privileges.
Thanks to its expert handling of a great number and variety of extant sources, Practicing Scripture depicts one of the few lay movements in traditional China that can be understood in some depth, both in terms of its religious content and history and its social environment. The work will be welcomed by China specialists in religious and Buddhist studies and social history.

This pathbreaking book offers the first in-depth study of Chinese labor activism during the momentous upheaval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guing that labor was working at cross purposes, the authors explore three distinctive and different forms of working-class protest: rebellion, conservatism, and economism. Drawing upon a wealth of heretofore inaccessible archival sources, the authors probe the divergent political, psychocultural, and socioeconomic strains within the Shanghai labor movement, convincingly illustrating the complexity of working-class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i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t draws on abundant sources and studies which have appear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the early 1980sand which have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used i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从下述三个层面揭示了近代上海工人运动与中国政治的关系。第一层面“地缘政治，1839—1919”，追溯了上海工人力量在地理上与文化上的源流。裴宜理认为早期上海工人的反抗因籍贯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第二层面“党派政治，1919—1949”，描述了2 0世纪20－4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的基本状况，作者指出了外来的组织者是如何被迫接受在他们到来之前即已存在于工人中的传统观念——有时甚至与其思想信仰相抵触（例如有些共产党人开展工人运动的第一步就是加入帮会）。第三层面“产业政治”，对烟草、纺织和运输行业作了颇为详尽的个案研究，从而揭示出不同行业的工人在不同时期针对当时政治形势作出了何等的反应。《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为人们展示了一幅中国工人丰富多彩的画像，它的成功立足于大量原始资料：工人访谈录、工厂与政府档案、警方报告、干部回忆录以及其他迄今尚未公开的数据。作者驾驭资料之娴熟、高明，令人称道。